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每个人都莫名其妙，他们认为塞翁肯定是伤心过头、着急过度，脑子都糊涂了。过了不久，胡人大举入侵，所有的青年男子都征调去当兵。但是，由于胡人非常的剽悍、勇猛善战，所以大部分塞地的年轻男子都战死沙场。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能当兵，反而因此保全了性命。这个时候，邻居们才领悟到，当初塞翁所说的“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呢”那些话里头所隐含的智慧、道理和与众不同的福祸观。
我细细琢磨，以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个塞翁似乎有点神经质，以反思维来对待事情。可十分幸运的是，终于在这块赌石中挖出翡翠的玉。如果一件坏事落在你身上，你必须积极面对，尽全力去击败它。你失败了，改变不了它。改变不了，那么你就必须改变自己看这件事的角度，让自己去接受它，接受事实。有些事情不需要你去击败它，打败它才是赢，用你博大的宽容去接纳它，从某种意义和角度上来讲，已经赢了。有时候，沉默也是金，不是吗？
对人对事，“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呢”的时候，切不可妄下结论，因为它可能使你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只用一种片面的角度和直觉去对待他。如果你误解他是嫌疑犯，同时又妄下结论，那么你就总会觉得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像嫌疑犯，这是人的一种心态，也是亲身的经历。
世事无绝对，一切不可能的事都会发生，天底下的奇迹，今天可能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不过更多的奇迹是等你拿着用积极心态做的工具和勇气去发现，去创造！
我最近的心境和路径，让我不得不再三研究张之洞的为官之道、胡雪岩的经商之道、左宗棠的英雄之道、李鸿章的功过之道、曾国藩的完人之道等等，我还要继续研究下去。
张之洞、胡雪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乔致庸等等，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教授、塞翁和我，不也是好朋友吗？
教授的“阳光心态”、塞翁的“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以致用的“福祸观”啊！
【47】性善论的首善之道
在人生真、善、美的诸品性中，我认为“真”是真实的存在，但这种存在在许多方面并没有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唯有“善”才使人和动物分道扬镳。人正是以“善”的道德规范实现自我节制，以造就理想品性的。而“美”无非就是“真”和“善”的感性显现。人生，因为真和善的充盈，才荡漾着美的风范。可见，“善”的规范对人生实践的重要性。
培根曾经说过，善的德性是人类一切精神品性中最伟大的品性。
在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和性有善恶论诸多学说中，我是尊奉性善论的。我赞成“善”是人类最伟大的品性。
应该说，2000多年前的孔夫子，最早的探讨了人性问题。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他是把先天的“性”与后天的“学”相对应而提出来的。孔子并且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但至于这相近之性是“善”还是“恶”，他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
孔子以后，孟子明确地提出了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中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端，这是人天性所固有，而不是后天所造就的。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还对上述论点进行了论证和反论证，又对性善说作了两点重要的补充：
其一，仁义礼智仅是“端善”，虽为天性，但只处于萌芽状态，必须弘扬光大；
其二，人区别于动物之处极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至此，孟子就完成了自己的性善说的理论：人先天是性善的，但这并不意味人已成君子而不需要道德教化了，因为这其中仅仅只有善端，还只是一种可能性，故而还有一个后天的扩而充之的过程。否则，“逸居而无教”，则人和动物就一样了。因而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构成人之为人的必要规定性。
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这一性善说，也成为汉代以及宋明理学思想家的主要的基本观点。《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几乎构成我们传统文化对人性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我赞成、尊奉、践行孔孟之儒家的性善说。不信，你看——
善自为谋、善与人交、善颂善祷、善始善终、善善恶恶、善善从长、善气迎人、善男信女、善门难开、善贾而沽、善刀而藏、善罢甘休；
乐善不倦、乐善好施、乐善好义；
从善如流、积善成德、独善其身。
【48】蒋介石的失败之道
蒋介石，生于1887年，卒于1975年，终年88岁。是一个失败了的伟人。
他是浙江奉化人，原名瑞元，后改名中正。日本振武学校毕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追随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实行独裁统治。曾多次发动新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连续发动对江西等苏区的“围剿”。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1949年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去台湾。曾连任台湾“总统”和国民党总裁。
虽然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但是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地反对台独，一直流传着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历史上的国共对抗和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对蒋介石的宣传和认识有一些正面缩小、反面夸大甚至丑化的现象。我今天想从正面读一读蒋介石。
青年追随孙中山，
为国育才做摇篮。
孤意攘外先安内，
写就剿共对抗篇。
起初抗战敢闯关，
结束战争路线偏。
生前生后怎评价，
失败伟人有贡献。
【一】追随孙中山
1908年，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士官学堂学习时就已经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的会员。当时蒋介石也只是18岁的热血青年。当时与蒋一起投身革命的还有与蒋年岁相仿的汪精卫等人，汪也是同盟会会员，出于尽快的推进革命进程的目的，汪潜入北京欲刺杀清政府的摄政王。事情败露后汪被捕，在狱中汪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准备以死报国，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捡回一条命。
