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原有红利的消失
所谓红利，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比如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或称体制红利、制度红利）都是发展优势及其运用所带来的结果。
红利的消失是指发展优势的消失。无论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还是改革红利的消失，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都应当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原有的红利的消失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特有的问题。
重要之处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须转变，如果原有的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换，那么在原有红利消失后，经济便会逐渐陷入困境。所以，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面临发展方式相应转换，发展战略有待于重新制定，以及产业结构及时调整等迫切问题。通常所说的经济转型正是这个意思。经济转型及时、顺利，这一关就闯过去了，否则经济将继续陷于困境之中，难以摆脱。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不及时进行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转型不成功，经济长期停滞、衰退，就是教训。
可以这么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认识不到经济及时转型的必要性，也就是如果只是留恋原有红利或优势而不愿尽力转型，那只会造成以下三个恶果：
第一，继续发展经济的信心丧失了，认为既然原有的红利已经消失，发展的优势已经不存在，那就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第二，由于信心的丧失，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将会纷纷撤走投资，或者把企业迁移到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结果，国内投资总额减少，使本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投资不足的难题。同时，由于投资不足，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专业人才也随之流向国外。
第三，或者由于本国实体经济空心化了，实体经济产业被投资者认为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大量资金转到虚拟经济领域，使经济中的泡沫增加，经济有可能陷入更深的陷阱中。资产泡沫的破灭，会使经济更加停滞不前，使以后的经济发展更加缺乏后劲。
二、从旧人口红利走向新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人力资源的存在而产生的发展优势及其体现。
但人力资源的优势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会转换的。常见的情况是，在经济发展前期，一国或一个地区人力资源的优势表现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当时，有四个就业条件适合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运用，于是就出现了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这四个就业条件是：
第一，国内自然条件合适于经营种植园，生产谷物、热带水果、棉花、橡胶等农产品，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大量存在，只要有人（无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愿意经营种植园，就不愁雇不到廉价劳动力。
第二，国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金属、钻石、宝石、建筑用石料等，有人愿意投资于采矿业，本地廉价劳动力的充裕供给可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前期，在制造业方面主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轻纺工业、食品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需要廉价劳动力作为工人，对他们的技术要求不高。这样，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稍加培训就可以适应投资者的需要。除劳动密集型工业可以吸纳就业以外，大量个体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小贩的存在，也可以使劳动者获得就业的机会。
第四，建筑业在这个阶段的较快发展，也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如修建公路、铁路、港口设施、住宅、商店、工厂，以及其他公用设施的建设，这些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带来了红利。这种人口红利是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被使用分不开的。在发展前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成为生产成本低廉的主要依据。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依靠生产成本低廉来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进而使GDP由低收入阶段逐渐接近中等收入阶段，甚至迈入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形势是会变化的。在那些逐渐由低收入阶段接近中等收入阶段，甚至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逐渐消失了，原有的人口红利也逐渐随之消失了。工资低廉不再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吸引投资者前来的独特的因素，因为又出现了一些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那里同样存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且他们的工资更低，生产成本更低，从而对外来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加之，有些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使收入已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多年以来忽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即不注意提高自己的劳动力质量，仍然以提供廉价劳动力为满足。这就导致原来的人口红利下降了，最后甚至消失了，终于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陷入经济停滞的状态。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怎么办？难道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失去了信心？信心丧失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对人口红利缺乏正确认识的问题。
要知道，一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有适应于当时的人力资源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和旧人口红利消失后，熟练劳动力优势将取而代之，新人口红利将成为发展新阶段的特征，经济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而继续发展，这是已有先例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当有此信心。
