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初日本当时的财政大臣盐川首先提出人民币应升值的主张以来，迄今这个话题始终未尝冷却，对中国政府而言，所面对的来自国际各界的压力似乎还一波强过一波。
与人民币问题同时存在的，还有另外两个“中国现象”：一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对全球资源和能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从而导致价格的上涨；另一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从中国大陆销往全球各地，对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构成了极大的“排挤作用”。
2005年初各国依WTO规定全面取消对中国纺织品限额以后，中国纺织品就像水银泻地一样撞得全球纺织产业人仰马翻，即为显例。前者吸纳，后者呼吐，这一吐一纳之间，让全球都领教了中国经济的能量与威力，但跟人民币问题结合在一块，却也因此在国际间很自然地形成了“中国经济威胁论”的氛围，这对“和平发展”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高度挑战性的课题。
还是在2005年，中国商务部部长不寻常地召开了中外记者会，对美国及欧盟针对中国纺织品出品拟采取的对策给予了强力的抨击，对照更早之前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日本取消与小泉首相的会晤，人们约略可以感觉到中国新领导人的不同风格。会见记者，说明、分析、辩解是必要的，但基本上是属于战术层次，中国领导人当然有能力洞察整个以“人民币矛盾”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产业及金融的全方面战争，目前只是刚揭开了序幕，应该从战略的角度，对全球化的效应、影响、互动、竞争与斗争，作深入分析，并研拟对策，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全球的利益。
全球化效应：大失衡
整个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可以用“大失衡、中失衡、小失衡”的理论架构来加以剖析。先从“大失衡”谈起。
全球经济在1978年之前是一种状态，那时中国大陆跟所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地区是一组，另外，包括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台湾等所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区又是一组。当时两组内部各自经济的互动比较密切，但两组之间，经济活动非常有限，套用“全球化”的概念，当时可称为“半球化”。
1978年底，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也即是要跟市场价值的“半球”开始互动，这是中国大陆跟全球化的第一次接触。2001年，中国正式进入WTO，可视为是中国跟全球化的正式接轨。又过一年半，2007年1月，中国大陆入世的过渡期终止，这以后，中国经济就跟全球经济完全合轨了。所以，不妨把1979年到2006年这28年时间看作是中国与全球经济全面融合的“暖身”阶段。
刚才说，1978年之前全球经济是一种状态，即所谓“全球化”之前的状态。在那个状态下，全球经济或两个“半球”的经济在“有序”下运行，但“有序”不等于“有效”，所谓“有效”，是指资源能获得“优化”或“有效率”的配置或运用。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能保证“有效”，所以当时全球经济，最多只能说其中的一半，资源配置是“有效”的。
这当然不是人类的理想。人类的理想，是全球资源都能进行优化或有效率的配置，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就必须全球化，让全球都实现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无疑，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最终进入WTO与全球化完全接轨，是全球化必要且最关键的一步，而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之中。当这个阶段完成之后，全球的资源配置即可以在全球都已充分市场化的情况下达到最佳（最优）状态。
若以“均衡”概念为喻，1978年之前的状态是“均衡”的，或者说是“有序”的，但“有序”不等于“有效”。在将来全球化充分实现了之后，比方说，30年之后，那时的状态也是“均衡”的，而且，既“有序”，又“有效”。但从1979年开始，
一直到全球化充分实现之日，之间的阶段，则是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资源开始进行优化配置调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也就是目前）中，全球资源与产业依市场经济的规律重新调整配置，例如中国大陆的发展优势是制造业，那么，各国的制造业就会往中国大陆移动，印度发展的优势是软件服务业，于是各国的软件服务产业工作就“外包”给印度。
