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继位之争：四阿哥与六阿哥
咸丰十岁时，生母孝全皇后突然去世，他便由六皇子的生母静贵妃抚养。兄弟俩感情更深一层，如同一母同胞。兄弟俩感情很好，但说起来这也是不幸，因为皇位只有一个，究竟谁能成为皇帝呢？有关道光立储的故事，民间有多种说法，在野史中记载也很丰富。大约有四种说法：一、先立六子，后改四子。因为静贵妃最宠爱六皇子，道光曾预先写好谕旨立他为储。书写时有个太监在阶下偷看，这件事渐渐传了出去，道光知道后很不高兴，便改立了四皇子。二、没人定六子，天定四子。六皇子特别聪明，道光非常喜欢他，有心立他为皇储。道光将死时，急忙传令召见六皇子。不料这时四皇子刚好来请安，听说这个消息赶忙跑到父皇身边。道光叹息一声，昏迷过去。等到六皇子赶来，道光已经驾崩，四皇子已经即位了。三、心怜皇后，恩施其后。四皇子生母孝全皇后生前与孝和皇太后关系不好，她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了。一首《清宫词》中写到她的暴死“事多隐秘”，言外之意是被太后害死了。道光十分悲痛，决定立四皇子为储，以此告慰皇后亡灵。四、手心手背，左右为难。道光晚年确实最钟爱六皇子，想把家国大业交给他。但又因四皇子品德贤良并且年长，所以犹豫不决，最终立了四皇子。
从传说可以看出：道光更偏爱六皇子。这从道光为两兄弟择亲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证实。道光为四皇子指定的是负责祭祀的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为六皇子指定的是都统桂良的女儿。相比之下，六皇子亲家更有权势。而在封建社会，婚姻是与政治相联系的。不过，继承皇位事关国家大局，仅仅拥有皇帝的偏爱是不够的，还要有群臣的拥戴。随着道光日渐衰老，两兄弟加紧了争夺父皇欢心、谋取皇位的步伐。
道光晚年时命皇子们随驾到南苑围猎，检验皇子骑射才干。据文献记载，六皇子武艺超群，在围猎中获得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原来，四皇子知道自己骑射不如六皇子，事前请他的师傅杜受田出了个高招。善于揣摩道光心理的杜受田说：“阿哥千万别发一枪一箭，而且要约束手下人不得捕捉动物。皇上如果问及原因，你便说现在正值春天鸟兽万物孕育的时候，不忍心伤害它们，也不愿用这种方式与弟弟们竞争。”六皇子获禽最多，四皇子则未发一矢。他照计而行，果然道光非常高兴，赞叹道：这真是具有帝王心胸的人说的话啊！
又一次，道光召两皇子问他们对国事政务的看法。二人接旨后分别请教自己的老师。六皇子的老师卓秉恬有才气，好发议论。他告诉六皇子：“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却告诫四皇子：如果谈国事政务，你比不过六爷。只要皇上说自己快死了，不等他问政，你就趴在地上哭。四皇子言听计从，他的表现使道光深感这个孩子仁孝。后来两兄弟对各自老师的不同态度，说明杜受田在为四皇子争位中确实立了功，因而得到恩宠。而六皇子争位失败，对老师特别不满。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去世，两皇子的皇位之争也有了结果。道光传位密档，是惟一保存至今的一组有关秘密立储的珍贵实物。其中共有谕旨四份。立储谕旨用满汉文写道：“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又用汉文写道：“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这是道光逝世的前四年写的。还有两份交代身后应办事项的遗旨，都贴有封条。此外，还有朱谕一份，意思是说，诸位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重，同心协力辅佐新皇帝。这份朱谕是道光临死前书写的，字迹很潦草。秘密立储的谕旨应该只有立储内容，但道光在立四皇子为太子的同时，又考虑了六皇子。这种一纸两谕的特例耐人寻味。而道光临终朱谕给人的感觉是，大臣们对立四皇子为皇太子好像存在不同看法。四皇子继位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丁国钧的《荷香馆琐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道光在他病危时，曾召御前大臣八人到寝宫，让他们一起开启秘密立储的匣。当时，六皇子生母孝静皇贵妃叮嘱御前大臣不要马上接匣，御前大臣就有点犹豫推诿。道光见此情景，非常愤怒，以手拍床。御前大臣才不得不去接匣，当众开启，宣读四皇子为皇太子的谕旨。道光帝选择皇太子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德”。本来皇太子的选择，应当是“德才兼备”，道光选择皇太子的时候，没有“德”、“才”兼顾，而是偏重“德”。这也是比较符合已经受过儒家伦理熏陶的满清宗室的选君标准。史学家认为，这则记载与史实不符，但从中可以看出，两兄弟争储的传闻，确实是事出有因的。
