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回鸾后，光绪帝更加阴沉了。对于他心爱的珍妃于他二十五岁那年被投入宁寿宫北的宫井溺死，对于国家朝政的难以为继，他都清醒认识到了，但是他没有发言权，这是一种怎样的痛和沉默？
光绪的爱情生活比较专一，自珍妃死后，他惯于孤独。对隆裕皇后和瑾妃均没有兴趣，还常常对皇后的问候表示不满。但他跟皇后斗气不斗嘴，有她只当没她，把她晾在一边。他对皇后至死也没有感情，甚至还有解不开的怨仇。皇后与光绪帝分居，具体年月虽不可考订，但到光绪死时已有十年了，皇后事实上守了一辈子活寡！
光绪帝病重时，住在中南海的涵元殿里。据一位刘姓老太监回忆，当时光绪虽然已久病不愈，他还是按照规矩伺候光绪帝刮脸理发。光绪像木头人一样，不说也不动，听从下人们的摆布。他们都知道光绪的脾气，赶紧伺候，赶紧离开。孤独惯了的人，决不愿有人在一旁打搅。在光绪面前当差的人，都是低着眼皮做事，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向的习惯。
有些日子，皇后常来问候，光绪依然像往常一样，除去请老太后万安以外，冷冰冰地没一句闲话，彼此都心照不宣。皇后来是另有使命，是来察考监视皇帝的喜怒哀乐，一言一行，都要报告给太后。所以，皇后一来，就引起了皇帝的不安，甚至愤懑。
一天，皇后进见完毕，皇帝吩咐她“请跪安吧”，那就是请她退下。皇帝的寝宫，不愿意谁在一旁，是完全有权力让谁退下的，何况在病中。光绪连说两次，皇后装作没听见，大概是衔命而来有所仗恃吧。于是光绪暴怒了，奋起身来，用手一抻皇后的发髻，让她出去，把一只玉簪子都摔在地下了。这是光绪临死前十几天的事。
皇后向慈禧诉苦，慈禧表情沉郁，没有多说话，只是叫她以后注意点儿。只是已经没有以后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4日），光绪帝在做了一辈子傀儡皇帝后，于忧愤交加中死去，年仅38岁。
光绪一生无子嗣。他死后，病中的慈禧犹念念不忘权欲，立醇亲王载沣（光绪的弟弟）的儿子溥仪为皇储。但溥仪是承继同冶帝还是承继光绪帝？这事别人看来无所谓，可是对隆裕皇后却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到她以后的命运和地位。在清宫二十多年，她目睹慈禧太后的种种威势，太后的宝座她不一定觊觎很久，但是如果有机会，她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光绪帝在临死前夕，见到了叔父庆亲王奕劻。他哽咽着嘱告奕劻，慈禧太后对他怀恨已久，一定不会让溥仪承继他，希望奕能看在亲叔父的情谊上，为他力争，否则他死不瞑目。
果然，慈禧宣命溥仪只承继同治，而不肯答应让溥仪兼承光绪皇帝之祧。庆亲王再三请求，她露出怒意。庆亲王跪下叩头奏道：“从前穆宗皇帝大行，未曾立嗣，故有人尸谏。现今皇上大行，若不想出一个兼顾立嗣的法子，仍像穆宗一样无子嗣，能保证没有第二个人来进行尸谏吗？”
庆亲王所说尸谏之事发生在同治帝死后。慈禧不按规定立同治的子侄辈为嗣皇帝，而立同治的兄弟辈光绪承继大统，这样，同治帝便没有后继者了。满朝大臣慑于慈禧淫威，无人敢言。只有一个小小的京官，吏部主事吴可读，写了一份奏折，提出抗议，然后在同治帝陵寝惠陵附近的马神桥上以身相殉。
慈禧一听庆亲王提及这事，不免有些后怕，这才略略点头，要庆亲王速去拟旨，让她审阅。总算勉强通过了。
只会干着急的隆裕皇后，听到这个消息，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十分感激庆亲王的暗中相助。虽然庆亲王是受光绪之托，但是毕竟结果也是对隆裕有利的。第二天，她被慈禧召去，面授机宜，无非是新皇帝登位后，慈禧自己当太皇太后，而她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太后，参摄政事。接着，慈禧又令军机大臣拟了一道诏旨，指定：“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方由监国摄政王按所询裁夺。”
