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心目中，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共生共长、相互推进的。改革本身包含着开放，开放也就是改革，可谓是更为深刻的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运用变通性思维，邓小平认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是没有阶级性的，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比如，邓小平把多搞点三资企业，视为一箭多雕的良策。国家可以拿回税收，工人可以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对此，邓小平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又如，对于证券市场和股市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实践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得出了重要结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俗话说得好，思路决定出路。我们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就是因为邓小平用改革思维、发展思维代替了斗争思维，也是成功坚持批判性思维变通性原则的结果。
第四，运用批判性思维变通性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等于市场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计划与市场是反映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对立的范畴。而具有变通性思维的邓小平，则从这种“非此即彼”思维方式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科学的思想观念。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可以看出，邓小平在这里开始变通性地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形式，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鲜明观点。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论断。它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教条，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具有变通性思维的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而方法、手段是中性的概念，方法、手段为目的服务，无论是采取计划还是市场的手段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全面而又精辟的阐述。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变通是一种创意，更是一种超越、一种突破。邓小平的上述断言，不仅冲破了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传统观念，冲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也为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毋庸置疑，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他的批判性思维变通性息息相关。
第五，运用批判性思维变通性提出“一国两制”的理论。
“一国两制”的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体现邓小平变通性思维艺术的经典范例。“一国两制”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民族。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邓小平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照顾各方面利益的原则，变通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访问团时进一步说明了“一国两制”的内涵。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举。它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了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状，体现出其变通性和灵活性。特别是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以及回归后的持续繁荣，为“一国两制”的实施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正因为如此，“一国两制”的理论受到世界舆论的交相赞誉。“一国两制”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想前人之不敢想，做前人之不敢做的个性品质，也再次凸现了其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思维智慧。
除上述思想中充分体现出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特质外，在邓小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党建等思想领域都蕴含着变通性思维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并不是无目的、无根据、随意的变通，他在运用变通性思维时也是有原则、有分寸的。在邓小平看来，原则性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全局的，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邓小平反复强调，无论怎么改革和开放，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可见，邓小平的变通性的“变”并不是无根据的变，“通”并不是无条件的通。
三、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意义
邓小平的变通性思维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艺术。它不仅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也有利于开启我们的思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辟新的局面，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第一，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是其理论创新的源泉。
古人云：“变则通，通则明，明则对。”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批判性的精神气质，敢于冲破旧习惯、旧观念、旧模式的思维定式，并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处处都体现了变通性思维的功力与胆识。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句朴实而又简约的话语无疑生动地展现了邓小平思维的变通性特色。邓小平甚至还告诫我们，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现在的一年时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见，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为我们提供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其理论创新的源泉之一。
第二，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具有普适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的变通性思维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打开了人们的思维之门，并影响了全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比较容易受传统思维、习惯思维的束缚，使我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束手无策。对于具有变通性思维的人来讲，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只有暂时还没想到的方法。因为困境在有智慧的人眼中往往蕴藏着机遇。“条条大路通罗马”“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只要不钻牛角尖，往死胡同里钻，而做到此路不通，就另外换一条，就可以达到“柳暗花明”，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见，邓小平的变通性思维对于我们认识和实践都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
第三，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有利于开启我们的思路。
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审时度势，随势而变，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篇章。可见，善变者得道，善变者深谙变通之道，变通性思维是成大事者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的素质。一个普通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不好，往往会埋怨路太窄了，而没有发现实际上是自己的眼光太狭隘了。成功往往隐藏在别人没有注意的地方，如果你能发现它、利用它，你就有机会成功。所以，堵死我们生存发展之路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当你从一个方向思考问题陷入困境的时候，你就需要变通一下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是走极端、非此即彼，要选择寻求一种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你就很可能得到意外的收获，你就可能缔造双赢或多赢的局面。
第四，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可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方法论指导。
邓小平变通性思维要求我们遇到问题时，要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结构去思考，去寻求答案。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不受现有知识的限制，也不受传统方法的束缚；既善于寻找和选择最佳方案，又灵活机动、富有成效地解决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敢于突破、敢于创新，要改变“一剂药方医百病，一个模子塑众身”的思维定式，要做到“量体裁衣”“对症下药”，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努力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而要做到这些，邓小平的变通性思维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第五，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有利于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其真理性也是相对的。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其发展又是无止境的。无论是认识原有的事物还是未知的事物，仅仅依靠原有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邓小平变通性思维首先体现在敢于用科学的怀疑精神，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原有知识。敢于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们原有的知识，增加人类知识的总量。由于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既体现在思路的选择上、思考的技巧上，更是体现在思维的结论上，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新的突破，从而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开拓性、首创性，因此，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变通性思维方式，也有利于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阐述思维方式的文章，但其变通性思维蕴含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全部内容之中，体现在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之中。邓小平始终敢于冲破习惯思维的束缚，敢于打破常规去思维，敢于另辟蹊径去思维，鲜明而又生动地体现了变通性思维的艺术魅力，为我们树立了变通性思维方式的光辉典范。
第二节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
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就曾指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这既是毛泽东基于多年来对邓小平的深刻了解，对邓小平辩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充分肯定，又是他殷切地希望全党都要像邓小平那样重视辩证法的号召。由此可见，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的思想，在党内很早就有影响。辩证性是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又一重要特征。
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发展，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强调事物的全面性和灵活性；其根本特征就在于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本身，其实质在于“辩证”二字。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具体性（以客观性为基础）；第二，系统性（全面性）；第三，灵活性。与辩证的批判性思维相对立的思维是形而上学式的思维，它主张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可谓是一位辩证法大师，是批判性思维辩证性的实践者和典范，辩证的批判性思维方式是他显著的思维特征之一。正是由于这种思维特征，邓小平冲破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一、辩证思维与批判性思维
在人类思想史上，思维方式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代朴素辩证思维方式、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现代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对辩证思维的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萌芽。有辩证法发明人之称的爱利亚学派的芝诺关于否认运动可能性的四个著名论证，已经初步涉及在概念中如何表达运动的辩证法问题，这些问题在历史上曾引起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芝诺因而也被推崇为辩证法的创始人。
辩证法的原义是“对话”，为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倡，后来由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把它发展成为辩证推理。但是，古代辩证思维的观点是直观、朴素的。只有到了近代，辩证思维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可谓是近代辩证思维的发端。康德在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列举了四组二律背反。通过这四组二律背反，康德看到了理性认识的辩证性，指出了独断认识的片面性，从而引出了形而上学观点和不可知论。康德的思想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从理性思维的辩证本性出发，探讨思维的辩证方法和思维形式的相互隶属关系，建立了理性逻辑体系。但是，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认为自然界和思维中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因而没有科学地揭示辩证思维的真实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