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拿来主义”——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按照批判性思维客观性的要求，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营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丰硕的成果，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大胆吸收和引进，结合实际，加以创新，为我所用，这是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引进和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又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引进和利用外资，向外借债都被认为是不可涉足的禁区。但是，一方面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金找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我们搞建设又缺少资金。我们既然要对外开放，为什么不可以大胆地引进和充分利用外资，与国外资金合作呢？邓小平清楚地看到这一现实，以开放的胸襟，及时地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主张大胆地引进和利用外资。他说：“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第三，扩大对外贸易，开拓国际市场。批判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参与性和互动性，把这一原理运用到市场经济上，就要求我们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就要求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来”，同时也要“推出去”。这样既可以开阔眼界，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又可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开拓国际市场。这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把它提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他说：“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第四，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度实施对外开放，这是邓小平面临的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批判性思维者，在全面分析了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并通过试点，由点到面，多层次，全方位逐步推进的战略决策。具体做法是，1980年，首先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紧接着，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并将其和沿海开放港口城市连成一片，形成沿海经济开发带。之后，逐渐向沿江、沿边和内陆省区推进，再成立海南经济特区，最后形成了一个沿海、沿江、沿边和省会城市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实践证明，邓小平制定的这些战略决策和开放步骤，完全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措施，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战略决策的继续深化。
第五，长期坚持，定为国策。邓小平通过一系列的思考后坚定地认为，对外开放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至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详细地列举了对外开放长期不变的理由。他说：“因为我们第一步要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他还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邓小平正是以他富有批判性思维前瞻性和预见性的眼光以及他敏锐的洞察力，科学总结国家的历史、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拨开了思想的迷雾，走进了改革开放，开始了富国强国的征程。这是一幅多么生动、饱含批判性思维前瞻性的理性画卷！
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30多年来，我国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日益深化，对外经济贸易取得长足发展。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对外开放的实践，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不仅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对外开放作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显著提高——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
第四节 运用批判性思维指导祖国统一
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愿望。历史的实践告诉人们，任何一种社会存在方式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社会的震荡和波动。长期以来，中国在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一贯倡导最好能采用和平的方式求得祖国统一。但是，统一以后其原有的社会制度需不需要改变？而这样的改变会不会引起动荡和波动？在这些问题上，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理论构想，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而也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问题。这种解决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个国家，最终，这个理论上升为一种崭新的国家学说，一种史无前例的国家学说。在“一国两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批判性思维的科学特征的优良表现，使邓小平批判性思维诞生了一个既生动又精彩的杰作。
一、客观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国两制”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是从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出发的。正如他针对香港问题所指出的：“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邓小平在总结“一国两制”理论的功绩时也说过：“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看，“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是完全符合其客观性特征的。
（一）国际形势的实际
当时的国际形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政治形势朝着总体上趋于缓和的局面发展，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态势已不可避免。
第二，世界经济的发展、新技术革命以及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愿望的高涨，促使战争的避免，和平的局面越来越明显。面对这样的局势，邓小平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他通过客观地分析世界局势得出的精辟结论。
第三，邓小平进一步作出关于当今世界两大突出问题——和平与发展的判断。他说：“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才成为可能。
邓小平所看到的这些国际形势的实际，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二）国内形势的实际
让我们再看看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形势。
第一，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左”的思想得到清理。这就使我们比较能够达成“一国两制”构想的共识。
第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持久的外部环境，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取得成功。
第三，对外开放以后，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开拓市场，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实力、现成的市场运行机制都可以成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有利平台和桥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四，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虽然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但长期以来西方列强的干预或统治，不仅使其和大陆长期处于分离状态，而且造成了其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完全用社会主义模式加以统一，则或者有关各方不易接受，或者勉强接受也不利于其发展。所以，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关于台湾，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因此，港澳台地区社会历史的实际，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另一个重要依据。
二、变通性——社会制度不变，享有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客观性，更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
从道理上讲，台湾、香港和澳门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土，祖国统一后，在这些地区当然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来统一中国。但是，邓小平从国际国内的客观实际出发，本着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原则，为了顺利地实现祖国的统一，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通措施。
一方面，社会制度的变通。邓小平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他强调：“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关于香港问题，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另一方面，自治权的变通。在邓小平看来，不仅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而且台湾、香港和澳门还可以实行高度自治，拥有充分的自治权。也就是说，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且可以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央政府不干预其地方事务。邓小平指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特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这就是被称为“邓六条”的主要内容。
关于香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央政府提出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构想。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由香港人组成特别行政区政府，甚至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这就是所谓的“港人治港”。此外，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实现回归以后，它们可以继续发展同外国的商业贸易关系，可以同外国保持各种形式的民间往来，现行的政策和现有的生活方式都可以不变。
当然，邓小平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这些变通，都是建立在主权属于中国这个根本的大前提下的，没有这个大前提，其他任何变通都是不可能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由此可见，邓小平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的变通，是有条件的变通，是祖国统一前提下的变通。
三、创新性——“一国两制”史无前例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它的批判性，而落脚点是它的创新性。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一定要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国家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两种国家制度不可能共存一国之中，即“一国一制”。邓小平不拘于“一国一制”的传统观点，大胆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贡献。所以，邓小平指出：“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理论，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给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有益的思考和启迪。所以，“一国两制”已经越出了中国统一这个范畴，而具有了国际意义，并且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政治设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一个有想象力、创造力和反映实事求是精神的科学理论，充分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一国两制”的意义主要不仅在于它的构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个伟大创举，而且还在于它提出的解决涉及国际争端问题的这一新构想，是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瞻远瞩向前看，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它既体现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客观性，又体现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和创新性。
四、论证性——香港稳定繁荣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论证思维，任何一个思想理论的提出和实践都需要足够的证据——理论的和现实的。不仅如此，一种思想理论提出以后，究竟是对是错、科学性如何，都还需要进行检验——理论的和现实的。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论证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具有充分的理论的和现实的证据，而且提出之后还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理论的和现实的检验，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的实践的检验。这就使得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理论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论证性。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在香港变成了现实。实现香港回归以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成功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