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说，和姚睫出来厮混的那一夜，只意味着这样一件事情：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而已。此外什么也不说明。而我一来游手好闲，二来自以为并不招人讨厌，认识的异性自然不少。尤其是我前老婆刚把我踹了的时候，混蛋事也不是没干过，薄幸人也不是没当过。对于那些随机出现又随机消失的姑娘，我基本也学会了抱以一种“随机”的态度：既不死乞白赖地把她们往床上扯，给自己的裤腰带上“增加一枚勋章”，也不刻意疏远，让人家觉得我先“心虚了”。
有段时间，我还交往过一个相对固定的“女朋友”。她原本是马流氓他们报社的记者，后来跳槽去了一家美容化妆方面的杂志。非常万幸，那是一个比我更为开通的姑娘，第一次见面，就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不会和你结婚的。”
“为什么啊？”我假装很好奇地说。
“不能怪你。”那个长腿“大蜜”豁达地说，“都是咱们这个社会的旧观念在起作用——我父母不能接受二婚的女婿。而且你虽然有房子住，但是又那么小，还是你父母单位的公房……”
“既然如此，你出来见我干什么呀？大伙儿都挺忙的。”
“老马说你特好玩儿，我想看看究竟是怎么个好玩儿法。”
本着“好玩儿”的精神，我请那姑娘到新开张的“欢乐谷”坐了趟嗷嗷乱叫的过山车，又到什刹海边的饭馆吃过几次饭。她则发挥专业特长，教我借鉴一个香港胖潮人“wyman”是如何穿衣打扮的。据我观察，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很开心，神采飞扬的，而我带着一个走在路上有人回头的妞儿，心里也很惬意。很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当过平面模特，但是从来不嫌我的雪佛兰车档次低，还弄了两个洋娃娃放在我的后座上。
约过几次之后的某天晚上，她忽然给我发了个短信，再一次开诚布公地说：“我想使用一下你了。”
我便在自己家洗漱干净，开车穿越半个北京，到东三环的一个小公寓里去供她使用。整个儿过程，我都有一种被临幸了的感觉，但也没有特别的反感，还乐得被她摆布来摆布去的。打那以后，我们就结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定期吃饭，轮流请客，她闲来无事的时候，就把我召唤过去“使用”一下。她加班的时候，则烦躁地让我滚蛋。
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咱们以后就做普通朋友好啦。”
“你说的是那种不能性交的朋友吗？”我说，“使腻歪了？”
她说：“那倒没有——只不过我要结婚了。我爸妈到中山公园替我相亲，挑上了一个电子工程师，刚从宾夕法尼亚回来，还在美国大学的篮球队打过替补呢。”
“那多好啊，中国人在篮球方面取得这个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也赞道，“他身体一定很好，你以后一定很幸福。另外说一句，你将来可不能撺掇他揍我。”
然后她就快乐地结婚去了，再没找过我。这种干净利落脆的生活态度，真让我欣赏。后来有一次，我参加马流氓他们报社的招待会，她也带着丈夫来了——端的是条好汉子，现场给我们表演了“原地起跳摸高三米二”的绝技。她还专门把她丈夫引荐给我，说我“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很帮助她”。
马流氓对我偷偷坏笑：“她像不像在给老公介绍：你看，这就是我用过的充气娃娃？”
我却一点失落都没有，反而听出了马流氓嘴里的醋意。我怀疑，那姑娘当初是他上手不成，才赌气介绍给我的。
但是和姚睫见过面之后，我却有点隐隐地不安起来。她不动声色，对我施加了和其他姑娘不同的影响。从表面上来说，就是让我的心情明显好了，精神也莫名其妙地亢奋了起来。进入三十岁之后，我的精力开始不济，熬夜的本领大不如前，每次被迫晚睡，都要缓个两三天才能恢复，但从圆明园回来的那天，我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就坐卧不安地爬起来，去找b哥胡扯淡了。
“你是不是磕什么药了？”b哥说，“今天表达欲这么强，语无伦次得像个低年级文科学生。”
下午去单位点卯的时候，办公室的大姐也说我“红光满面”。我特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打量了一会儿自己，仍然看到一个脸部松弛、眼袋浮肿的人，不过眼角里藏着的那丝笑意却是触目惊心的。我故意咧嘴，观察因为吸烟而被熏黄的牙缝，又从侧面审视着自己腹部的曲线，劝自己：省省吧你，别一开春就闹了。
两天之后，我去了趟哈尔滨。那边的冰雕节已经接近尾声，因此本轮邀请的都是毫无分量的媒体，而各单位作为回应，也指派了一些最不重要的人过去，有些报社居然连仓库保管员都上阵了。在那些老弱残兵之中，我倒成了看起来最体面的一个，又仗着自己是“北京来的”，心安理得地霸占了当地旅游局的女接待员，和她“大哥大妹子”地搭得火热。那是一个两眼微微发蓝的少妇，据她说，这是因为她姥姥是白俄罗斯人。她中午招待了大家一顿杀猪菜，晚上又专门请我到著名的“梅华”西餐厅吃了罐闷牛肉。这种饮食搭配充分体现了她的血统特征，结果把我的胃吃坏了，搂着马桶吐了几个钟头。
