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失败之处，”杜宾继续说，“是生搬硬套了搜查的方法。无论是就部长这个人来说，还是就当时的情况来分析，这种方法都不适用。局长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一点也不懂得变通，制定的方案也是方枘圆凿，行不通。他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可是在大方向的制定上却不下工夫。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一些小学生呢。比如说在孩子们之间流行的‘猜单双’的游戏，我就见过一个小男孩，才八岁，他玩这个游戏有很好的天赋。这个游戏操作简单，主要道具是玻璃珠。游戏由至少两个人完成，其中一个人两只手里都握有玻璃珠，且单双数对方不知道，由另一个人猜单双。猜对了，赢一粒玻璃珠，错了就输一粒。这个小男孩有一套游戏方法，靠这套方法赢了全校所有的对手。他是这样做的，根据对手的智商，通过第一轮游戏估计对方第二轮的游戏策略。比如说，对手很笨，当被提问是单还是双时，他回答‘单’，结果输了；可是第二轮他就不会输了，因为他在想对策：‘对手不会变通，第一回出双，第二回肯定出单。因为他也就只能想到这种程度了。对，我就猜单。’果然被他料到了，赢了第二局。如果碰到一个头脑灵活的对手，又是另一套方法了：‘对手第一回合出的双，结果我猜单输了。他的第一反应是下回合出单，因为他觉得我这次会猜双。但他仔细一考虑肯定觉得不妥，因为这样的雕虫小技太简单了，所以他下回一定还出双。我猜双绝对没错。’于是，他又赢了。他的同学将他的成功归结为‘运气’，他的推论方法一定有可取之处，但是什么使他赢了所有人的呢？”
“应该是，”我说，“他把自己想象成了对手，用他们的思维来作出判断。”
“一语中的。”杜宾说，“我向他了解过赢了所有对手的方法，他说：‘一个人的好坏贤愚以及心理变化，都会通过表情表达出来，你如果想知道他的底细，那么你就尽量做出跟他一样的动作来，通过动作观察自己心里会产生的波动，你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了。’这个小学生的观点跟拉罗什富科、拉布吉夫、马基雅维利和康帕内拉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的伪善学说就基于此。”
“你的意思是说，”我追问道，“完全正确的把握对手的智商，是取胜的关键所在？”
“推论就是这么简单，”杜宾答道，“G局长他们之所以失败，一是他们对对手的智商确认有误，二是他们对对手的智力估计不足，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他们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搜查时也只按照一般人藏东西的习惯去做。他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只要遇到一个高智商的对手，失败就是必然的了。这往往是因为自己过于骄傲了，并不是对手多聪明。G局长的搜查工作过于教条，不会随机应变，顶多，当遇到报酬很诱人这类特殊情况时，他们只是变得更卖力气一点罢了，工作方法还是老样子。你看，他就是这么办理D部长的案子的，他在搜查方法上做什么改善了吗？还是以前的老方法，什么打孔啊、排查啊、借助放大镜啊、进行房间的区域划分啊之类的。G局长在这行混的太久了，小毛贼的思维方式他已经了如指掌。你也注意到了吧？他已经将这种思维扩大到所有的案件去了。人们要藏一件东西，比如说信吧。他认为，所有人都会在桌子腿里打个洞，然后把信藏进去，或是其他类似的方法。他对这点绝对不怀疑，不在桌子钻的洞里，就在别的什么洞里或犄角旮旯里。这些伎俩都是普通人的做法，你也知道，而且多数是在通常情况下才会这样做。把东西藏在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是人们的第一反应，在普通的失窃案件中也很常见。这类案件侦破中，智力是次要的，细致、耐心和自信心才是关键。但一些大案要案——尤其是牵扯到政治的，酬劳诱人的案件，就复杂多了。所以我说，局长要找到那封信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根本没在部长家中，而且他根本就没按照局长的思路出牌。局长仅凭部长是个诗人这点，就认为他是个傻瓜，以对付傻瓜的套路对付部长，所以被搞得焦头烂额。他认为诗人就是傻子，而且从不怀疑。”
“据我了解，”我说，“部长兄弟两人，在微积分方面很有见解，发表过很多学术性很强的文章，他们在微积分界赫赫有名。他会是诗人？是数学家才对吧。”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详细地了解过他的生平。他很擅长推理，这与他精通数学也擅长诗歌创作不无关系，他逃过了局长他们的搜查，说明他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数学家。”
“你的说法很新颖，与千百年来大家的共识有很大出入，”我说，“人们公认数学推理是最完善的，而且持续好几个世纪了，难道你想推翻这种观点吗？”
