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一直把茉莉送回了她家。忙碌了一整天，结果总算圆满，她妈妈和舅舅两家人便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邀请我一起出去吃饭。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我想回去歇会儿。”
茉莉的妈妈笑着，摸了摸我的脑袋，说：“谢谢你，过去可没看出你这么好。”在那一刻，我几乎怀疑她想认我当干儿子。
而我出门的时候，茉莉还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知是在继续哭，还是已然哭得虚脱了，正怔怔地看着天花板发呆。我敲了敲门，说：“茉莉，我走了。”
屋里面没声音。她妈妈跟过来，朝我使了个眼神，似乎示意我推门进去。但我还是说：“茉莉，我走了。”
然后我就走了。
我开着车回到大院儿，看到姚睫并不在，有了一点心慌，便拿出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许久也没人接。进家门等了会儿，她没回来，b哥却骂骂咧咧地来了。
“该办的都办了？”这厮歪着眼，看着已然收拾整齐的沙发说。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却愣愣地点了点头。他立刻说我是“禽兽”，又问我有没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我忽然心神不宁地揪他，让他立刻给四合院打电话，看看姚睫在不在那里。
b哥被我的神情吓了一跳，说：“难道你对她用强了吗？”
好在他打了电话，没过一会儿就有人接了。那个气哼哼的小妹子告诉我们，姚睫就在小院儿里。我说：“让她跟我说话。”
小妹子扯着脖子嚎了两嗓子，然后回复：“她说特累，想歇着。”
我放下心来，把自己扔到沙发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也感到了累：那种无论身体还是灵魂都被抽干了似的累。想到姚睫，我会累，想到茉莉，我也累，想到茉莉的姥爷，我仍然累。而b哥这厮不知昨天晚上又干了什么缺德事儿，也在长吁短叹地说累。
最后我们总结：“活着就很累。连地球都很累，每天还要自转。”
基于这个结论，我们决定狠狠地休息一段时间。那几天，我们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关了手机，拔了电话线，一直瘫软在漆黑的屋里；吃喝全部叫外卖，电视一天到晚开着，却没人看，只是为了确定外面的世界如常地存在着。假如派出所进来检查，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一对准备殉情的同性恋人。
我不再想任何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只是默默地躺在床上养神。还真别说，这种方法是很有效的，也不知过了几个白天和黑夜，一股生机在内心里滋长了出来。我站起来跳了跳，恍惚感到自己又像二十岁时那样充满弹性了。
那天下午，我重新打开手机，想给姚睫打个电话，但是拨号之前，几条短信先挤了进来。是茉莉发来的。她告诉我，她姥爷已经过世。老头儿享年八十七，去世的时候极其安享，只是睡了就没再醒。根据老人生前遗嘱，丧事一切从简，昨天就举行了追悼会，而茉莉给我打电话，却找不着我。
我开车赶到茉莉姥爷的家时，一切后事已经基本料理完毕。茉莉的亲人们身穿黑色的西服，正带着倦容围坐在一起淡淡地说话。不时仍有她姥爷的“生前友好”以及学生、同僚上门来慰问，在客厅里摆满了百合花。
茉莉的妈妈把我从一群黑衣人中间领出去，带到一间偏房门口，说：“你陪陪茉莉。”
然后她迅速离开，倒好像葫芦里装着什么药。她是希望我和茉莉重归于好吗？还是茉莉有这样的想法？
我只好像几天前一样敲门，轻轻说：“茉莉，我来了。”
半晌无人应声，我又说：“茉莉，我来了。”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茉莉给我开了门。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脸色并不很差，甚至可说相当清爽，没化妆，只抹了些保湿的东西，太阳穴上蓝色的青筋隐隐可见。她一定又哭过，但大约是尽心尽责地陪着家人落泪，并没有像那天似的，把内脏都哭伤了。她姥爷是喜丧，走得又如此恬静，他们家的人也就坦然了。
“我在……扎头发呢。”茉莉侧侧脸，把脑袋后面一个圆圆的“鬏”展示给我看。
“怎么梳了个宋式姐妹的脑袋？”我说。
“他们说这样庄重。”
“真不好意思，前两天特别忙，没赶得及过来。”
茉莉抿着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我立刻无地自容地笑了。过去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从没“忙”过，这些年也没有；但是过去，我不会对她说谎——理直气壮地在家赖着，而现在，我张嘴就说瞎话。
被“照”了几秒钟之后，我自己招了：“我在家闭关修炼来着。”
