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如孙正聿教授在《哲学通论》中所指出的：“哲学，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维度和创新精神。”可见，哲学具有反思的功能，具有批判的功能，也具有创新的功能。哲学语境中的“批判”蕴含着分析的功能。作为分析功能的“批判”就是对旧的理论、思想、观点或现实生活的分析、辨析和评析，揭示对象存在的不合理性；另外，哲学语境中的“批判”又蕴含着综合的功能。作为综合功能的“批判”就是对现存对象的继承、发展、超越。由此可知，批判性思维兼有分析和综合两种思维方式。它既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能力，也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和人格特征。其旨在于追求合理性，既包括求真，也包括求善和求美。当然，不仅只是哲学需要一种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人类所从事的一切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需要一种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若不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其结果只能是武断、草率。而武断、草率则是科学的最大禁忌。在这一点上，批判性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是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凝结着人类认识在一定时代所达到的知识成果，也是理论思维的结果。理论思维又称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它是一种高级的理性认识，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必须具备的一种主观条件之一。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他告诉我们，一个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一个没有理论思维惯性和倾向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对于理论思维中的“思维”，是人脑对信息的处理过程，是一定语境下人脑的理性认知方式，是人脑对各种信息的分析、综合、加工、概括。它也是思维活动的某种惯性和某种倾向。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现象，体现着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思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思维方式也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
思维方式科学与否，决定着认识的对与错，以及实践的成与败。科学的反思是一种智慧思维，是对现有认知的再认识，是真理认知的高级范式，也是知识获取的重要源泉。这种反思不是简单的回忆或回顾，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的审视；不是简单的、随机的、模糊的“想一下”，而是有一定客观性、辩证性、公正性、创新性和精确性的“深思熟虑”；不只是对内容、形式、过程等的反思，关键是对矛盾问题和规律本质进行反思。可见，这种反思在事物发展进程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科学反思能力源于一个人博大的心胸、开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维。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恩尼斯认为这种“反省思维”就是批判性思维。即：逻辑清晰严密的思考，就是批判性思维。由此可知，批判性思维能够给人以前进的理智，让人时刻保持清醒；能够给人以前进的智慧，让人思有所得所创；能够给人以前进的动力，让人知道不足之所在；可以缩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还可以使人的头脑更可靠，人的目光更远大。
二、批判性思维是不可或缺的探究工具
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优秀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基于充分的理性和客观事实而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评价的技能与态度，它不会为感性和无事实依据的传闻所影响，它是有目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表征为分析、辨析、评析以及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的说明。批判性思维重在反思，重在质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探究工具。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创立与发展都是在批判中实现的。敢于“质疑一切”是马克思的人生信条，这一人生信条也是批判性思维品质的生动写照。“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因而批判性思维首先倡导的是独立思考和严谨审慎的态度以及敢于“质疑一切”的批判性精神，因此，它是探究真理的助产士，是科学研究的助推器。
批判性思维是探究真理的孵化器。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曾强调批判性思维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性。波普尔认为，真正的理性在于它可以接受批判，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是探索真理的精髓所在。他还指出，真理并不专属于掌握特定知识的人，知识的真理性特质只有通过外在化的批判性检验才能获得。比如，在辩论活动中，人们从自身内部提取知识，并把它用作每个语境中真理的相对标准。辩论过程就是纠正错误的过程，在辩论活动中，不同的人在思想上的交锋就会暴露出错误而产生真理。当然，只有辩论双方暗相契合，任其对方批判和纠正自己的观点，这样才会保证真理的出现。一方面，辩论者阐述自己的观点，接受对方的批判性质疑。另一方面，他的观点或态度也会因为这种思想上的交锋而改变。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主体间的确认”，即出现了一个主体间确认的现实。这一现实不是一个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而是两个甚至多个这样的思想交锋或碰撞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所谓的“主观互证”，即研究者运用相同的概念、语言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彼此交换他们的发现，并检验彼此的研究成果的真伪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主观互证”水平决定了一个研究者的发现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与他人的发现相一致。一个科学结论的形成，一定是在交流、辩论和说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具体地和相对地产生的。从这样的视角看，论辩的过程，就是论辩双方娴熟运用批判性思维的过程，就是真理的生成过程。这正如河南大学马佩教授所说，批判性思维，其实就是论辩思维，就是通过积极、严谨的分析、辨析、评析，以确认某一论述的是非、正误的思维过程。波普尔正是以批判理性主义为基点，建构了他的科学发现方法论。他认为，科学的精神就是批判，就是在于不断推翻旧理论，提出新假说，获得新发现，而这些新假说不断地遭到批判，即被证伪。在波普尔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质，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与此同时，他以“猜想—反驳”的方式，在肯定知识增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因为这是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与批判。而这一切，离不开批判性思维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方法。基于上述分析得出：批判性思维的确是真理的孵化器，的确是真理的助产士。