“几乎所有，”杜宾用撒福尔的名言来解释，“公理都只适合大部分人，智者往往在少数人中。那些一直被大众认同的所谓真理，其实只是数学家们宣扬的谬论。虽然有些人喜欢指鹿为马，但它依然是鹿。华丽的论据往往是些人骗人的幌子。比如，代数中原来没有‘解析’一词，但他们正在试图把它加进去。这起源于法国。如果不把术语看得没有意义的话，数学中的很多名词就来自‘解析’，比如拉丁文中的‘ambitus’、‘religio’和‘homineshonesti’，分别是‘积极进取’、‘宗教信仰’、‘位极人臣’的意思。”
“看来你是想和巴黎的数学家们对着干了，”我说，“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继续吧。”
“有观点认为，推理只基于一种逻辑，那就是抽象逻辑。我觉得还有其他推理形式的存在。数学就是一种抽象逻辑，它注重的是定式和个体的推理，如果将这种推理用到别的地方，我不同意。他们觉得越抽象越接近真理，并且几乎把代数当成了真理，这就大错特错了。让我无法想象的是，人们都在拿着鸡毛当令箭，却不思悔改。定式和个体才是数学家应该关注的，把数学的推论推而广之是不对的。在道德方面数学的推论，就是谬论。数学中的集合体与整体的概念，放在道德的范畴内，根本不适用。化学亦然。用数学去解释运动，所得的数值多半没有意义，某种效果来自某种运动，但同样的效果可以由不同的运动共同完成，因为运动可以发生叠加。数学推理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并不能定义超出其范围之内的逻辑关系。但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公理，都被说成是有普遍使用性的，其实只是在数学范畴内适用而已。相似的言论也在布莱恩特的《神话学》中被提到过。他说：‘我们总是忘了，异教徒们的邪说是无稽之谈，还是在反复论证。’那些代数学家们就相信‘异端邪说’，因为他们就是异教徒，他们的推论就脱胎于这些‘邪说’，他们已近无法控制自己疯狂的大脑了。总之，我不会相信除了解等根方程式之外，数学家说的任何话，有人肯定私下里怀疑过，x+px=q这个等式为什么任意情况下成立。你可以找一个人做一个尝试，前提是他对这个等式有怀疑，告诉他你可以使x+px≠q，在他明白你是拿他开涮之前，你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为了防止被揍一顿，最好跑快点。”
“我的意思是，”最后一句话差点让我笑出来，但杜宾没给我这个机会，“数学家的逻辑局长还是能参透的，如果是那样，这张支票也到不了我手里。D部长的交际圈，和他既是数学家也是诗人的事实，是我判断的依据。另外，他还阳奉阴违，当面虽然拍你马屁，背后防备捅你一刀。警察常用的手段，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就是为什么G局长无功而返的原因——他早就作了安排。他不回家睡觉是故意——给G局长他们演一出‘空城计’，这我早就看出来了。他这样做是为了，让G局长得出信不在他府邸的结论，而且他的诡计得逞了。我说的这些想法，D部长也一定考虑到了。他知道警察的办案方式，所以他放弃了把信放在暗格里的想法。局长的精良装备——探针、电钻、放大镜可以让他府邸中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地方，也会像衣橱一样，暴露无遗。说了这么多，我认为，他一定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这样做才最合情合理。你肯定还记得，我提醒过他破不了案，可能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吗？那还是局长第一次来时，他觉得很好笑。”
“记得，”我说，“他当时笑得都直不起腰了，我记忆犹新。”
“有时借助修辞产生的效果，也可以对真理进行诠释。”杜宾继续说，“其实适用于非物质世界的规律，在物质世界照样适用。名喻和暗喻这两种修辞方法，不仅能润色文章，而且还能使论点更有说服力。比如，在物理学和哲学上，惯性原理都适用。在物理中，较大的物体不容易移动，是因为它需要很大的动量；而较小的物体则容易些。在哲学中，做事之前喜欢三思的往往是智者，因为他们一旦获得了动力，可以比普通人更持久，更善于变通。另外，街上的招牌你留心过吧，你会注意什么样的招牌？”
“我没往心里去过。”我答。
“你玩过猜地名这种游戏吧？”杜宾接着说，“游戏的一方说出一个名称——城镇、河流、州、或是国家，让对方在地图上找到它。没玩过的和总玩的在玩这个游戏时有点不同，前者一般会挑小的名词，越小越好；而后者则会选择跨度比较大的名词。街上的招牌也是一样，字大的反而会被忽略。这个现象还可以用在道德上，随处可见的不道德行为，人们往往会视而不见。
“所以，他一定不会刻意地把信藏起来：一是这封信他随时会用得上，二是他老谋深算，知道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事实上，G局长已经证明了我的观点。
“推理到这儿，剩下的就是行动了。我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特意准备了一副眼镜，尽量让自己不那么刻意，去拜访了那位大臣。我到时，他正在家里打哈欠呢。看上去懒懒散散的，无所事事。实际上，他也有生龙活虎的时候，尤其是自己一个人时最精神。
