其实，《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本来是不存在的，诸葛亮的智慧并不像《三国演义》所说的那样神乎其神，那么神通广大，他当初的知名度，也没有那么大，这一切皆源于晋代，有一位崇拜他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铁杆粉丝，一共写了五篇文章，关于空城计的文章，是其中的第三篇。于是，空城计在他夸大其词的宣传下，以讹传讹地传到至今，同时也把诸葛亮推向了智慧和神者的巅峰，而那个人就是郭冲。
的确，在东晋王隐撰《蜀记》中，记载了郭冲说的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件事，其中第三件事便说，诸葛亮屯于阳平，派魏延率主力东向作战，自己只留下一万兵马守城。狡猾的司马懿却避开蜀军主力，率二十万兵马径直扑向阳平。待消息报来，魏军距城已经只有六十里了，离城和主力会合或让魏延回军救援，都来不及了。这时，众人惊惶失措，诸葛亮却“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司马懿疑心有伏兵，就“引军趣北山”。
但是，裴松之很早以前就对这个“空城计”做过辨析，就说明不可能有这件事。理由是，诸葛亮初屯阳平时，司马懿还在宛城为荆州都督，不可能与诸葛亮交锋。后来他由此攻蜀，又值霖雨，也没有打成，在这前后，就再也没有在阳平交兵之事。何况，司马懿率兵二十万，就算怀疑有伏兵，也不至于退军，他可以就近驻扎设防。还有，诸葛亮也不会让魏延领重兵单独行动呀。
还有一部分人说，空城计其实是赵云的事，而罗贯中把它附会到诸葛亮身上。历史上赵云确有空营退曹兵之事。而诸葛亮的空城计，就很难经得起考证。
按《三国演义》的说法，两军的军力悬殊是很大的，有说司马懿带了二十万大军的，有说司马懿带了十几万大军的，反正至少十万。这么多人马，司马懿把这个小城围起来不就可以了，等几日看看动静再说。至于他掉头就走，似乎不能仅仅用“多疑”二字作为司马懿突然撤兵的惟一理由。那样，似乎总显得过于草率了，况且也难圆其说。只要是一个中等智商的人，稍微地去想一想，就会有很多办法可以对付诸葛亮。比如，派出一支小部队先行攻入城去试探一下；或干脆先将城包围起来再说（反正他司马懿手下带着那么多人，而当时蜀正遭惨败，已不可能组织起任何强大的反击了），倒要瞧你诸葛亮弹琴，究竟能弹到什么时候？
但是司马懿没有，这些措施一样也没有！这些个连我们普通人都能想得到的、显而易见的现成办法，那一向以能征善战且老谋深算著称的司马懿，竟然都没有想到。面对眼前的那座小小空城，司马懿所做出的惟一反应居然是——退兵！实在是太不正常了！而这反常行为的背后，除非是隐藏着什么不为人道的玄机，不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了。
司马懿在面对“空城”时的反常举措，或许只有在那小小“空城”之外的更大空间里，我们才能寻找到合理的解说。
很多人都知道，司马懿一生的仕途，可谓是大起大落，充满着艰险。他经常会遭到他人嫉妒，因此就有很多政敌，做事时通常会受到多方的牵制。曹操在世时，一向对司马懿很有戒心。他曾对华歆说：“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曹丕即位后，司马懿一度被新主重用，青云直上，做官做到了骠骑大将军。后来到曹睿做皇帝时，司马懿领兵与诸葛亮对垒，在战场上成为诸葛亮的劲敌。战场上的数度交锋，诸葛亮是充分领教过司马懿的厉害。中国人的“聪明”就体现在，打仗也好，竞争也罢，不喜欢凭“实力”，不喜欢靠“真本事”。好比这诸葛亮吧，他就不太愿真刀真枪地去跟司马懿干。这诸葛亮每每遇到强劲敌手时，通常更喜欢跟对手搞阴谋。这不，他仅是利用曹睿对司马懿的猜疑，稍稍使了那么点儿坏，就把这堂堂的司马大将军拉下了马！
诸葛亮先使出“反间计”的坏点子，他派人到洛阳等地散布司马懿谋反的谣言，同时又四处张贴司马懿兴师废君的榜文告示。曹睿信以为真。而朝中司马懿的那班同僚们，像很多人这种时候通常都会表现的那样，纷纷地对他落井下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正肯替他求情说话的人是非常少的。幸亏大将军曹真可惜司马懿是个难得人才，上奏力保，司马懿才侥幸捡了一条命。
但他那显赫的职位自然是保不住了，他也只好回家养老去了。
风云变幻，诸葛亮出祁山伐魏，屡败曹军，曹魏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是诸葛亮的对手。眼看着，曹魏的江山危险了，而诸葛亮离梦想也不远了。
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耐人寻味：国家的危机，对某些人来说，反倒是件好事，是机会。这说法看似荒谬，却被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着。司马懿的复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魏国面临着的严重危机，使魏主决定重新起用司马懿。而那本来已打算着要老死家乡的司马懿，在曹魏国难当头之际，居然戏剧性地时来运转了。
司马懿是何等人。经历过大起大落，他何尝不明白，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能临危被任命为“平西都督”，从某种意义来说，要全靠诸葛亮的“功劳”。因为在满朝的文武当中，只有他司马懿可在疆场上与诸葛亮一比高低。有诸葛亮一天在，他司马懿便一天在朝中有用，政敌就奈何不了他。而如果哪天诸葛亮一旦不在了，或许他也就会跟着垮台了。
