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的10月，傅雷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悼念念张弦，署笔名“拾之”，文章名为《我们已失去了凭借——悼张弦》。在这篇文章中，傅雷以异常惋惜的笔调叙述了张弦困窘的生活和非凡的才华，并以辛辣的文笔抨击了扼杀张弦生命与才华的黑暗社会。在文章的最后，他沉痛地写道：“我们沉浸在目前臭腐的浊流中，挣扎摸索，时刻想抓住真理的灵光，急切的需要明锐稳健的善性和奋斗的气流为我们先导，减轻我们心灵上所感到的重压，使我们有所凭借，使我们的勇气永永不竭……现在这凭借是被造物之神剥夺了！我们应当悲伤长号，抚膺疾首！不为旁人，权仅为了我们自己！仅仅为了我们自己！！”
联系他与刘海粟的争执与绝交，我们不难看出，他把此时的刘海粟也看做了“黑暗社会”的一分子，但文中傅雷流露出的惜才、爱才之心跃然纸上，读后令人不能不深为感动。或许正是由于对才华的珍视，以及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才使他们在绝交二十年之后又成为了朋友。
然而虽然又恢复了友谊，但傅雷对刘海粟的评价依然不高，他在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的信中说：“……老辈中大师依然如此自满，他这人在二十几岁就流产了。以后只是偶尔凭着本能有几幅成功的作品。解放以来的三五幅好画，用国际水平衡量，只能说平平稳稳无毛病而已。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刻苦钻研，怎能进步呢？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你想他自高自大到多么可怕的地步。（以私交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所以我只是感谢他对我的友谊之厚，同时仍不能不一五一十，就事论事地批评他的作品。）”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对刘海粟的评价并非出自个人情感，而是以“真理”加以衡量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傅雷之所以在三十年代与刘海粟断交，不是没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作为旁证，我们可以参阅《背叛》（《沧海》第一部），在书中刘海粟说傅雷，“……当初在法国他给我做秘书，我要去德国演讲，随便同他谈了一些我的思想，几句话，他就把它发挥成一篇大文章。后来再修改加工，成了一本《六法论》”。而据柯文辉说，“老先生1931年去德国演讲和回到中国发表的《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实际上是傅雷的著作，这件事在当时的报纸上有过揭露，老先生在欧洲写的许多著作，像研究米开朗琪罗的专论，都是傅雷写了用刘海粟的名义发表的。”他又说，“从此绝交二十年，一直到解放以后，上海美专被合并掉了，刘海粟失势了，彼此才又断断续续有了一点来往。绝对不是像老先生说的那种生死与共的友情。”或许这才是他们二人之间交往的真相吧。
二、“我不知我要怎样来说才好”——楼适夷对傅雷的纪念
楼适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散文家，建国以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组织出版过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楼适夷是傅雷的好友，他们相识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孤岛上海，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我们现在见到的《傅雷家书》的序——《读家书、想傅雷》便出自于楼适夷的手笔。
作为一个翻译家，楼适夷翻译过一些日本文学作品与苏俄文学作品。高尔基的《在人间》、《意大利童话》、赫尔岑的《谁之罪》都是他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中，他翻译过《壶井繁治诗抄》、志贺直哉的《牵牛花》、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等多篇小说。
作为一个散文家，楼适夷曾经出版过《话雨录》、《落叶集》、《适夷散文选》等散文集，文笔清新自然，怀人记事别有一番风韵。楼适夷先生还是一个诗人，他于1923年开始发表诗作，后来他的诗结集为《适夷诗存》。
楼适夷先生曾经参加编辑过左翼刊物《前哨》、《文艺新闻》、《文艺阵地》等，解放以后，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行政、编辑、出版等工作，为新中国的文化、文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楼适夷及其与傅雷的交往
1899年，楼适夷出生于浙江余姚。父亲去世后，楼适夷不愿继承父亲的事业，为了求知，弃商求学，到了上海。
在上海，楼适夷于“五四”运动前后认识了湖畔派诗人应修人等人。他们认为人生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应该有点别的东西，便开始追求别的东西。他们一些人组织了一个读书互助团，设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这里，他们自己读书，同时也将图书馆尽量开放，还设法捐钱将这个小图书馆渐渐扩大，几年时间里，他们就积蓄了几万本书，几千个读者。1923年，楼适夷和他的两个同乡作为创造社的读者，登门拜访了郭沫若和成仿吾。他们两人热情接待，还鼓励他们写作。一开始楼适夷有点怯生，后来比较熟了，他就将自己偷偷写的作品拿给他们看。成仿吾看了，说他写得比徐志摩的诗还好，后来便在创造社的刊物《创造》上登了出来。关于这首诗还有一则趣闻。在这首诗要发表前夕，楼适夷突然收到了成仿吾的信，信中说今天要发稿，发现诗稿遗失了，后来查问，才知道是郭沫若的孩子拿去剪着玩，同垃圾一起倒掉了，让他赶快把原稿送去。楼适夷接到信之后十分着急，原来他根本就没有留底稿，只好凭着记忆又把那首诗写了一遍。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在国共合作时期，楼适夷与一些人回到了家乡，参加了中共地方党的工作。“四·一二”事变之后，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楼适夷到了上海。后来，由于时局危险，他就到日本去留学了。
1931年，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楼适夷便参与到社会活动、文学活动之中。1933年，他由于参加左翼文学运动而被国民党逮捕，当年被捕的还有著名作家丁玲与潘梓年，后来他们都被营救出狱。但是同年5月14日，楼适夷的好友、诗人应修人却惨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陈尸在昆山公园门口。应修人的惨死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对楼适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直到晚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怀念他这位最亲密的朋友。