“我一边假装跟他聊天，一边偷偷观察整个房间。为了不让他怀疑，也为我赢得更多的时间。我暗示他我眼神不好，要戴眼镜保护视力。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张大办公桌，上面有好几封信，还有一些书压着几张草纸，还有乐器。但我看了，没什么可疑之处。
“最后，一个用纸做的卡片架吸引了我的注意。它是用金银丝线做装饰的，但显得中看不中用。它被随意地挂在壁炉架下的铜环上，挂它是条蓝色的绳子，又脏又不起眼。一封信，还有几张名片，被扔在这个三四层的卡片架里。信主人可能觉得信没有价值了，本打算撕掉扔了，可又觉得没有必要，于是团了一团扔到了架子上。这封几乎被撕碎的信，字体秀丽，明显是一个女人写的，信上盖着D部长的黑色印章，看来是写给他的。信在架子的最上层，不像是要被藏起来的样子。
“这封信和局长介绍过的那封信一点都不一样，但我知道我要找的就是它。局长的那封信盖的是S公爵家族的红色印章，而且很小；但这封信盖的是D部长的黑色印章，而且很大。我们要找的那封信字体豪放，收信人是皇亲国戚；这封信字体娟秀，收信人是皇室官员。两者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信纸的大小。但是这里D部长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部长的生活很有节制，不可能留有形同废纸一样的信。加上他把两封信的差异做得过大，就更加欲盖弥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除人们对这封信的关注度。这刚好符合我上面的推论，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我尽量找他感兴趣的话题聊，并聊得很起劲，这样他就不会端茶送客，信上内容我也能了解的多一点。一段时间后，信是怎么摆在架子上的，以及信的样子，都深深印在我的大脑里了。而且我确定，那就是我要找的信。因为只被看过一次就丢弃的信，信纸边缘不可能皱得那么厉害。有人为了掩盖信先前的折痕，曾多次在原折痕上反向折叠过，由于折叠多次，所以边缘破损明显。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看到印有D部长印章的那一面，是他伪造的，而正面就是我要找的那封，这就是他反向拆信的目的。我不敢久留，向部长请了安，并故意把金鼻烟壶落在桌上，就告辞走人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以这个借口，二次拜访了D部长。我们又聊起了昨天的话题。这时，窗口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受到惊吓的人们大声地喊叫着，人群变得沸沸扬扬。D部长走到窗前，看发生了什么事。我赶忙拿出早已伪造好的信（从外表难辨真伪，这封信是我在家里伪造的，还用面包做的假印章印上了D部长的大名），换下了架子上的真信，并按它原先的样子放好。”
“大街上的混乱是由一个小伙子制造的，他的步枪在女人和孩子中间走火了，由于没有子弹他被放走了，人们都骂他疯子，醉鬼。我一拿到信就来到窗边，和D部长一起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小伙子被放走了，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里屋。我提出告辞，离开了D部长的府邸。那个小伙子，是我事先安排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那就是，你第一次为什么不把信拿走，却大费周折，用假的把真的换了回来？”
“第一次时机还不成熟”，杜宾回答道，“他手下爪牙很多，如果硬来，我很难全身而退。而且D部长心狠手辣，他是不会放过我的，巴黎我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我帮G局长的忙，钱不是唯一的目的。我是那位丢信人的支持者，你也知道，我和她政治观点相同。一年半以来，她一直处于被动，受制于人。现在，D部长是真的拿着鸡毛当令箭了，自己的小辫子被抓了还不知道，还像跳梁小丑一样胡作非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不长了，他被推倒时一定会丢尽面子。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靠耍阴谋一时得势最后难逃报应。卡塔兰尼在讲唱歌心得时说，高调好唱，低调难。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案子也是，不能不说D部长聪明之极，可他却是十足的恶棍，他能倒台我很高兴。真想看看，当他需要这封信来要挟那位大人物时，却发现信是假的，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你在上面写什么东西了？”
“啊——在维也纳我们就打过交道，他让我蒙受过一次损失，我告诉他我会报仇的。这次机会来了，什么都不写，他就不知道是谁打败了他。我想他一定也很好奇，不写些东西就太看不起他了。他能认出我的笔迹，我在克雷比庸的《阿特瑞》中找了这样一句话，抄给了他：
此计虽毒，
但难逃阿特瑞的法眼，
不过能与提斯特斯比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