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秘密潜回上海准备起义，后随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建立革命政权。辛亥革命失败后蒋流亡日本。蒋也被袁世凯下令通缉。其间他曾受孙中山派遣到东北考察，准备起义，因条件不具备而作罢。又受命担任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次长，直到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国运动”，蒋听从孙中山的命令到陈炯明的粤军中任职。因无法忍受陈的军阀作风很快离职。他还数度作为许崇智的副手参与指挥“北伐”。1921年6月16日陈炯明悍然发动兵变，炮轰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蒋介石闻讯由上海南下，陪孙中山在“永丰”号（即后来的“中山”号）军舰上一起度过了最危险、最困难的56天。这段时间是在敌人的炮口下度过的，随时有生命危险。
【二】为国育人才
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任命他最信任的蒋介石任校长。
蒋介石鞠躬尽瘁，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他亲自参加每天的出操。为激励学员为国效力，在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他带领黄埔学生军浴血奋战，他始终战斗在最前沿。在他的努力下，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人才。这些人在后来的北伐推翻北洋军阀以及八年抗战驱逐日寇中起到了骨干和主力军的作用。这是蒋公为中华民族做出的突出贡献。
后来，他又担任由北伐军黄埔学生军扩编成的北伐军，从革命基地广东一直打到北平，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降服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初步结束了北洋时期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连年混战的局面。
在接下来的20世纪30年代（准确说是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时期，虽然这时期外有日本军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内有中共的武装割据，一些地方实力派对国民政府也是阳奉阴违。但即使是在如此的内外环境下，国民政府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初步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一些现在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如南京大学（旧称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都在此时创办。许多著名学者也在这时步入他们学术生涯的黄金期，比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等。就连后来中共建国后“两弹一星”的元勋也是在此时接受的大学教育，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为后来的中共储备了最优秀的人才。
【三】攘外先安内
蒋介石对全面抗战其实早有统筹决策，心中有数，他并不是一个只被局势牵着鼻子走的人。
他在9·18后之所以默认张学良的不抵抗，下野复出后也只对日本采取一边交涉、一边抵抗的政策，并不是因为他生来惧日，而是他鉴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局势，不轻易做玉碎的慎重之举。当时苏联红军放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只作口头同情外别无实际表示，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孤身抗敌难有胜利的希望，更何况内部不一，军阀割据一方，对中央有时公然反抗。红军则公然建国，有时还抄掠抗战军队的后方。
所以，如果当时即与日本决战，除了义和团式的自取其辱外，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对于像蒋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命运有责任的人来说，不可能选择这样的策略。更何况当必败的命运到来时，他本人将蒙受更大的耻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与敌做最后决战，他在1934年的一次对军官演说中明确表示，中国将来不仅要收回东北，而且连朝鲜、台湾也要收回。他在1932年至1937年的抗战准备阶段，他事实上采取的是“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对外来侵略不抵抗，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三次大的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不是有他的嫡系精锐参战就是有他亲自指导，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说明他对外不是不抵抗的。
【四】安内就剿共
至于他的安内策略，则主要是借“剿共”来稳住对日关系，并借“剿共”来收伏各路军阀，为全面抗战争取大后方。他在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两篇日记，充分体现了他的安内的政治思路。
后来的事实说明蒋介石确有先见之明，正是由于他的未雨绸缪，使中国能在日本军国主义空前的军事侵略面前站稳脚跟。特别是在国家经济基础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修筑滇缅公路，更是彰显出他的高明之处。抗战全面爆发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在丧失全部海岸线后唯一的对外交通线，成为中国八年抗战中的生命线。更为重要的是，在外敌面前，他停止了对夙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讨伐，尽管先前他与共产党方面有过十年的军事上的交锋。
蒋介石深知日寇虽然能猖獗于一时，但它终究是个小国，中国只要战略战术得当，就不怕它，所以日寇必然不可能统治我泱泱中华。但共产党不同，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传统的“杀富济贫”思维之上，再加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包装，对中国的下层民众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对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对中国最广大的下层农民的争夺中，国民政府几乎是处于天然的劣势。其实国民党早在孙中山时期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这种政策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就是它主张在政府财力允许时，由政府出钱赎买地主多余的土地。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是能既解决困扰中国农村发展的土地问题，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它的全面实现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国家政局稳定，经济许可。
但可惜的是从1927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一直没有这样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