即以纺织业为例，中国纺织业庞大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但发达国家如欧美难以抗拒，连同为发展中的墨西哥、马达加斯加等也难逃劫数。脚踏车生产“大国”加纳，因为中国加入竞争，其单车价格在过去4年被迫由67美元降到25美元，目前中国制造的单车已占全球市场7成。一度有亚洲硅谷美誉的马来西亚槟城，最近亦出现电子厂大举迁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趋势。不夸张地说，再这样下去，全球绝大多数的制造业都难免被中国“黑洞”所吸纳。
可以想象，全球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产业“乾坤大挪移”，必须说，类此挪移，对全球整体利益而言是有利的，问题是，在挪移过程中，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中国效应”竟然如此之巨大！于是，“理论”与“实际”出现了差距。理论上，这样的全球化产业挪移于全球有利，因为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物美价廉的产品，然后由全球共享；但实际是，在这个不算短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得付出昂贵的“调整成本”，而这些调整成本往往又高到各个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承受的地步。换言之，在全球化开始之前的“均衡”，与全球化完成（如前所云，比方说“30年”）之后的“均衡”，两者之间，即目前，必须是一个漫长的、全面的、巨大的“失衡”，在“失衡”过程中，“有序”消失了，尽量是在朝“有效”迈进。
大失衡中的“中失衡”
当全球都因巨大失衡而备受困扰之时，其实，中国也一样不能幸免。因为，当人们看到中国大陆制造业产品在全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之际，中国也面临了“另类”失衡的困扰。中国大陆的经济失衡，从生产、贸易、金融到分配，几乎遍及每一个层面。例如，备受关注的出口增长过快，出超过大，外汇储备偏高，投资过热，进口资源庞大，房产价格飙高易出现泡沫等，无一不是失衡的表症。
中国大陆的经济失衡不仅中国自己关切，也招来了国际尤其是贸易对手国的不满，这包括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有趣的是，对于人民币该不该升值，国际间论点甚为分歧。施压者认为除非人民币升值，否则美国贸易赤字无从缩小，美国产业工人的失业威胁也难以排除；反对者（包括前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及一众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则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了15%，也难以改善美国贸易赤字。因为美国贸易赤字及其双胞胎即财政赤字的产生，与美国民间与政府的不自量力过度消费及过度开支有关。看来，在全球化大失衡下的“中失衡”还未必是中国的专利，美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欧盟也都有份。
“中失衡”中还有“小失衡”
暂且不管美国与欧盟，让我们进一步谈中国的“中失衡”。
前面提到一种广为流行的论述：中国即使让人民币升值，也改善不了多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因为与任何国家比，中国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
这条论述，前一半基本是正确的，后一半，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区”。深入探查误区，人们才会发现，在中国的“中失衡”中还隐藏着一个关键又影响巨大的“小失衡”。
如所周知，中国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强劲，即出口竞争力强，再进一步看，出口竞争力为何强劲，其实原因主要来自环境等方面的“透支”行为：
这种“透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就逻辑脉络而言，其实也是一部分“中失衡”及“大失衡”的根源，故可称为“小失衡”。
所有的“大”“中”“小”失衡，都是现阶段全球化之下的产物，而所有三个层次“失衡”所产生的“矛盾”压力，目前则高度集中于“人民币”之上，英、欧对中国纺织品的施压，其实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人民币”。
因此，讨论人民币应否升值，如一旦升值，对各方面所造成的利弊得失，就必须放在这个包括了“大、中、小”三个层次均衡的架构中仔细论证。换言之，当前的所谓“人民币矛盾”或“人民币困境”，其实是一个多层次及多方面失衡下的综合结果，有“大”至于全球范围的资源及产业的调整，也有“中”至于包括中国、美国、欧盟在内的各国宏观政策的修正，还有“小”至于中国本身社会经济结构与资源配置的矫正，必须要在全面正确诊断之后，对所有的“大、中、小”失衡进行有默契的、全面的、同步的调整，才有利于全球化下现阶段问题的根本解决。基于此一了解，中国政府可以进行因应思维与对策，向全球提出“中国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