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罗素·达文鲍特（Russell Davenport）《我的国》时，自己有一种观察，从这种观察想起了许多话。这种观察就是：五年前达文鲍特不会写这篇诗，五年前批评家会将它撕成碎片，说是“过甚其辞”，“主于劝教”，“火气太大”。这种观察可与事实配合起来看——事实是这篇包罗万象的长诗一星期销到两千本，学生、工人、商人，抢着读，读时满眶眼泪，和我一样，他的心里充满了感谢。（译者别有一文介绍《我的国》，见《时与潮文艺》三十四年三月号，又杨因翰先生有全译本，中外出版社印行。）
还有些值得观察的别的事。巴黎解放后开秋季沙龙时，青年巴黎艺人反对皮卡梭（Picasso）的画，叫着“解释！解释！”他们要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解释的是甚么呢？照我看，在法国困难之后，他自然还该像从前一样作画。他的“古尼卡”那幅画是一变；这位近代的天才企图在画布上描出生活的面目的可怕的表现。但是法国民族经过种种剧烈的忧惧，内外生活根本动摇，皮卡梭却还凭着他在战前、占领前的同样的神秘的智慧回到他们当中，那自然是不够的。
假如我可以在艺术范围外举别的例，我要举我自己。
在这一回总统竞选中我有过一回演说，据说很惊人；演辞发出五十多万份，还有要的。在五年前我不能也不会有这番演辞。感动人，并且似乎感动人很深的，不是演辞的前一部分；那一部分只是叙述事实，像律师的节略一般，我只希望那是些合理的，真实的话。但是后一部分却表现了对于一个厌倦的，负担过重的人，对于多少厌倦的，负担过重的民众的，一种宏深而严肃的情感。我“胆敢”——回想起来，真是大胆，虽然我当时并不觉得如此——用那一向称为“讲坛式”的表现，这种表现方式在演说台上，广播机前已经废止了差不多三十年。
假如我们将眼光转到苏联，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情进行着。在列宁格勒之围里，萧斯塔柯维兹（Shostakovitch）写出他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从那时以后，成为战争艺术最有力的表现之一，不但为了俄国人，并且为了联合国一切人。但是从如此能够表现我们时代的这部交响曲，却看出那传统的，那情感的，那“伟大的行列”是回来了。
早期的共产党诸领袖曾经企图将纯粹的知识群放在新环境中运用，但是在现时种种进攻、争斗、死亡、毁灭、怕人的、惊人的、灼人的经验中，已证明纯粹的知识群简直不够用。俄国已经使一般英雄复活了；这中间有许多原是马克思所诅咒的，有许多原是三十年来全俄青年用的教科书里所诅咒的。记得在一个俄国学生的日记里，那学生表示要“向那些老沙皇唾口水”；记得他是从一个故事中读到那些老沙皇，但是日记出世时，那种故事已经绝迹了。可是现在，教美国急进派担心的是彼得大帝，伊凡第四，加赛林大帝，都又成了民族英雄了。他们担心这些人从过去里复活起来，会引起反动的局面，这个想着也有些道理。从这些英雄的复活，却又看出人们在渴求伟大，在渴求对于无时限的连续性和历史命运的意识，没有这种种，现在的苦难会教人忍受不住的。
我随手举的这些例子是根本的变化的一些象征。许多左翼的人会说这些是退步的标志，但是也怪，那些人民自己的态度正相反，他们一边努力于“人民的民主”，要使人民广泛参加我们的社会的经济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时要求艺术的表现；这种表现原是群众向来不去领会也不能领会的。实际上艺术从不曾像过去三十年这样和民众的生活分家。诗人为别的诗人写诗，画家为别的画家和画商作画，民众的艺术只有大乐曲中零星采用的调子——跟笑剧、电影。
奇怪的是最神秘的艺术却自称为“革命的”。这种艺术决不是革命的，多半是阴柔的，内转的，至多是反叛的——而反叛和革命怎么说也不是一回事。久特罗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从不会写作一首革命的诗，因为她所写的都不能鼓动人心——除了神秘性的人，就不能启发别个。一切革命的艺术不要为艺术的艺术，只要为人生的艺术。急进派所称为急进的艺术实在是一块不毛之地，艺术的精华已竭。这种艺术聪明，熟练，诉诸智力，可供装饰，小巧，是一座象牙塔。它轻视“大行列”；躲避丈夫气；又害怕又讨厌每个大题目——“跳舞的群星，变化的天地，广大的战争，生活，死亡，出生。”它拒绝说“是”是“是”，“否”是“否”。
反抗知识分子和“知识阶级”——艺术家在内——是我们这时代一件惊人的大事，是法西斯主义主要的一面。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已戟指大叫。但是他们皆自省一番。群众恨他们，是恨他们齐根切断了人的信心。生活艰难而苦楚，死亡更艰难，更苦楚。世界是一座地狱，一些无目、无心、无灵魂的机械人在爆炸中消磨掉家庭，神龛，母亲的照像，活孩子的身子。一个青年人，生命像酒一般在他血脉里歌唱，眼睛却得小心的死盯住这种攻势；于是只成了一个侧影，一个火焰，再没有别的，千百万拉结（Rachel）哭她们死掉的儿子，“忧愁”将石头压在千百万颗心上，不是艺术家，诗人，先知，谁来给我们自己解释我们的经验呢？他该告诉一位母亲说她的儿子是一些化学物质的很匀称的化合物吗？该说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剂吗？该说三个青苹果包含着宇宙吗？