道光的一纸朱谕，决定了两兄弟的命运，从此四皇子黄袍加身，成为咸丰帝，而六皇子作为亲王俯首称臣。但兄弟俩的斗争却并未结束。
咸丰继位后，恭亲王小心谨慎，一度得到咸丰信任，出任领班军机大臣。但后来两兄弟嫌隙渐生。事情是这样的：孝静皇贵太妃认为自己抚圣有功，多次托恭亲王向咸丰请求为自己加封太后，咸丰没有同意。《祺祥故事》记载：咸丰五年，皇贵太妃病重。咸丰前去看望，遇见恭亲王。咸丰随口问：“额娘病得怎样了？”恭亲王说：“很重，看样子要等晋封皇太后才能闭眼。”仓促间咸丰“哦、哦”了两声。没想到恭亲王听后立即到军机处传旨，礼部随后奏请尊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为此咸丰非常生气，但不得已批准了。九天后，康慈皇太后病逝。不久，咸丰便以“办理丧事有疏忽”的罪名将恭亲王赶出军机处，并罢免了他的其他重要职务。咸丰还降低了养母康慈皇太后丧礼的等级，在谥号中不加道光的“成”字，也不在祖庙立牌位，创造了清代皇后丧礼的特例。太后陵墓也没与皇帝陵在一起，而是与十六个妃子的园寝在一起，但中间用墙与妃子墓隔开，并用黄瓦以示区别。这些矛盾也许为后来的辛酉政变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2、不全是他的错
阎崇年教授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认为咸丰十一年的皇帝生活，最明显的三个特点就是：“错”、“错”、“错”！其实，许多事情并非都是咸丰的错。步入十九世纪中叶的大清王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进人无可挽救的衰败时期。展现在这位新皇帝面前的是一个政治混乱，财政匮乏，军队腐败，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
面对这种局面，年仅二十岁的咸丰帝凭借着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和进取精神，向往祖辈康乾盛世，立志恢复先辈的文治武功，决心做一番中兴大业的伟绩，挽救正在走下坡路的大清王朝。为此，咸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重惩昏庸官吏。当时大清王朝的官场习气已腐败到极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结党营私，互相倾轧，互相推托，效率极低。就连最高的决策中枢，每当讨论各种重大决策时，诸王公大臣根本不认真负责，或推托不言，或借端闲谈，置公事于脑后，有的甚至干脆托故不到。对此，咸丰以道光时期的宠臣军机大臣穆彰阿开刀，革其职，以做效尤，同时还选能任贤，重新提拔了杜翰、肃顺等一批重要官员，强化了自己的统治。
在调整统治班子同时，咸丰还加强了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治理。科举是封建文人登上统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法。因社会腐败，科举考试中弊端严重，漏洞百出，行贿受贿案件时有发生。咸丰认识不到科举制自身的弊端，认为只要整顿好考场秩序，就能选拔合格的人才。在咸丰八年（1858年），他严厉地惩处了顺天府乡试舞弊案，将主考官柏俊等革职入狱。对当时财政匮乏，管理混乱，大小官吏不择手段假公济私的现象，咸丰也都整顿了一番。但咸丰处理政务过于猛烈，特别是他自己提拔以“刚猛”著称的肃顺，得罪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结果弄得满朝上下怨声载道，不仅未能实现咸丰的初衷，还加剧了清朝内部的分裂和斗争，使整顿朝纲，打击贪官污吏，力图挽救衰败王朝的成效甚微。
最为人争议的是咸丰帝在抗击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的“临阵脱逃”。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达，囚禁而死。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没有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八千余人溃败。这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盛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六十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四艘、击伤六艘，死伤四百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大沽口战后，咸丰帝料到敌人会来报复，在防务上不敢有所怠懈。