慈禧这样做的目的，不但是怜惜自己的亲侄女，更是为了培植叶赫那拉氏的势力，继续执掌大清王朝的大权。
过了一天，慈禧也死了。坐上太后宝座的光绪皇后，被尊为“隆裕”。为感谢姑姑的厚恩，她在慈禧棺木下葬前，大肆铺张，特地花费几十万两银子，用纸扎成一只巨形大法船，长约十八丈，宽二丈，船上楼殿亭榭，陈设俱备。侍从篙工数十人，高度与活人一般，统统穿上绣衣。船上设宝座，旁列太监宫女及一切器物用品，下面跪着身穿礼服的大小官员，仿佛慈禧平时召见大臣时的样子。船头悬一黄缎巨帆，上书“中元普渡”四个大字。船外围绕无数红莲，内有巨烛点燃。船制成后，由摄政王载沣代表皇帝溥仪致祭。祭罢，将大法船运到东华门外焚化。又焚去纸扎人马，器用物品无数。为慈禧下葬之仪，隆裕不顾国库空虚，费去银子一百二十五万两。
隆裕为人，优柔寡断，远远不如慈禧。慈禧在政治上颇有手段，虽然残忍毒辣，但还有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公大臣，也有一定的笼络手段。而隆裕为太后之后，个人毫无主见，一切为其宠监小德张操纵，在政治上毫无建树。
按照慈禧开创的先例，隆裕本可以在慈禧死后以太后的身份卵翼幼帝，摄取清朝大权，当时也有“垂帘”复活的传言。但是隆裕在政治上平庸无能，其实并无“垂帘”其事。
光绪死后，隆裕曾想仿效慈禧“垂帘听政”。等到奕劻传出慈禧遗诏立溥仪为皇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时，隆裕虽取得了对军国大事一定的决定权，但离“垂帘听政”的美梦还相差甚远。她自己没有力量来实现这一美梦，她倚为心腹的小德张，是个只知道聚敛钱财的无能太监，丝毫没有政治头脑。隆裕受小德张怂恿，挪用巨款，在宫中东部大兴土木，修建“水晶宫”，以为玩乐之所。按清代相沿已久的制度，在“国服”期间，不得兴修宫殿，然而隆裕对此并不顾忌。而且当时清廷正在兴建新式海陆军，所需经费巨大，国库本来已经空虚，财政捉襟见肘，建军的费用尚且不足，又要拨款修园建殿，无疑大大加重了国家危机，引起朝野的不满和议论。后虽然因为革命军起而不得不停止，但这件事更显露出隆裕的平庸无识。
隆裕由于未能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又不能随心所欲，心中不快，以致迁怒于摄政王，与载沣发生了矛盾。宣统二年五月（1910年6月），载沣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数日后，隆裕下令载沣将这两个人撤去。载沣婉转相劝请求暂缓行事，隆裕则毫下让步。载沣不得已，反驳说：“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大权。”隆裕也无可奈何。像这样隆裕凭自己感情冲动来制约载沣行动的事，并不少见。
载沣生性懦弱，在政治上也无主见。他在受命监国执政期间，里有隆裕制肘，外受奕劻、那桐等人胁持。他的地位虽是监国摄政王，但并没有任何作为的余地。如对隆裕兴建“水晶宫”一事，他本来可以用既“违反祖制”，又影响建军的正当理由进行阻拦，据理力争，但由于他怯懦怕事，怕触怒了太后，也就不置可否地听之任之。
光绪死后，隆裕在他的砚台盒内，发现了光绪亲自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她自己不敢决断，便交给载沣处理。载沣也犹豫不决，召来奕劻、那桐等人商量对策。奕劻、那桐力主保袁，让袁世凯自行称病辞职。袁世凯辞职后，隆裕和载沣毫无远见，不把他留在北京控制他，反而命他回家养病，把他放走了，“纵虎归山，养痈成患”。这件事充分说明隆裕和载沣毫无治国之才，毫无政治远见，为此他们也吃尽了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