在狱中，楼适夷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出狱后他还继续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孤岛上海编辑过一些文艺刊物，如《前哨》、《文艺阵地》等等。1938年3月，“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协会的主持人是老舍先生，楼适夷积极参与了《抗战文艺》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很快与老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就是在抗战后期的孤岛上海，楼适夷结识了傅雷，两人一见如故，从此结成了终生不渝的朋友。在最危险的时候，傅雷让楼适夷住到自己家里，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的一切，虽然傅雷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楼适夷的安全极为重视。
解放以后，楼适夷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9月，奉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担任副社长。当时的出版社社长是冯雪峰。冯雪峰还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及《文艺报》的主编，在出版社方面，他全力领导鲁迅著作编刊室搞《鲁迅全集》的工作，不问其他，而将出版社的行政管理与编辑、出版等全部业务交给楼适夷统揽。
从1952年进入出版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扫地出门”，楼适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共工作了十四年，在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古籍整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从出版社来说，成绩是很大的，那得归功于别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工作、埋头苦干的同志们，而所有错失与娄子，则大半有我的份。”
由于受日本出版方式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他主张大规模成套成批、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各种丛书，虽然工作受到各种干扰，但也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如古代文学的“笔记小说”丛书，外国文学的《苏联文学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现代文学的《文艺建设丛书》，重要作家的多卷本文集等等，对文学的整理、积累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6年，楼适夷被扫地出门，先是被关进了“牛棚”，后是去了干校，1973年离开干校回到北京，但一直没有安排工作。从1973年到1976年，他翻译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十一部短篇小说，在《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的《书后》里，他写到了这份译书的工作还曾经搭救了他一次：
“原来“四五”运动我的确没有参加，但4月1日，一位常上我家来谈天的青年友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怎样热闹，盖天铺地的花圈，一望无际的白花，满墙满壁的诗歌，和飘扬空际的大挽联。我听了大为冲动，马上拿起拐棍，同这位小友一起去了一次广场。在庄严肃穆、成群结队的青年行列中，一直挤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台，的确是去过一次，回家也没有告诉家人……有许多人，居然因此捉将官里去。而我这个闭门深居的糟老头子，也居然荣幸地承蒙什么人员的一度拜访，问我在家里干些什么。我连忙沏茶点烟，殷勤接待，说明自己正搞些古老东西，消遣消遣。他们见我案头上果然堆满了一堆厚重的工具书，一叠写好的稿纸，于是好像随手拿起似的，翻了一翻，还称赞我这么大年纪，还那么用功，受了表扬，告辞而去也。我便又大胆放心地译了下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楼适夷重新回到了文坛，写了大量散文与序跋，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读家书，想傅雷》等等，情真意切，文笔清新优美，为人所喜爱。
楼适夷眼中的傅雷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成为‘孤岛’的上海，我和傅雷开始建立友谊。”楼适夷在《痛悼傅雷》一文中这样写道。当时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敌、伪、顽三方面的斗争。由于公开的进步刊物没有容身之地，楼适夷等人办了一个表面上几乎不露政治色彩的刊物《大陆》。为了扩大阵线，他们尽量团结平时与他们很少交往的文化工作者来为这个刊物撰稿，就在这个时候，经人介绍，楼适夷认识了傅雷。
在认识傅雷之前，楼适夷只知道傅雷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有很高的文艺素养，“但他一向和左翼文化界的关系，好像是比较疏远的，相互间了解不多”，楼适夷甚至担心他们会格格不入，但出乎他的意料，“我们竟然一见如故，马上互相吸引，推心置腹地畅谈开来”。在交谈中，楼适夷发现傅雷对祖国、对文学艺术事业有高度的热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以及对庸俗社会抱着强烈的憎恨与鄙视。而这正是他们二人友谊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进入租界，很多抗日文化工作者被捕，楼适夷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傅雷和他的夫人一了解我的情况，马上在自己的家里给我布置了一个房间，要我住在他的家里。他家在较高级的住宅区，这对我的安全是有利的”。
当时傅雷也并不富裕，他自己只有一些“不经常的微薄的稿费”，老家有一些祖传的田地，每年卖一部分地来维持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傅雷仍盛情强留楼适夷住在他的家中，而楼适夷一来极少有别的去处，二来禁不住他的强请，以后便常常住在傅雷家中，好像成了他家庭中的一员了。
如此地贴近傅雷的生活，楼适夷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一是工作的认真。“他每天早晨，按时进入书房，伏案写读，看着他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极为令人感动的。”
在文章中，楼适夷举出了一些细节说明傅雷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如“小说中写到一座屋院的结构，或房间中家具的布置，他却一定要按照原文画出一张平面图来，然而才落笔把它写出来”。
又如，“他自己知道普通话说得不好，会影响他译文的语言。他把老舍先生的小说，当做学普通话的课本，经常反复朗读，像《月牙儿》、《柳家大院》那些作品，他简直念得会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