沙龙里，文学茶会里的谈话，画院里专门的指导书，用优越的调子解释神秘作品的心理分析的意义；心理学家，统计人的种种反应，说这就是“人”；以及布满各种的止痛药——真正人民的麻醉剂——商业化的电影，刺激性的广播节目，悦耳荡心的跳舞音乐：——这一切将灵魂埋葬到比炮弹坑更深的深处，这一切告知人类说他的苦难的意义是无意义。
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向灵魂说话，都告诉人它的伟大。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净化的，安慰人的。这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说不出的人的舌头。历代对艺术家公认的一句话是：“那是我见到了却看不出的；那是我觉到了却说不出的。”惠特曼——“夸大，过火”——论到诗，诗人在美国的作用，道：
从别的诗篇挤出来的诗篇会过去的。愿望有活力，愿望伟大，只能凭着有活力的，伟大的行为。……最能自尊的民族的灵魂，可以和它的诗人们的灵魂遇合在半路上。……诗人身分的证据是，他的国家亲爱的吞下他，他也亲爱的吞下他的国家。
又道：
要做最伟大的诗人的人，直接试验就在今天。假如他不能让他的当前的时代弥漫了自己，像大洋的潮水一般……假如他不能将他的整个国王——身体和灵魂——吸引向自己，不能拿出无比的爱抱着它的脖子……假如他不能让他的时代将自己变了形……那么，教他自己且同着大家走，等着他的发展罢。
还有：
能以满足灵魂的是真理。最伟大的诗人细心谨慎，终于能够应合灵魂的渴望，让他满意……灵魂从没有受骗过一次，它是决不会受骗的。
还有：
最伟大的诗人从已有的和现有的，造成将有的境界。他将死人从棺材里拉出，使他们重新站起来……他对过去说，起来，在我面前走，让我认识你。他学会这一课。他将自己安排在过去变成现在的地位上。
这篇论文的全部应该重读——《草叶集》一八五七年版《导言》，——才能明白真正革命的艺术的本性。这种艺术是生活的革命，并非自身的革命。
这个艺术不让自己从生活或民众退却，却通过他们使自身坚强起来。它不从高而下将它所以为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也不为了他们而降低身分，只用它所能够驾御的最高贵的语言向他们说话；好像在说，我心里有伟大，我在你们面前要见出那伟大，因为我在你们之中，尊敬你们。
在一切时代，除非群众被糖衣止痛剂极端腐化，“大行列”总能吸引群众的。一个民族的艺术是在中古时代极盛期教堂的墙壁上，石头上，这种艺术发扬上帝的，和依于上帝的人类的光辉，而得到感谢、尊敬、爱与畏。它描写人民，照着他们的样子，可以升华了一些性质到高处去，到顶上去；这一些是超乎经验的——他们可以成就这一些。“大行列”总鼓舞人们的热望。
在“英国最黑暗的时候”，邱吉尔的许多演说辞重新抓住了那响亮的行列；詹姆士国王圣经译本的节奏，英国最伟大的时代的气味，是回来了。英雄时代要求英雄的表现。
到处人民渴求知道他们是靠甚么活着，他们无论怎样不自觉，也总在切望将来的憧憬的出现。罗斯福总统在波士顿演说时，那演辞充满了犀利的，机智的语句；广大的人群聚在露天里，笑着，随时欣赏着。但是到了末一段，他变了调子，用清朗的热忱论到美国的过去和将来。他说：
和平，跟战争一样，得有一种同志的精神，事业的精神，不自私的精神，得有一个不可克服的胜利意志。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多少世代以来，对荒野战争，对山河战争，对水旱战争，对压迫与不宽容战争，对贫穷对疾病战争。……
我说我们为了美国，为了文明，这种仗得打下去，规模得大，要使这一回抵抗暴政抵抗反动的战争不是白费的，种种困难，种种失望，也许阻碍进步的轮子，我们得打过去。……
我说我们得进行一种和平，这种和平要能够吸引那些最高的人，最能干的人，最有思想的人。
那是我对全面胜利的意义的概念。……那概念是根据一种信心——对于美国的无限的运命不可征服的精神的信心。
一位在场的人告诉我，这番话是整个的信心的证据，是在和平中进行的为了文明的大战的图影，当时民众都听得迷住了，默默的站着，仰面看看总统，欣悦的注意着，末了一阵掌声像吼一般。为甚么？因为当时总统给他们说了他们所需要听的话——三十年玩世主义，四年最可怕的战争，将他们的生活炸得只剩下些精神的真空，他们需要些东西将这真空填起来，总统的话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总统这回不用炉边播讲或报告的方式，而用大的气派说话，说给那活生生的男女一群人；他们彼此够得着，彼此在不知不觉中摸索着，他们向他摸索着，摸索着安慰与扶持。
这时代，我们在其中出了这么多汗、这么多血、这么多眼泪来作战——这时代不是变成惊人而美丽的伟大，就会变成惊人而阴森的幻灭。这时代会产生些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拿出无比的爱抱着他的脖子，要不然就会产生倒霉的另一代人，丧气的、玩世的人。时代对于能干人，天才，和能够再造时势的人的挑战，从来没有这样利害过。这时代它的身量和面积，带着它的一切忧惧，要求艺术家表现；这些艺术家要能够用饱满而有训练的情感，将时代的种种放到怀抱里去。“懦怯的人一定会过去的。将来保证诗人、欢迎诗人的，不是智力了……精练，躲闪，文雅，那一套都消沉了，没有人记得了。这民族只有向着跟它自己一样好的去处走，向着它自己两相像的去处去，才能走到那半路上去。”
