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早在和珅发迹之前就跟随在他左右，成为和珅最得力的管家。当年刘全为了替主子录求资助，只身前往河道总督嘉谟的任所求见，在寒冬腊月只穿着一件单衣，被冻得瑟瑟发抖。因此和珅对刘全也另眼看待，在他得势发财的同时，也没有忘了这位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奴才。刘全也仗着和珅势力为非作歹，营私谋利，到处招摇撞骗，平常的衣食住行都逾超了封建礼制。此外，刘全还在京城私开当铺、购置房产，家产达到了20余万两白银。
对刘全这种不任合封建礼法的行为，负有监察权的曹锡宝愤然上疏。但是陪侍乾隆帝在承德避暑的和珅早已得知消息，火速通知刘全拆除房屋，并转移其钱财，所以当乾隆帝责问此事时，和珅一面请罪，一面又要求皇上严察重惩。结果乾隆命曹锡宝等人前往核查，却一无所获，乾隆帝龙颜大怒，指责曹锡宝参奏不实，是想打击和珅。
曹锡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得承认自己道听途说，一再谢罪。乾隆帝下旨将其革职留用，曹锡宝受此打击，两年后郁郁而死。
另两位挺身而出弹劾和珅爪牙仗势欺人的监察御史谢振定、尹状图，也因为触犯了和珅的利益，使和珅怀恨在心，于是借乾隆帝之手，罢免了谢的职务，又将尹状图收捕入狱。
和珅对言官进行打击报复的阴险手段，使许多大臣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而和珅则在自己一手编织的权力网中愈陷愈深，对权力的贪婪也越来越丧心病狂。
贪婪无度的和珅除了欺上瞒下、培植私党之外，还疯狂地揽取金钱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
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上的历代贪官一一揪出来算一笔账，就会发现其他人与和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九牛之与一毛。可以这样说：“敛财方面，自古以来难有出和珅之右者。”
和珅敛财的手段繁多，名目不同。早年他靠了租房屋收敛钱财，还经营钱庄、粮店、当铺、古玩店等，又向亲友放债收取高额利息，连自己的舅父也毫不留情。当他的权势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时，和珅又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势，广开敛财之门。那些想巴结、讨好和珅、希望获得一官半职的趋炎附势之徒，欲得肥缺必须向和珅送厚礼，甚至有宗室子弟为了继承爵位，都要通过和珅向乾隆求情。连宗室亲王尚且如此，普通官员可想而知。
为了给自己安排后事，和珅还在冀州城外选了一块地为自己建造坟墓，其规模超过了亲王墓地，简直与皇陵不相上下，当时人们都把和珅的陵墓称为“和陵”。
对权力和金钱的毫无节制的贪婪和攫取，必然导致自身的灭亡。在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随着乾隆帝的去世，这位仗着老皇帝颐指气使了大半辈子的和珅大人，在对他早已恨之入骨的嘉庆皇帝的一手策划之下，距先皇之死仅仅半个月之后，就被迅速扳倒，打入大牢，赐其自尽。家产被全部收没，入了大清国库。
在当今政坛上，个别领导者能任人唯贤、不愿重用有能力、能干事的老实人，而是“任人唯亲”、在人事安排上大搞“裙带关系”，这样人其实是只谋利、不顾大局的投机钻营者，迟早要“翻船”的。2006年安徽省委前副书记王昭辉的“落马”，就是一个鲜活教训。
“你如今做了副部级高官，千万别忘了对我娘家亲戚多加提携哦！”1993年2月，49岁的王昭耀当选为安徽省副省长，妻子杨大爱设宴为郎君举杯祝贺的同时，恳请老公对大舅子杨枫“政治上培养”，王昭耀拍着胸脯应承下来。
杨枫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砀山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在王昭耀的“运作”下，杨枫不到一年时间便出任安徽淮南市气象局局长。在王昭耀当时看来，适当为大舅子讨顶乌纱帽“意思意思”博得夫人欢心，也算美事一桩。玉昭耀没想到，随着水涨船高，5年后妻子再次向他吹起枕边风。1998年12月，王昭耀被任命为安徽省省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成为实权在握的安徽“政坛大佬”。1999年初，王昭耀不动声色地将大舅子扶到安徽省气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但呼风唤雨的杨枫看上去似乎还不满足，他含蓄地对姐夫表示“不喜欢一辈子和老天爷玩”。于是王昭耀安排杨枫下到安徽宣城市行署做挂职专员，宣城撤地建市后，杨枫顺顺利利当选为副市长，紧接着出任该市市委副书记。
看着大哥杨枫在姐夫的扶持下平步青云，货车司机杨哲信坐不住了，他哭哭啼啼赶到合肥，乞求姐夫高抬贵手也将他引入官场。
在王昭耀的“运作”下，2001年，杨哲信摇身一变，从一名货车司机魔术般地变为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在此后短短四年时间里，他实现三级跳：又从灵壁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爬上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交椅，令当地政坛瞠目结舌！
后来，手眼通天的王昭耀再次轻轻挥舞权力魔棒，妻子杨大爱便官至安徽省行政事务局接待处处长，让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儿子王伟先到阜阳市政府办公室镀金，然后杀个回马枪，出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
2006年，王昭耀因涉嫌利用职权，借干部职务晋升工作安排和项目审批之机，大肆收受贿赂的犯罪，被移送到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实行异地管辖审查起诉，王昭耀本人及其“权力家族”的终于得到是法律公正的判决。
在现实管理中，任人唯亲者也颇为多见，在当今的政坛上不能克忍私心，任人唯亲者大有人在，在企业界这种不良现象也很普遍。在一些私营或乡镇企业，“家族化”经营之风尤盛，往往是老总、厂长的妻子管财务，弟妹管供销，舅子管人事后勤，一派“家天下”阵式。在一些国有企业中，有的领导者想方设法把子女弄进本企业，以求一官半职。但是，近年来频频倒闭的大多是以家族亲情关系维系的企业。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来讲，任人唯亲同样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历史和现实中太多的车覆人翻的悲剧警省领导者，举贤选才一定要出于“公心”。关键在于无私。无私是选贤才的前提。对于这点，孔子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君子对天下之人，不分亲疏，无论厚薄，只亲近仁义之人。这就是说，在人才问题上，应该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而只考虑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和事业的成败。在选才上克忍私心，就是要抛弃个人成见，客观地对他人作出评价，只要他真正有才干，乐干实事，能干成事，即使对其并不喜欢，也决不以私害公、以私误公，而应毅然选拔和重用。
2、投机钻营者只“琢磨人”，不“琢磨事”
投机钻营者的拿手好戏是“拍马屁”，这是中国封建官场上的一门最大的学问，如今也有些拼命追求个人利益者也致力于此道。“拍马屁”要拍得恰到好处，不被马踢，就要把所拍的“马”的脾性琢磨透。
所以，古今中外，一切投机钻营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只“琢磨人”，很少“琢磨事”。因为要将心思用在如何“拍马屁”上，所以就没有功夫去办利国利民的事了。
明代的权臣严嵩可以当选为中国古代官场上的“马屁冠军”。对于这一称号，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将明世宗彻底琢磨透了，事事能恰如其逢地投其所好。
严嵩的拍马之道除了具有前人的拍马逢迎的一般特点之外，他还根据明世宗的性格特征，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摸索出适合于世宗的一套逢迎方法，使得他入阁20年，擅权20载，直到87岁高龄才因病死去。虽不能说寿终正寝，好歹也还得保首领。他最后虽遭罢官，但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成功”的官场投机钻营者。
严嵩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人，在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考中进士，先是以庶吉士的资格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又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但直到六十多岁，碰上了明世宗即位这一机遇，他才倍受宠幸，飞黄腾达。