在“空城”里虚张声势的诸葛亮势单力薄，这时虽然是歼之灭之的大好时机，但老于世故、深谋远虑的司马懿，这时候却不能不去考虑许多战场之外的东西，比如，一旦魏军大获全胜灭掉蜀国后，自己个人的生死存亡就是个大问题了。很显然，一旦抓住了诸葛亮，魏国面临的大敌也就不复存在了。既然魏国不再有致命的死敌，自己也便失去了独特的价值，或许就会在动不动就激烈地“内耗”的朝廷中，再一次被政敌们置于死地。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很多东西不是干不成，而是当事人考虑到各自的某些切身的利害，有意地去设置障碍，成心地不愿去干成它！在传统与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内耗”，也向来都是一道异常可怕的“风景”。老于世故的“人精”司马懿，又如何敢无视之？断然地决定不进“空城”，放宿敌诸葛孔明一马，岂不是同时也就为自己留出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或许才是司马懿最终没有派兵去拿下那唾手可得的“空城”，眼睁睁放走宿敌诸葛亮的原因吧？
“七擒孟获”恐非史实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在《三国演义》的加工和渲染下，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奇异而绚丽多彩的画卷。在《三国演义》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情节，也要数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了。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经过充分准备后，亲率大军由安上（今四川省宜宾市所属屏山县城）出发，经蛮夷司（今屏山县新市镇）南渡泸水（金沙江），迅速平定了云、贵广大地区夷人的叛乱，巩固了蜀汉的后方。对于蜀汉政权的稳定来说，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其后诸葛亮“六出祁山”、图谋统一中原的努力创造了条件。
在《三国演义》中，这次南征是诸葛亮后期军事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罗贯中对它的描述极尽功力，称得上绘声绘色。尤其是对贯穿于整个南征过程的“七擒孟获”，更是不惜笔墨，记叙得波澜起伏、跌宕婉转。说的是刘备病逝白帝城后，蜀国南边相继发生叛乱。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经过充分准备后，亲率大军南渡泸水（金沙江），迅速平定了云、贵地区的叛乱，巩固了蜀国的后方。在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南征中，诸葛亮为了达到“攻心为上”的目的，七次抓住孟获，又七次放走了他，孟获最终心服口服。
查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七擒孟获”的历史记载，乃《诸葛亮传》中注解部分，该注引用了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的一段文字：“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素为夷汉所服，乃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蜀军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
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送至滇池，南中平。”
晋代的常璩所写的《华阳国志》，其中的《南中志》有这样一段叙述：“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
但《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出师表》及当时率军首领《三国志·蜀志》卷十三《李恢·吕凯传》都没有直接记载。
而北宋的《资治通鉴》则提到：孟获被“七擒七纵，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显然是从《华阳国志》中采纳而来的。到底是陈寿以后的史学家发现了新资料，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还是他们仅仅根据传说而记入史册的，有待史学家进一步深究。
