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崛起了；印度仍在崛起之中……
当全球还没有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复杂效应中回过神来的时候，又一个“10亿级”的大国蠕动了。
面对着印度的变化，及这个变化对全球政经战略形势带来的冲击，中国怎么看？美国怎么看？全球怎么看？更重要的是，中国怎么办？中国该有什么新思路、新作为？
印度崛起之路
首先，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印度经济增长的表现。去年经济增长率达8%，其中有一季达10%以上，超过中国。同年，印度第一次从债务国名单中除名，外汇储备增加到破纪录的1116亿美元。
印度的变化，始自上世纪90年代。在此这前，自1947年独立开始的40多年时间里，印度始终采取锁国政策，且限制私人企业，经济表现严重停滞。90年代开始，受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启发与刺激，才开始改革，转向开放。最近担任总理组阁的辛格，时任财政部长，是印度“改革开放”的推手，极力推动国企私有化，央行透明化，成效卓著，被誉为印度经济现代化之父。他的复出，使国际投资界对印度信心大增，投资银行高盛认为2035年印度经济将达英国水平，2050年世界经济三大国分别为美国、中国与印度。
印度经济前景被积极评估，除了印度明确地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外，另有两大原因。一是印度所拥有的核心竞争优势，包括：
（1）人力因素。脑力好，逻辑能力强，工资却低（相当于美国同类工作工资的1/10），因此其软件业、医疗业异军突起，成为核心支柱产业，全球知名。
（2）资本市场成熟，法律体系完整，包括法治文化，整体而言，优于中国。
（3）产业结构优化，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55%（OECD国家平均为63%，中国仅为32%），最突出的即为前述之软件业，产值占GDP竟高达17%（中国为1%）。
（4）人口年龄结构年轻。2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之比重为53%（中国为45%）。且与中国同样重视教育，未来6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将翻一番。
再加上印度人熟娴英语，时间区域与美国正好日夜颠倒，遂取得来自于美国在软件、秘书、科技研发等方面大量的外判工作机会。
在改革开放政策及核心竞争优势之外，第三个重要原因，则为美国的“加持”——刻意对印度经济发展加以扶持。
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加持”
“加持”，又叫“灌顶”，概念源自于藏传佛教，意为对某一对象自外源源不断导入元气或功力也。
上世纪二战结束之后，印度在外交上表面奉行中立之“不结盟”政策，其实，则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当时，美国在南亚地区的盟友是巴基斯坦。1996年，民粹色彩强烈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后，积极发展核武，1998年进行核子试爆，美、印关系为之恶化，克林顿政府为此对印度实施禁运。这是两国关系最恶劣的时期。
其后，由于印度经济改革成功，高科技产业尤其突出，班加罗尔甚至跃升为全球著名科技城市之列，另一方面，对印禁运完全不能改变印度拥有制造核武技术和核弹的事实。因此，在小布什执政之后，新任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研拟美国对印度新政策的思维架构，一改敌对而为友好。“9·11”事件后，美国宣布解除对印度之禁运。2001年底，印度总理瓦杰帕依访美，与布什举行峰会，决定于2002年11月正式成立“美、印高科技合作集团”，自此，印度与美国之间开始形成了“实质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印高科技合作集团”（以下简称“集团”架构）的意义，不仅是两国在信息科技、医药开发、太空及国防研究各方面的密切会商及合作，而且通过此一“集团”架构，美国政府在政策上鼓励美国科技公司将大量工作转移到印度，大力“加持”印度的科技产业及经济发展。很明显，“集团”架构的思维不止是技术、产业及经济层面的，它涉及美国新世纪国际战略部署中的“扶印制中”策略。长远看，美国选择了印度作为在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的另一重要战略伙伴，其针对性昭然若揭：就是中国。
今年2月，印度与美国举行了高规格的军事演习，亦可视为美国新印度战略思维的佐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印度学者纳拉帕特提出了“亚洲——北美公约组织”（又被称为“亚洲版北约”）的拟议，主张联合主要亚洲及北美地区的国家，包括印度、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科威特、巴林等，但不包括所谓的集权国家或宗教国家。其用意与构思，似乎与美国的新印度战略颇有声息相通之处。
中国面对的战略新形势
“9·11”事件对全球战略形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美国借反恐之名，攻打阿富汗，不但改变了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甚至将势力伸入到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中亚，目前美军在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3国租用6个机场，也在土库曼驻有军事人员。美军的“落子”，不仅与盘踞在塔吉克的俄陆军摩托化步兵和空军基地形成对峙，在战略上，也与美国及印度的新南亚战略架构有所呼应，对中国的西部与南部构成了隐然不利于中国的“外势”。