次日到了冰雕节现场，游客寥寥无几，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许多雕像已经开始溶化了。一个“希腊少女”的样子最凄惨：满脸是泪，胸围活脱脱小了一圈，裙子底下流了好大一滩水。大家围着她怜香惜玉了一番，就算结束了本次采访。因为返程票定的是三天以后，“记者”们在这段时间没有事做，旅游局便找了两大轿子车，把大家拉到郊区的景点去玩。我谎称自己要去看个同学，一个人在这座中国最北的大城市闲逛起来。
三月快到了，就连这里的空气都有了暖意。而北方姑娘又以奔放著称，纷纷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裙子，腿上只裹上一条连裤袜。这里还特别流行皮草，很多女孩都穿着真假难辨的“水貂”挤公共汽车，大长腿在衣角底下若隐若现。因为见识过一个混血儿，我开始怀疑那些格外明艳的姑娘都有异国血统，但经过“娱乐场所”门口时，她们的口音又让我如此踏实：
“大哥，找个妹儿唠唠嗑儿不？”
参观过文革时武斗之风最甚的“哈工大”和“哈军工”校园以后，我彻底无所事事，便找了家新开的电影院，连轴转地看了起来。这里的电影档期比北京落后一段时间，票价也便宜，我正好把去年没来得及看的几部引进片补上了课。放映厅里没什么人，几对情侣各自占了一个把角，也不看片子，自顾自地在黑暗里吭吭叽叽，我则一个人坐在五六排中间的位置，感觉像一个负责“艺术审查”工作的领导同志。记得曾经有人说过：什么时候电影院里孤身一人的观众占了大多数，才说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式繁荣了起来。
看来还差得远呐。
那天在看吕克-贝松指导的动画片《雅克和他的迷你王国》时，我的腰上酥了一下，像什么小动物不安分地动弹着。我把手机拿出来，看见是姚睫的号码，几个数字在黑暗里幽幽地闪烁着。电影正演到关键的情节，男主人公领着一帮虫子发动了革命，眼看就要推翻另一帮虫子的反动统治；我却低下头，像脑供血不足一样发着痴，将她的号码看成了一排无意义数字组合。过了一会儿，我感到面部肌肉有点儿酸痛，这才发现自己方才一直保持着笑容。
我迅速按了两下键，看了短信的内容。姚睫问我：你还好吗？你在干嘛呢？
我发短信回答她：看电影呢。
在哪儿看？看什么片子？她问。
我告诉了她片名，又评论道，这片子意思有点，但是不大，肯定赶不上导演的成名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随后，我告诉她，我到哈尔滨来了。我想问她喜欢吃这里的什么东西，比如红肠和鱼子酱罐头什么的，俄国产的伏特加我也可以给她带点，但又觉得这话太轻佻了。
两秒钟之后，我转念想：自己长期以来，不正是这么轻佻么？越是不熟的异性，越要作贴心贴肺状。这是我的风格，我得对她一视同仁。
对于我的示好，她很不见外地回答说：红肠，我喜欢吃红肠。鱼子酱太咸。伏特加来一小瓶就可以，听说那边流行“苏联红牌”。我回答说好，她转而又跟我聊起电影来：《这个杀手不太冷》我也看过，那里面的小女孩就是纳塔莉-波曼演的吧？后来她还演过不少别的片子呢。
对，我说，纳塔莉-波曼长大以后，还演过《戈雅之灵》和著名大片《星球大战前传》；我觉得她是茱迪-福斯特之后最成功的童星了。
茱迪-福斯特是童星吗？姚睫问我，我就知道她演过《沉默的羔羊》。
我说：当然是童星喽，二十年前，罗伯特-德尼罗在《出租车司机》里就跟她合作过，那时她才十岁出头，演一雏妓——别看小，但已经很有风情了。
对对，纳塔莉-波曼也是这个路子。风情万种的小幼齿，这种形象特别招老男人喜欢吧？姚睫说。
我心绪暗淡了一下，随即又释然地回答：那肯定，我们都是奸幼癖。
姚睫说：哈哈哈，吓死我啦。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忍不住“刺儿”了她一句：大学都毕业了，用你们学校里的话说，这么大岁数的姑娘，只能算西红柿了吧——冒充水果儿。
她简短地回过来两个字：讨厌。因为是短信，我无法确定她是真的生气了，还是故作嗔怒地翻了个小白眼儿。说到底，我跟她还是不熟，没能力推断她的喜怒。
这时四周忽然亮了，电影散场。犄角旮旯的情侣们尚在瘫软，而清洁工已经进来扫地了。我想给姚睫再发条短信，却又觉得没什么说的了，便插着兜，走到外面，一边在大街上溜达，一边不时掏出手机来看一眼。半个小时过去了，她也没再发过来新的信息。
就在我开始怀疑她是个“不禁逗”的姑娘时，电话却响了，她打了过来。姚睫的呼吸有点急促，好像刚走了一段路：“你看完电影了？”
我哑然失笑：“算是看完了吧。”
“我也上完课了。刚才是在车上。”
“你不是毕业了么？还上什么课？”
“算旁听吧。我们学校刚成立了一个电影研究中心，开了好多课，我正好闲着没事干，就过去听听。”
“哦，母校又找着骗钱的新门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