在裴氏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不断出现关于诸葛亮“七擒七纵”的争论，民间舆论多是支持“史有其事”的，但专家学者们显得比较冷静些。清代刻印的《通鉴辑览》从时间上对这个传说提出了否定：“七擒七纵，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巳甚。盖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以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从史实上看，这个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的战略格局是，曹魏经过赤壁之败，急欲报一箭之仇；东吴借蜀国国丧之机，也想乘势西进，将“国弱主幼”的西蜀扼杀。虽然诸葛亮凭藉着超人的大智大勇，通过纵横捭阖，达到了“安居平五路”的初步目的，但强兵压境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诸葛亮必然会把军事重心放在北上，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北伐来拓展生存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从益州出兵到滇中平乱，只有四五个月时间，作为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军事家，亲自统兵布阵，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人一地的得失而去无限期地拖延时间。
关于七擒孟获的地点，据《滇云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
从这些地点的分布来看，覆盖于现在云南省内的广大地区。
从当时交通情况看，是兵卒步行，辎重马匹驮运。
《滇云纪略》的这段“考证”，为《三国志集解》所采信。
冯甦的《滇考》也有与之大同小异的记载，该书“诸葛武乡侯南征”条下列出：首擒大白崖（今弥渡）；二擒在豪猪洞（今邓川州）；三擒在佛光寨（今剑川）；四擒在浪穹（今宁蒗）；五擒在庆甸（今凤庆）；六擒在怒江（今永昌）；七擒在普坎（今缅甸北部）。
虽然“七擒孟获”之事在史书中有记载，但并不等于就是确凿的史实。这是因为，即使以常理推论，所谓“七擒孟获”也很难经得起推敲。首先，“七擒孟获”根本不具备事件条件。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三年春三月从成都出兵，当年秋天到达滇池（今云南昆明），并彻底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叛乱，所花费的时间是十分短的。从四川盆地到云南中部，路程长达一千多公里，而且全是崎岖难行的“蜀道”。在古代交通条件那样落后的环境下，南征大军仅在路途上的时间就需要花费三个月以上时间。剩下的三四个月，蜀汉军队还分别平定了其他几个地方的叛乱。这样一来，用于平定益州地区叛乱的时间最多只有两三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不管是诸葛亮还是孟获，组织起多达七次以上的战役是不可能的。
其次，严峻的形势根本不允许诸葛亮从容不迫地去搞什么“七擒七纵”。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正是蜀汉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刘备东征，被陆逊火烧连营，国家精锐损失殆尽，元气大伤。北方有强大的曹魏虎视眈眈，好不容易才与东吴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而大后方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对于诸葛亮来说，当务之急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南方的叛乱，然后立即回师北上，去对付蜀汉的头号敌人——曹魏。可以想象，南征途中的诸葛亮会是如何焦虑地关注着北部边境的动向。万一南方的战事还没有结束，曹魏已经从北方发起了强大的攻势，而蜀汉大军的统帅还率领着主力部队远在天边。面对这样的局面应怎样收拾呢？所以，即使诸葛亮有充分的把握对孟获屡纵屡擒，但对于一生以谨慎著称的他，似乎也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关于三国时期的史实，在正史中当属陈寿的《三国志》最为权威。可是，查遍《三国志》，不仅没有关于“七擒”的记载，甚至连孟获其人都没有。
这个结论虽然令大大小小的“诸葛亮迷”们失望，却是有史实依据的。“七擒孟获”史无所载，即便是最早提及此事的《三国志》注，也被三国史学者们认定为后人凭臆想“所自造者也”。
诸葛亮南征时曾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诸葛亮曾经俘孟获，不杀，是有可能的，而“七擒七纵”则不可信，这只是后人对诸葛亮的一种“神化”罢了。
正因为如此，专管政府文件的史学家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不仅没有采纳“七擒孟获”的传说，就连孟获这个名字也没有收录。陈寿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不采用这个传说，是有他的道理的。
正如清代人所编的《通鉴辑览》中所说的，虽然“七擒孟获”的故事为后世津津乐道，但实际上却是“无识已甚”。古人说，“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如今要说得成了“一再为甚，又可七乎？”
当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罗贯中在巧妙地引用历史典籍和传说方面的伟大创造力是不容否定的。“七擒孟获”的原始记载不过百余字，他却能以之作为蓝本，创作出那么精彩的章节，其间峰回路转，波澜壮阔，读来引人入胜，这是今天的作者们难于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