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镇出之。
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
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
亦古今年罕见。
《挺经》原典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镇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年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且。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原典精译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难能可贵。就好比是久雨初晴，登临高山而远眺四野；就好比是在俯临大江之高楼上，独自坐在明窗净几之下推窗远眺；就好比是英雄侠士，虽袒露里衣而来，但绝无一丝一毫龌龊卑鄙之态。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之气象。文章中能有如此气象之人，大半都出自天资，不光是关乎学问好坏。自孟子、韩子以外，也只有贾谊、陆贽、苏轼三人文章中得此气象最多。王阳明的文章，也有光明俊伟之气象。虽然文辞不雅，但却是轩爽洞达，读来好像与通晓事理之人交谈，表里粲然，中边俱彻，也自有其不可企及之处。
古人的伟大事业，大多出于精心敬镇。以区区蜀汉这一小块地方，而打算出师关中，北伐曹魏，这种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难危险，也称得上是古今罕见。但是此文却不说此事之艰巨，只是说军人士气一定要恢弘，对将士的赏罚要平允，为君者要以亲贤纳言为要务，为臣者要以讨贼进谏为职责。由此可见，不朽的文章，一定是从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开始的。
三古（尧舜禹之时）昌盛之时，圣君贤相（圣明之君贤德之相）互相辅佐，道德之精要，深入人们骨髓，而学问的意趣，也可达于街巷。所以，就算当时置兔的野人、汉阳的游女，也都能吟咏。至于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等人，他们道德高尚，文笔工整，就更不用说了。到了春秋之时，王泽衰竭，固然道德沦丧，而文风也不比从前了。所以，孔子看到猎获麒麟之事，说：“吾道穷矣！” 畏匡说：“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以昭明百王之法戒，历经千年页不曾被更改。心至苦，事至盛也。孔子去世之后，徒弟到处分布，辗转流传。后来有一些聪明之人，有一些关于发解大道的著作，也大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著作是精醇还是驳杂，完全视乎于他们理解大道的多少：理解越多的，文章越精醇，就好比是孟子；见解少一些的，文章就少一些精醇。见解少的，文章就驳杂，见解越少越驳杂。从荀子、杨雄、庄子、屈原、贾谊往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智慧解析
一、谨言慎行，立身之道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还是在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訢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这是因为曾国藩在与这些人交往期间非常慎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例如曾国藩与肃顺关系：
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 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 “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
江南大营溃败，何桂清临阵逃脱，皇上打算在东南几省中选一可靠的人代替何桂清，肃顺极力推荐曾国藩，并得到皇上点头应允。在圣谕未下之际，肃顺将此事秘密经过胡林翼之手转告了曾国藩。曾国藩得知后，心里充满了对肃顺无限的感激，他想给肃顺写一封感激信！ 磨墨琢磨之际，心中又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肃顺要将这种绝密的事告诉胡和自己呢？按理，他不应该泄露出来。肃顺要讨好自己，曾国藩开始冷静了。对于这个圣眷甚隆的协揆，曾国藩是清楚的。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聩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宏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不正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力孤单，皇上万一有不测，其岂是恭王的对手。如此拉拢自己，是不是心怀叵测？凡事预则立，还是谨慎为好！于是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即使以后上谕真的下来了，也只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联系！结果，后来慈禧同恭王发动了政变，处决了肃顺等八大臣，独揽了大权，连带处决了大批跟肃顺关系密切者，而曾国藩因未在肃顺家留下只字片语而受到了慈禧的隆重嘉奖！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人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
二、写奏议必须下工夫
做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写文章也同样要谨慎，尤其是写给皇上的文章，既奏折。对于臣子来说，奏折是与君主沟通最主要的渠道，要想表达自己的主张、观点为君主所用，奏折的好坏是非常关键的，稍有疏忽就会惹得龙颜大怒，后果不堪设想。能写好奏折的人，往往也具备了办事之才。如曾国藩能从奏折的草拟中发现李鸿章不同于常人的才干；从李元度给他洋洋洒洒的文章中发现他卓越的谋略；胡林翼翰林出身做到湖北巡抚时，还要跟别人比试比试写奏折的高低；左宗棠经邦济世的才干主要还是靠在骆秉章的幕中练就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奏折要谨慎对待才行。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仍办金陵军务。曾老九此时有了单衔上奏的权力，故阿兄曾国藩首先给这个毫无官场经验的老弟提点的就是要重视奏折的写作，他说：“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工夫。”
曾国藩手下幕僚多聚集有文章高手，但草拟之事仍然不可以放心交办，他时常感叹要找到好的奏折起草的人才最为难得，除了需要有渊博的学识之外，还要求有一定的从政经验，熟悉公文程式。有的人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遇有称心的草奏人才，本可放心交办，但“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
语言文字功夫是奏折写作的重要方面。有一个流传甚广、常常被人记起的故事便是“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据说，有一次湘军一位营官呈给曾国藩一份军情报告，报告中谈到一段时间来战争打得非常苦，是“屡战屡败”，曾国藩读到这里，提笔将“战”和“败”两个字打了个倒勾。后来，曾国藩据此作奏折，便用了“屡败屡战”四个字。
这样一来，虽然只不过是“战”“败”的顺序变换了一下，但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这不能说是曾国藩的心术，而是曾国藩的奏折艺术。说“屡战屡败”固然是实事求是，但说“屡败屡战”又何尝不是实事求是？
著名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把曾国藩奏折称为“晚清天下第一奏折”，诚不虚也，也着实概括出了曾国藩奏折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