再说，当人均收入不断随经济持续发展而上升的时候，特别是当人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以后，人口增长率一般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于是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和青壮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现象。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旧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
对新旧人口红利的替代有了正确认识之后，再联系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况作进一步探讨。
既然红利的新旧替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替代又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争取早日实现人口红利的新旧替代。
新人口红利是依靠我们努力创造而形成的。形成新人口红利要依靠四方面的努力，并且四者缺一不可。
一是，增加人力投资，扩大职业技术培训，使工人的技术素质有大幅度提高。应当认识到，对中国来说，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廉价劳动力时代通常是同低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的劳工时代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劳动力廉价？这正与他们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低有关。所以把低素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的劳动力，通过增加人力投资转变为技术工人非常必要，这也是促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提高产品更新换代的基本条件。
比如说，中国相对于周边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制造业企业的职工工资显然要高一些，所以，在中国，在以廉价劳动力为依托的旧人口红利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周边那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则因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而仍有旧人口红利。中国如果及时地以技工时代代替了廉价劳动力时代，一方面，相对于周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因进入技工时代而处于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技工的工资依然比较低廉，而且，中国技工工资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技术水平的技工工资，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样，技工时代将使中国的发展具有自己的优势，新人口红利也将由此产生。
今后，当中国周边有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转入技工时代之时，中国已早做准备转向高级技工时代、专业人才时代，优势依然存在。这同样要靠连续增加人力投资。为了促使新人口红利的产生，连续增加人力投资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要让已就业的和等待就业的工人有提高自身技术素质的积极性。一方面这取决于企业与职工双方都能认识到提高工人技术素质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以及对于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企业与职工双方都认同工资应同绩效挂钩的重要性。如果职工工资不同绩效挂钩，只能导致许多职工认为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提高技术水平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就有碍于他们向上进取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
三是，在现存的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是阻碍新人口红利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主要因为，农民工在权利上受到限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遭到身份歧视。在这种处境之下，有些农民工会对自己的前景感到失望，他们刻苦学习的积极性也就减退了，消失了。
四是，在鼓励职工钻研技术、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还应当对职工进行刻苦耐劳的教育，说得更确切些，应对他们进行职业道德的教育。中国的职工一直以勤劳著称，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认真劳动，在本职岗位上发挥自己作风严谨的传统，从而一致受到商界的积极评价。一些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的外商（包括“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都认为宁用中国工人而不用当地的土著工人，因为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守纪律，工作时间一丝不苟。这一传统应当坚持下去。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新人口红利的产生完全是可以期待的前景。
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应当重视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对技工的培养所起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小微企业，是指自行投资、自主创业的小型微型企业，业主本人往往就是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最早的蒸汽机、机器设备、铁路运输车辆（机车和载人载货车辆）都是前所未见的。它们是谁最先设计并制造出来的？主要是手工作坊的小老板或熟练手工工匠，如水车匠、钟表匠、磨坊匠、唧筒匠等人。手工技艺是家传的，或者是以师傅带徒弟方式，师傅手把手地教出来的。这样，久而久之，熟练工人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技艺会越来越好。举办职业技术学校是后来的事情。直到现在，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但缓解了就业问题，而且还是大型企业的合作伙伴，为后者生产零部件等等。许多小微企业以自己的技艺为特长，生产名牌产品，也向社会输送手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包括为特定的顾客定做商品的独特的熟练工人，以及修理汽车、摩托车、游艇及其他家用电器的能工巧匠。因此，中国在转向“技工时代”的过程中，不要忽视小微企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
三、从旧资源红利走向新资源红利
资源红利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淡水资源和草场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经济发展前期，这些资源一般都比较丰富。以土地资源为例，那个时期可利用的土地数量一般都比较多，土地价格也相当低廉。这就是资源优势，其结果体现为资源红利。
但应该看到，这些也许是旧资源优势。除非个别确实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红利会长期存在，否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某些资源会越来越紧俏、短缺，一定时间以后，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会逐渐消失。中国正是这种情况。