同时，为了“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改派何桂清到上海与英法和谈，以求乘胜修改前一年《天津条约》中的主要条款。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取得外交上的胜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外交策略。咸丰帝一面加强防务，一面派人和谈，似乎是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实际上“战”、“和”并不是互相矛盾的：“战”是为了“和”时对自己有利；“和”不成则应战。“战”不是最后结局，最终还是要走到“和”的。从史料上看，咸丰帝为“战”与“和”之间划定了一条界限，“用兵之道，不宜稍涉游移……夷情愿和则应在沪，欲战则必来津，大沽海口，仍以鸡心滩为界，倘夷船驶入，毁我防具，自应开炮轰击，使官兵有所适从，不敢懈怠。”大沽口鸡心滩就成了“战”、“和”的分界线了。
英法联军很明显要报复大沽口大败之仇。摆在清政府面前只有决一雌雄一条路了。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底，英法舰队来到天津海口。这次英法联军不敢轻敌，他们避开防守严密的大沽炮台，而从设防较弱的北塘登陆。经过新河，塘沽之战，清守军抵挡不住，英法军队得以抄袭大沽炮台的背后。很快，大沽炮台落入敌手，清将僧格林沁的部队退防通州，天津失陷。咸丰帝一面派桂良到天津“暂时羁糜”敌人，一面从各地调集大军到通州勤王。这时英法联军已兵临城下，提出的和谈条件又提高了很多。除了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增加赔款数额（并付现银）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撤除通州防务等等。桂良竟然“违旨畏夷”，同意接受对方的要求。传统的说法认为桂良之所以敢这样做，是根据咸丰帝的避战求和的方针。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咸丰帝一直在调兵遣将严防通州。从这阶段的有关史料上看不出他有“避战”的倾向。他也决不愿接受英法新提出的无理要求，“通商及占据海口，断不可允许。”“岂复有余款先付现银之理，即使有款可付，奚异于开门揖盗。”“（桂良）自当义正词严，与之理论，以杜该夷无厌之求。”桂良擅自接受英法的要求显然是他个人的责任，与咸丰帝无关。咸丰帝后来严厉地斥责了桂良的行为。
不久，英法联军向通州推进。咸丰帝下了决心与之决战，声言要“亲统六帅，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八月初，咸丰帝下了宣战诏书，“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现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徽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此举大有全民皆兵之势。
中国军队和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决战。这场决战打得异常酷烈。中国军队以少有的勇敢迎头痛击联军。然而，由两万五千名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中国军队”还打不过一小群欧洲人，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不像样的炮，由僧格林沁指挥的这支清军精锐几乎在八里桥全军覆没。咸丰帝赖以依靠的最后实力消耗殆尽，北京门户洞开。皇帝本人只好逃往热河，留下恭亲王奕訢在京和谈。最后，签订《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失败的原因，并非由于咸丰帝消极避战、一味退让，而是中国多年来积弱积贫，中外力量对比过分悬殊的结果。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必然悲剧。旧式的武器，落后的战术，终归抵挡不住拥有船坚炮利的英法侵略军的进攻。中国只有“师夷长技”，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才能摆脱挨打失败的命运，这也是忧郁而亡的咸丰帝留给后继者的重大难题。
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孝全皇后这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四阿哥呀！历史不能仅仅以成败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