批判性思维是科学研究的助推器。前文已经提到，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一个批判性思维者应具有客观性、简约性、创新性、批判性、变通性等等特征，具有质疑、反思、分析、综合的能力，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思维保持开放、公正、清晰、系统等倾向。这些正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试想，如果在科学研究中缺少了这些素质，科学研究将会失去生命力、活力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科学研究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科学研究的起点就是问题，任何科学研究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而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有了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人们才能独立地判断和思考，排除轻信和盲从，从而接近科学的理性。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问题本身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提出问题，就永远无从解决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况且，问题的发现并不是现成的，问题的提出是需要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需要严谨的逻辑推理分析，需要科研者对前人和自己的结论或思维进行批判。这就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提出不同的问题，而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批判性思维不是逻辑，但以逻辑学的原理和运用为学理基础，不诉诸感情，不意气用事，但把分析的利刃深入理性的层次，从而对原有的结论或思想进行不断地反思、质疑，不断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从而破解新问题，从而对原有结论或思想实现扬弃和超越。事实表明：科学是“喜新厌旧”的，每一时代的科学家都力图超越前一代，并且又为后一代科学家所继承和超越。而批判性思维正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失去了批判的理性，科学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每一步都会步履维艰。
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批判性思维是没有学科边界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只要是涉及思维的话题都可从批判性思维的视角来审查。当我们面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断时，每做出一次好的判断，就使我们向真理或成功迈进了一步；而每做出一次坏的判断，就使我们向谬误或失败迈进了一步。批判性思维既体现思维技能水平，也凸显其科学基本精神。实践证明：批判性思维是观照世界不可或缺的探究工具，是探究真理的孵化器，是科学研究的助推器，是迈向成功人生的重要工具。
三、邓小平批判性思维是指导我们前进的科学方法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在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恩格斯也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领会其精神要义，并根据时代和现实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到与时俱进。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认为，科学的统一性不在于其研究对象，而在于方法。俄国生理学家巴甫诺夫曾高度评价方法在科学中的意义，他认为，方法在科学研究中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内容。研究的严谨性、逻辑性、科学性如何，完全取决于方法。所以，如果没有方法就没有科学研究，如果没有科学研究也就不会有科技的进步，更不会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和任务时，首先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曾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桥或船，就是指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如果没有方法，当我们面对问题和任务时，只能是望洋兴叹、束手无策。可见，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它能够引导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解决新问题、新矛盾的能力。反之，如果我们不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个人而言，人生就会陷入迷茫，事业就不会取得成功；对于社会而言，社会也就不会进步和发展。
邓小平是一个既有坚定理想信念、又有求真务实精神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征程中，以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工作作风，批判性思维方式和生动简约的语言，总结、提炼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断和方法。邓小平研究的首要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时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具有批判性思维气质的邓小平看来，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一个方法问题。邓小平始终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邓小平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时，才义无反顾地运用批判性思维，在理论上澄清了许多不合乎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和错误认识，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有许多手段、方法、路径可供选择。邓小平在构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体系时，以批判精神不断思考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因而，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好思路、好方法。例如，在工作方法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不搞争论”；在领导方法上，关照全局，举重若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抓制度，抓落实；在学习方法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出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战略策略上，审时度势、顾全大局，韬光养晦、稳中求胜，主张自力更生与学习借鉴相结合。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在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邓小平看来，要分清哪些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时代和实践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先富和共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国两制”等新思想、新创见。与此同时，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邓小平十分注重工作方法和策略的运用。他强调说：“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工作方法总是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于这一方法，邓小平总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因而，在邓小平的讲话、谈话、文章中，都是针对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而阐发的，都是有的放矢、言简意赅的。此外，邓小平强调：必须破除把社会主义理想化、抽象化的倾向。在邓小平看来，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学说，更是一种实践，需要我们一代代中华儿女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