新资源红利从何而来？新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来自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以及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一般说来，自然界提供的资源总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无限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自智力资源、人才资源。增加开发、利用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投入，才能使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落实于实际，新的资源优势就形成了，新的资源红利也就产生了。
在中国现阶段，如果海水淡化的成本降低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北方沿海地区可以运用淡化后的海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如海水淡化后运输成本有待于降低，而且钢管容易腐蚀，要经常更换。但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又如，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沙地的改良、草场牧草良种化等等都是有助于新资源红利产生的科研开发活动。
2012年夏季，我在率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考察组一行在内蒙古调研时，感到内蒙古草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前景乐观，大有可为。草产业的功能，一是改良了草场的土壤，绿化了环境，保护了生态，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二是草产业企业培育适合内蒙古广大草场种植的新草种，使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增加，使挤出的牛羊奶营养价值上升，有利于国产乳制品创立品牌、打开销路。草产业企业培育的新草还能大量节水，很受牧民欢迎。三是草产业企业为了推广新草种，即扩大改良后的新草的种植面积，正在与牧场、牧民订立合同，双方共享利益，结果草产业企业、牧场、牧民的收入都提高了。四是草产业企业正在向城市推广这种节水型的、延长城市绿化用草周期的草种，包括高尔夫球场所使用的草种，因为这可以降低城市的绿化成本，降低高尔夫球场维护的成本。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新的资源红利的产生过程。
在某些方面，新的资源红利是同新的人口红利特别是同新的改革红利结合在一起的。
新的资源红利同新的人口红利相结合之处在于：没有大批科学研究人员、专业人才、熟练技工，就谈不上科技领域的新突破，也就不会出现新的资源红利。人才为本，资源优势才能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人口红利相辅相成，谁都离不开谁。科研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的成长是新的人口红利的体现，也是新的资源红利产生的前提。
另一方面，无论是新的人口红利还是新的资源红利，都需要依靠新的改革红利才能由设想成为事实。关于这一点，将在本章以下部分讨论。这里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新的人口红利要依靠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要依靠庞大的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队伍的形成。如果不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不建设新的、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如果不打通人才社会垂直流动和社会水平流通的渠道，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如果不重视使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怎能使专业人才、熟练工人、高级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和扩大呢？
新的资源红利同样要依靠制度创新，依靠新的改革措施，也就是依靠新的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具体地说，这需要进行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在于发挥科技研究人员、科技成果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并且能够从制度上保障科研与开发经费在GDP中的比例不断增大。
为了实现更多的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突破，一是需要有更多的新发明，二是需要把新的发明应用于经济领域，使这些科研成果在经济中产生效益。前者靠发明家，后者靠企业家，这两种人缺一不可。
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发明家和更多的企业家，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成功的发明家队伍、加入成功的企业家队伍。成功的发明家可能终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创新工作，也可能在科技发明发现之后从事企业家的活动，他们自己创业，成为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在国内国外都有一些成功的例证。
无论是发明家还是企业家，他们要取得好的业绩，必须有一个适宜于他们成长的制度环境。适宜于发明家和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这样的制度环境是新的制度创新创造的，它们就是改革红利的体现。否则，新的人口红利或资源红利依然是一句空话。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不在于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在于他个人的魄力、勇气和决断，而在于他成长在一个适宜其施展才能的制度环境中。那里有产权激励的体制，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有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于是在乔布斯的周围形成一支庞大的科研开发团体，整个团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才形成了技术创新的热潮。这正是我们从乔布斯以及类似乔布斯的新型发明家、企业家群体那里所能学习到的最宝贵的经验。
四、从旧改革红利走向新改革红利
从前文所述可以懂得，在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中，新改革红利是最大的红利，也是具有关键性的红利。
改革红利又称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是指通过改革，制度或体制得以调整，让制度或体制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推动经济的前进。
每一项改革总是适应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时的特定状况而出台的。改革的红利体现于消除了原有制度或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使经济继续发展、前进。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来说，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当时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而推出的三大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产生的巨大的红利，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因为中国经济从此迈入了新的时期。