我和她并肩出去见客。一个据说“小时候抱过茉莉”的大叔分别拉着我们俩的手，啧啧赞叹了一番，连说“真好，真好”。他又问我：“小伙子在哪儿工作？”
我说：“无业。”
茉莉补充道：“这是我前夫。”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但却险些把对方的鼻子气歪了。一屋子人也讪讪的，不再有人主动跟我们搭腔。过了一会儿，茉莉对我耳语：“咱们出去走走吧。”
“我请你吃饭。”我说，“怎么着也算接个风。”
茉莉的长辈也没拦着她。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因为做事特别有主心骨，就已经取得了在家里来去自由的权利。对于她在外面忙活的事儿、交往的人，她父母都非常放心；但现在看来，这种信任反而耽误了她——她自由自在地蹦到我这个火坑里去了。
老头儿的旧宅在“激情的二环路”以里，是文化部名下的几间平房，出门走一小段，就是“理性的平安大街”。现在正逢旅游旺季，路的两侧停满了双层大轿子车，所有以“烤鸭”、“涮羊肉”、“炸酱面”蒙骗外地乃至外国顾客的馆子一律爆满，我们开着车，沿街走了几公里，也没找到一个清静地方。茉莉说，她记得上学时的一个周末，我曾经骑着自行车来城里找她，把她带到“百花深处”胡同口的一家小吃店，很香。我依照她的记忆，艰难地掉头、穿胡同，好容易蹭到那里，却发现小吃店早已拆了，变成了一个专卖“特体裤子”的服装店。
“算了算了，干脆老莫吧，那儿肯定有地儿。”我说。
茉莉说：“那还不如新侨呢，俄餐太腻。”
我依言往崇文门方向拐去，边开车边逗了她一句：“还是你们城里的妞儿有品位。”
“一想到你们部队子弟那种故作没落贵族的矫情劲儿，我就不想去老莫了——那儿现在还充斥着各种‘革命时代的拖油瓶’吧？”茉莉反击我道。
我惊喜地道：“你什么时候说话也这么刻薄了？”
“在国外回想你说过的话，琢磨琢磨就学会了。”茉莉说。
听到她这么说，我就不言语了。我们很快穿过长安街，把车停在著名的新侨饭店门口，上去找了位子。茉莉熟练地给自己要了鳕鱼，又建议我吃“六成熟的新西兰小牛排”；因为我开车，她只给自己的海鲜配了一杯白葡萄酒。平心而论，新侨的西餐不错，比斜对面那家虚张声势的“马克西姆”还要好一些，我们一声不吭地埋头吃着饭，席间只有刀叉和盘子轻轻碰击的声音。
跟肉有仇似的吃饱了，我感到和茉莉之间有根一直绷紧着的弦“叭”地一声断了，整个儿身体也松弛下来。借着烛台上的火苗点上颗烟，我眯着眼睛，在一片朦胧中打量着对面的这个“丽人”。
“我变样了么？”茉莉故意坐直了问我。
“更绰约了。”我说，“要想俏，三分孝。”
“你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儿……”
“你姥爷要是听见了，肯定会乐。”
“……算你了解他吧。”
茉莉吁了口气，垂眼看着自己在高脚杯里变形的影子，出起了神。我想，按照友好的前任夫妻见面的“惯例”，我应该问问她过得怎么样。说起来，我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差劲，对她在国外生活的了解几乎等于零。假如我是个有心人，是可以从很多朋友、熟人那儿了解她的情况的。但我没有。这是因为不管她好还是不好，我都会产生亏欠她的感觉。然而不闻不问，反倒让我亏欠得越来越多了。
后来，还是茉莉率先开口了：“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还那样。”
“没什么变化？”
“所谓变化，也就是变成一个离异男子了——准中年。”
“离婚这种变化还用说么？”茉莉不满地指责我，“你谈话的态度不真诚。”
“我说的是离婚对我造成的心理影响——触及灵魂的那种。”我翻着白眼想了会儿，尽量让自己的态度“真诚”起来，“啊，我明白了。过去我是怀揣着一颗内疚的心混日子，离了婚之后就混得没有心理负担了。”
“这么说还是我成全了你？”
“我谢谢您呐。”
茉莉被我逗笑了，但随即神色更加凄然。她向我说起这些年在国外的生活来。我仍然没有主动问她，但是看出她很想要找个人说一说，而这个人最好是我。
至于细节，倒没什么需要赘述的。那只是一个聪明得冒傻气、好强得近乎于神经病的中国女人在异国他乡的奋斗史——而这种人的生活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如果我翻开一本同类题材的励志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哈佛女孩刘某某》之类），再把其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换成“茉莉”，完全可以认为那就是给茉莉写的传记。当然，情感上的差别也不是没有：看别人的时候，总觉得那些女性倨傲的外表下藏着一股洗刷不掉的贱气，其急欲洗掉祖上三辈儿那两腿泥的迫切心情，和进城做了婊子的村妞儿也没什么本质的不同；但茉莉毕竟是我的前老婆，我是了解她的，她并不是为了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蔑视原有种族的资格”才把我踹了，心急火燎地跑到国外去的。