美国会在艺术的一切形式里来一个再生时代，要不然就证明她的那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毫无价值可言。
那么，叫他们小心罢。
因为诗人和艺术家如已证明无价值，证明不了解这民族的灵魂的情形，他们便由于一种不自觉的卖国意识，毁灭了自己，而他们的毁灭对于这民族是一种威胁——他本身也会毁灭的。
灵魂工程师（译文）
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有莫斯科通讯员赫赛一篇电讯，叙述本年苏联的写作和出版情形，现在译在这里。
俄国文字还在参战。虽在胜利的前夕，俄国还是写一个字得当一件武器用；每个句子都得帮助打倒希特拉，帮助建设一个共产党的俄国，使像这回的战争不会再有。
高尔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名句。在俄国作战时，这句话非常真确。俄国作家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读众，这么快的影响，这么大的责任。勃利斯特来曾说近代俄国作品是“世界的良心”，也许说得过分；但这些作品确是俄国的良心无疑。
美国人要估量这些作品的价值，用平常的种种文学批评标准是不够的，要紧的是战事。像一个作家说的“没有文学批评总比没有胜利好些”。唯一合式的试验是看作家们完成了他们的目的没有。照作家协会的主席说，他们第一个目的是“叙述战争的真相”，第二是“探求苏联人的心魂”。
（一）国营印刷事业。苏联有无数印刷厂，最重要的是国营印刷厂组合。这个组合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有七个厂，在十六个共和国里各有一个厂。
这个组合是一个宏大而自给的工业，印刷小说、诗集、译本、小册子、传单以及政治、音乐、艺术、科学、农业的书。这个组合统制着墨印和彩印事业。莫斯科的模范印刷所有二千个工人，列宁格勒的印刷厂每年出品相当于战前的二亿四千万页书。像这样大的印刷厂，这个组合里共有十四所。还有书店、书摊、珍本书店三千多所，遍布俄国各处。这个组合对于作家们是一个势力，因为不经国营印刷厂的经理签字，不能出书。
（二）读众。这儿对于读物的需求确是非常之大，将来国营各印刷厂也许还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政府一贯的举行着“消除文盲”运动，收效极巨；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胃口之大，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
公开市场里买书极难，所有初版重版书四分之三直接送到各图书馆，供众阅览。大批军事政治领袖、作家、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按月得到新书预告；这些人有权力标出自己所要的书，他们每月能够买到一千卢布的书。选剩买剩的才到公开市场，几点钟也就卖光了。一本小说平均十个卢布，按官价合美金二元。
需求既然如此之大，差不多每本印出的书都能风行成为畅销书。所以各国营印刷厂决定每一版书印若干本，差不多可以随意。决定的根据不在可以销多少本，而在书的重要与有用的程度。
（三）斯大林批评。作家将书付印之前，必须经过自我批评和外人批评，这对于他的天才是个很好的试验。他首先得跟国营印刷厂的编辑讨论他的作品，那编辑或赞成或不赞成。其次便是将作品全部或一部读给朋友们听，他们常会不客气的批评。又常常发表几章在杂志上，也可让人批评。还可在作家协会开会时站起来读几段，听人家的讨论。
这部书稿然后送到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文化印刷事业管理处。这机关事实上指导着一切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写作。斯大林说道：“印刷的文字是共产党最锐利，最有力的武器。”书籍经过审查，再送回印刷厂，编辑签了字，才付印。
斯大林（1879—1953），苏联领导人，曾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28年，他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全力进行工业化，通过几个五年计划使苏联这个落后国家迅速改变了面貌。这个程序有时还得加一项目。斯大林对于文学的兴趣是很浓的。夜半后，作家也许得到他的电话，他祝贺作家的书，有时还精到的建议。有个女作家安那·安东诺夫斯卡耶写了一本小说，叫做《伟大的摩拉威》，是关于斯大林的出生地乔治亚的，这书稿让印刷厂搁置下来；后来斯大林打电话给她，向她说书写得很好，并且补充了一些关于乔治亚的材料，这才付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