世宗是继承了他的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武宗荒淫嬉戏，中年身亡，没有子嗣，亦无其他的兄弟，所以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之后就迎立了世宗。
世宗即位之初，还是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委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尚无大过。但在年龄渐长之后，渐渐露出了他昏聩的本色。因为世宗是继承了堂哥的皇位，因此，武宗之父孝宗就不是世宗的皇考（皇父），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世宗在即位前并未行过继礼，所以他不愿承认孝宗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谥为兴献帝。这引起了一班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劝谏，阻止世宗。
世宗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去世宗的生父葬地显陵祭告，回来以后，向世宗说：“我奉命去显陵祭告，在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之时，上天应时降雨，又应时晴天。产石地枣阳，有无数的鹳鸟绕集其上，等把碑运入汉水，汉水又突然暴涨。所有这些，都是上天眷爱，请陛下令内阁辅臣作文记载。”这马屁恰好拍在点子上，世宗听了，十分受用。
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一些善于揣摸世宗心意的大臣又复提改尊皇考之议。世宗专门写了一篇《明堂或问》给众臣看，并把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逮捕下狱。严嵩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寻出根据，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确性。
但他深深地知道，如果仅是这样，并不能引起世宗的特殊好感，于是经过一番琢磨，主持策划制订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神主入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神主入太庙后，被谥为睿宗。这个仪式得以高质量高标准地举行，很好地迎合了世宗的心理，于是世宗对严嵩青眼有加，赏赐了他许多钱帛，更重要的是世宗从此看上了他。
严嵩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不够，更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小心谨慎地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这时的严嵩已当上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使世宗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太子太保。
昏聩的明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此时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进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流芳百世的宏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旦被皇上看中，就能指日高升。因此，朝臣多舍弃本职，供道事玄，希求进用。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身居要职的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劝谏世宗，只会投合世宗的喜好，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习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5顶沉香木冠，送给夏言、严嵩等5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为当朝第一重臣，为人正直，不奉曲邪，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就私下里对世宗苦谏，要他远离道教。
这自然使世宗极不高兴。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觉得严嵩不仅公忠体国，还“公忠体我”。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知道自己取而代之的机会来了。于是，经过对夏言这个老实耿直的人一番琢磨，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他都不对夏言有一句微辞。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回府后，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这件事被夏言知道了，也觉得很感动，认为严嵩对自己真是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藏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猜疑心很重，他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组织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一些内臣到一些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尤其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
而夏言则不同，一则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奋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
这些情况一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了一个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惫懒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他也不审阅就交了稿，因此多有重复卑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严嵩又教唆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诬陷夏言。世宗不问是非就将夏言罢了官。后来严嵩又构陷罪名，将夏言弄死。
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但他身体极好，日夕随侍在世宗的左右，弄得世宗都十分感动，也就越发宠眷他，赞他“恭顺敏达”，是少有的忠臣。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从此专权二十多年。严嵩专权的目的当然不是为大明社稷谋利益，也不是为天下苍生谋利益，而是“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
严嵩之子严世藩聪敏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严嵩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吏部和兵部是负责遴选官员和安排防务的重要衙门，严嵩便安置了两名亲信，吏、兵二部的文簿可以不奏请皇帝，由严嵩任意填写下发。这二部几乎成了严嵩私家的后院，主事之人几乎成了他的管家，一文一武，时人称之为“文武二管家”。
严嵩父子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的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每日送入严嵩府中的贿赂，车载斗量，不绝于途。
甘肃总兵伊銮因贪虐被革职，后来重贿严嵩，被收为义子，转为京官，在鞑靼人进攻北京后反得升迁。赵文华从江南还京，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藩的27个姬妾每人宝髻一个，金丝幕一顶，严世藩犹嫌太少，因而被罢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