至今我仍然认为，她仅仅是出于一种病态心理：事事都要拔尖儿，迷恋于“奋斗”本身的过程。当在旧环境里已经无可奋斗之时，她便涌起了一种到新的环境里白手起家的冲动。这种病态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常见，也有其积极意义（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嘛），病人们也不会将它看作“病”，而是美其名曰：追求。
尽管茉莉说得一嘴中国人意义上的好英语，但是刚到美国的时候仍然难以避免地不适应、被歧视。她发奋图强，为了融入那个社会的主流圈子吃尽了苦头，其结果也可谓功德圆满。她拿到了一家知名大学的学位，在当地找到了工作，刚开始是小公司，后来终于进入了一个庞大的、历史悠久的期货公司。一般中国人在那种和邪教教派非常相似的家族企业里很难做到管理层，但是我的前老婆突破了这个瓶颈，给祖国人民争了光，现在已经可以这样支使她的白人助理了：
“到楼下买一杯拿铁，然后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她在纽约租了高级公寓，又在长岛买了好地段的房子，在居住范围上把自己和中国人、黑人、墨西哥人彻底分开；她周末要去参加公司的实际拥有者举办的酒会，把车钥匙扔给门童的潇洒劲儿就像电影里的美国女人一样；她在酒会上认识了库斯先生，一个投资银行的副总裁。女同学们传她“嫁了个老头儿”，那其实是恶意十足的诬蔑，那个德国裔男子仅大她五岁，秃顶倒是略有些，但在西方人眼里，这恰恰是性感的标志——可以参见意大利总统贝鲁斯科尼。
西方人的秃顶比亚洲人漂亮得多，这个不服也不行。记得我原先在部委的下属单位工作时，从楼上看着各路干部前来开会，他们的发型总让我想起一群鳖在水中游。
“那个纳粹的全名叫什么？”
“杰克布-冯-库斯。”
“就不缝裤子，好一个君子坦蛋蛋的名字。”
“别逗了，冯在他们国家代表贵族身份。”
不过茉莉说到这里，她的讲述终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神来之笔”。我本以为她会详细介绍一下与那位贵族苗裔的爱情故事呢——东方公主与秃顶王子什么的——但她随即就说：
“他想跟我结婚，我没答应。”
“为什么？嫌胸毛扎人？”
茉莉撂下刀叉，作色道：“你再这样我不跟你说了。”
“好吧。”我眨眨眼，“我承认我吃醋了。”
“陈年老醋也吃？”
“对男的我从来就没大度过。”
“那我要告诉你，我没答应他是因为你，你肯定特满足吧？”
“这说明咱们余威还在……”我继续逗着闷子，但心跳却快了几下，满心惶然起来。茉莉说的不会是真的吧？我在烛光中看了她一眼，随即感到空气都凝固了。
茉莉突然换上了一副冷静、肃穆的表情，感觉就像在谈判。我突然想起来，在大学，她答应我的“示好”时，也是同样的表情。
“没错，就是因为你。”茉莉的脸绷得紧紧的，声音里却有藏不住凄凉的，“你承认你吃醋就好，我也承认我后悔了，后悔当初和你离婚。”
“茉莉，咱们能不能——”
“听我说完。”
“好吧……你说。”我躲着她的眼睛，坐在沙发椅里的身子矮了半截。
但茉莉的话仍然源源不断地钻进我的耳朵里来：“这两天我一直在犹豫，应不应该把心里想的事儿告诉你……我知道如果我说了，肯定会有人觉得我贱。不过那天，姥爷的话让我下了决心——他不是让咱们‘好好儿过’么？过去我没好好儿过，现在我必须得补救一次……就像我当初要是不出国，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一样，现在我要是不说，一样会觉得对不起自己。我自私吧？我就是这么自私，我觉得世界上要是还有一个人能容忍我的自私，那就是你……”
我叹了口气，问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后悔的？”
“几年前，刚一下飞机就后悔了。不过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只是舍不得你，对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不适应罢了，但后来，在那边的生活上了正轨，工作也越来越好了，我的后悔反倒越来越强了。我想把自己变得忙点儿再忙点儿，忙得没时间瞎琢磨就好了，但这招儿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灵了……只要身边没人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有人说，人得等过了三十才明白生活里图的是什么，这话过去我不信，我自以为比别人聪明，早早儿就找对了生活的目标——什么事都要做得比别人强，仅此而已。但后来才知道，我真是太傻了，太幼稚了，而让我后悔得再也受不了的，居然是缝裤子——哦不，库斯先生。他向我求婚的时候，说准备把职务辞了，把公司的股权也转让给别人，买一套乡下的小房子和我在那儿混日子混到老。我当时真是惊呆了，问他：你折腾了这么多年，就图这个啊？他说：是啊，就图这个；工作是为了实现价值，而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晒着太阳混日子，‘如同浸泡在子宫的羊水里’——这是他的原话。可是这时候我就问自己，我的生活图的是什么呀？混日子？也许我在老点儿，也会想混日子，可我希望陪着我混日子的人不是他——是你。”
“可是我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