与此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也未见松懈。美国与日本“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正，日本“有事法案”的主法完备，美国与台湾军事合作的强化，美国与东南亚特别是与菲律宾关系的增进（菲国同意美军进入协助平乱），及企图重返越南，租借金兰湾等等，均如项庄舞剑，其意图与针对性不问可知。
中国正在崛起，并强调要“和平崛起”，但“中国威胁论”却始终挥之不去，特别是美国在一帮对中国持有潜意识敌意的政客主政下，可以预期，基本由美国主导的以中国为对象的战略大包围形势将日益明显。中国该怎么办？
从历史中寻思路
印度或南亚，对于今天中国13亿人民，或许是相对陌生的，但历史不是。面
对新世纪的亚洲战略新形势，中国或有必要从历史中去寻找一些经验、灵感或启发。
中国人一般在历史中寻找印度，必会想到唐代的玄奘或晋代的法显；其实，更早的时候（公元前138年及135年），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副使都到过印度。至于“民间”往来，《史记·大宛传》中已记载大夏国经与印度贸易取得蜀布，可见当时贸易已盛。
《史记》中提到“蜀布”，很有意思。原来当年张骞及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的是中印往来的北路；北路之外，其实还有南路，大约起自云南，经缅甸，然后进入印度；甚至陆路之外，更有水路，由广州，经马六甲海峡，抵孟加拉湾，到恒河流域。“蜀布”，自然产于四川，足见四川与印度贸易古已有之。相传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约在今云南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南百公里），战略上就是要维护南路贸易的畅通。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其文章中有如此论述：蜀地为西南地区扇形之扇纽所在，可与中原不相关涉；又说，近来研究西南丝道，起点也全是在成都平原。种种证据显示，在海权世纪未来临前，中国与境外关系，多经由如今看来反而是交通艰难的西部或南部通路。然而这样的经贸通路与战略思维，随着十五六世纪后海洋文明的兴起，被根本地颠覆了。
近500年来，尤其是近150年来，中国的战争多来自东边，来自海上；中国的经济商机也多来自东西，来自海洋。影响所及，战时，东部及沿海地区遭受的破坏大于西部及内陆，和平时，东部及沿海地区的繁荣又远胜于西部及内陆。此等现实，终究也决定了当代中国的东向发展思维与战略视野。但必须说，这未必是恒久正确的。
借用当代“密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围绕市场，而市场多由人口聚集所形成，人口密度高之地区因之乃成为经济产业发展之“利基”）的概念，若从上海开始，通过轨道建设，经南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仰光到印度，全线串连，整个“线域”人口即相当于全球一半。以当代交通通信运输技术，此等工程并不困难，而其带动的商机潜力至为可观，特别是在中国及印度双双崛起之后，更难估计。
新思路·新丝路
这样的思路，对中国，对印度，对南亚，对东南亚，都很重要。
前已言之，中国古代没有忽视过中国同南亚及印度的关系，及至近代，才罕见言及，好似印度真是一个遥远的“西方世界”。直到抗战时，日军占领了中国自东北以下到华南的沿海地区，还同时拥有了台湾、香港、菲律宾及几乎全部东南亚，使中国对外通路全被封锁，才再度想起了古之“南路”，以打通滇缅公路来维持与外界的联系。时移势转，新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的先后崛起，及交通通信革命性的进步，东亚与南亚之间，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条另类丝路，一种新的世纪性战略联系的架构，似乎正在浮现之中。
迄今为止，基于战略考虑，中国与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公路建设及港口兴建上，已展开了远较过去更为积极的合作，从中国宏观战略角度来看，此等努力为中国西部及南部打通出（印度）洋之路的思维与作为，是值得肯定也值得期待的。然后毋庸讳言，此等战略思维有其跃然而出的针对性。
现在，考量到前文分析的相关趋势：印度正在快速崛起；美国对中亚、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介入；及中国与南亚尤其是印度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轨迹，我认为一个与中国现行的南亚战略平行不悖，甚至可相辅相成的，以印度为核心对象的新南亚战略，应该给予积极重视。
这个以建立新世纪中国与印度新战略关系的思维架构，至少应包括：（1）强化对印度与南亚的研究，并积极且大量培养相关人才；（2）加强中、印文化及教育交流，扩大教师及学生互换规模；（3）积极推动中、印双边经贸、技术及产业合作，并以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为中程目标；（4）扩大“上海合作组织”，邀请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各国加入；（5）推动中、印两国军事交流及合作；（6）积极研究协助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
总之，21世纪的中国大战略必须依托大陆（欧亚大陆），面向海洋，一出太平洋，二出印度洋。建立在此等战略形势上的“和平崛起”，才是可依恃的，可长可久的“和平崛起”，也才真正有利于泛亚地区的安定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