比如说，农村家庭承包制符合当时广大农民的心愿，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几年之后，农民的产品丰富了，农贸市场上鸡鸭鱼肉、米面杂粮、香油等等原来稀缺的物品都可以交易，有卖方，有买方，人数越来越多。又过了一段时间，实行已多年的粮票、油票、布票等票证取消了。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红利的一个例子。
又如，农村家庭承包制推行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村中的劳动力反而富余了，于是乡镇企业（当时仍称为社队企业）建立了。这些乡镇企业不需要国家投资，政府不拨给生产资料，也不包销产品。全靠乡镇企业自筹资金，自己组织生产，自己负责销售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情况，即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经常碰见一些农民模样的人，有些还穿着西服，打领带，手提大包小包。这些人是乡镇企业的推销员，带着样品和订单，风餐露宿，去推销自己企业的产品。不到几年，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商品市场。乡镇企业更加红火了。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红利的例证。
再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广东的深圳建立了经济特区，采取了新的改革和新的规章制度。国内其他地区仍然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而深圳经济特区却可以采取市场调节方式。国内其他地区只允许有个体工商户经营，而深圳经济特区却可以有民营企业（尽管那时还没有“民营企业”的名称），并且雇工人数超过个体工商户的雇工上限（以雇工不超过7~8个人为限）却没有人来查封，这就是特区的特点。这同样是改革红利的体现。
正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有了上述这些改革措施，带来了改革红利，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新的气象。当时大家对改革红利的体会是深刻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新一轮的改革启动了。民营企业的名称已被正式采用，各地都掀起了成立民营企业的热情，一些有才干的年轻人，纷纷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形成日后影响越来越大的“九二派”企业家。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开始了，有些改制为上市公司，筹到了从不同渠道集聚的资本，进入大发展时期。中国的证券市场从1992年以后日益活跃，《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时经六年多的起草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得以实施。虽然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但证券市场毕竟有法可依了。这是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在农村，从80年代中后期起已开始涌现农民外出务工大潮，使农村面貌发生重要变化。土地流转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并且呈现多种形式，如转包、交换、租赁、入股专业合作社及“企业+农户”模式等。规模生产、专业化和多种经营相继成为各地区农村改革的趋势。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带领下，中国经济不仅抵御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且国内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这全是改革所赐，是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所赐。
但一轮改革措施实行了一段时期之后，改革带来的优势或红利总有越来越减少的趋向。这是难以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一定体制之下，改革措施总会有从适应当初的形势到逐渐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任何改革都适应于某种客观形势，后来，由于形势改变了，原有的改革效
力的递减也就成为必然。原有的改革红利之所以逐渐消失，是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是中国才发生的情况。
可以把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或红利称为旧改革优势或旧改革红利。这里，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而不论有效期间的长短：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存在的时间相当长，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只存在短暂的时间，这无非是因为形势变化的快慢不同。所以当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
改革，就是制度调整；制度调整必须及时推进。继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继续进行制度调整，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民间从来都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这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不继续进行制度调整，就是对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的漠视，甚至是压制。这几乎是改革支持者、倡导者的共识。
五、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
我们已经对新旧发展优势，以及新旧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作了说明。可见，以各种红利的消失作为唱衰中国经济依据的论调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今后在经济发展中会出现新的红利、新的优势。
要知道，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比如说，尽管人口众多，如果人人都待在家里，都留恋故土故居，不外出寻找工作，不务工，怎能发挥一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怎会出现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红利？
又如，土地数量多，价格低廉，如果各地都不招商引资，不开发土地，不建立工厂，又怎能发挥一国的资源优势？怎能出现资源红利？
再如，发展中的制度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在原始的社会，如果对传统组织所形成的发展障碍不进行变更，那就不会有发展，也不会有生活的改善。这就是说，没有人们的努力，连最早的改革红利也不会出现。
总之，即使是最早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都离不开人的创造。
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对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替代，毫无疑问，也都是依靠人们的努力而出现的。历史上找不到天上掉下红利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更没有天上掉下红利的好事。
古今中外，既然所有的红利都来自创造，我们所得到的启示只能是：对于红利问题，不仅要有新认识，更需要有行动。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红利成为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