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每时每刻都可能需要运用精确性思维方法，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精确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当人们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是精确性思维的时候，许多人可能就讲不透彻，说不“精确”。如果我们搞不清楚精确性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进行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思维。
通常来讲，当你像推理一个问题所需要的那样明确和详细地进行思考时，你的思维就是精确的；而当你不能给出足够的细节来显示你所说的内容，没有认真考虑特定的问题，仅仅满足于笼统地概括时，你的思维就是不精确的。也就是说，精确性思维是指人们认识中能够以量化语言来描述和区别认识对象的隶属边界及其性态的一种确定性。可见，精确性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满足了思维详尽要求的性质。它要求我们的理解要足够全面、具体、深刻，以便准确地说出我们所谈论的内容，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当然，精确性本身也是相对的，思维的精确性是相对于不精确性而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思维活动中的两极，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精确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精确性则是普遍的，绝对的。人类的思维方式，从量上来讲，精确性思维总是少量的、特殊的，而大量的、普遍的总是不精确性思维（模糊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维的精确性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只能说是不精确程度较少而已，或者说精确性是不精确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传统观点认为，一门科学如果不能用精确的数学方法作出定量描述，就不能算是成熟的、严密的科学。这种理解显然有失偏颇，它否认了不精确性的存在，精确性的标准和方式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精确性与不精确性是相互渗透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会相互转化。在人们具体的思维活动中，既没有纯粹的精确性，也没有纯粹的不精确性；而且思维的精确性与不精确性区别的界限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人们的思维总是精确性与不精确性的统一。所以，精确性与不精确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些看似有些绕口的关系，就是精确性和不精确性之间的辩证法。
纵观社会的认识历史，人类的思维过程正是由不精确性向精确性的辩证转化过程。在远古时期，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使人类不精确性思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精确性思维的成分逐渐增大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精确性到达了一定的限度，又会转化成不精确；在一定条件下，不精确又会向精确不断转化，如此循环交替，以至于无穷。人类的认识历史告诉我们，当人们孤立、静止地考察事物的时候，往往会较多地得到关于事物性态的精确性结论，而当人们联系、发展地考察事物时，往往会较多地得到关于事物性态的不精确性结论。但是，从本质上说，无论是精确性思维还是不精确性思维，都是客观世界的特性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客观世界运动基本特征的反映。因此，人类思维的过程就是从“不精确性”向“精确性”再到“不精确性”再到“精确性”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
同思维的精确性与不精确性相联系的，是思维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思维方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规定性。一定的质总是由一定的量构成的，量的积累或改变迟早会引起质的变化。世界上没有脱离质的量，也没有脱离量的质。定性、定量分析就是对事物的性质和数量方面规定性的研究。定性分析是研究和把握事物的性质等本质界限的思维，是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定量分析是研究和把握事物的范围、规模、比例、步骤等数量界限的思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前提，相互补充，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定量分析要依赖于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盲目的、没有价值的定量。另一方面，定性分析也离不开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使定性更加科学、精确、具体、深刻。没有定量的分析就没有精确的思考和决策。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和人类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定性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要对事物做深入、细致、具体的研究，我们必须学会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定量的分析。实践证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决策的精确化，这是现代人思维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批判性思维对人们提出的基本思维要求。一般情况是，人们要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达到两种思维的良性共存。
二、邓小平思维的精确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比较长于笼统的、直观的、模糊的思维方式，比较强调对事物质的判断和整体上的把握，缺乏数量上的分析，从而忽视了思维精确性的要求，很容易被概述所满足。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思维能力的提高。近半个世纪以来，通过广泛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华民族的科学素养整体上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总的来讲，精确性思维能力仍然十分薄弱，突出表现在想问题、干工作往往“大而化之”，没有做到“心中有数”，这就大大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不仅具有宏观的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而且同时具有微观的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即达到主体和环境所允许的某种程度的精确性。他不仅善于从质的规定性上去分析事物和解决问题，做出科学、合理地判断和决策，也十分擅长从量的规定性上去研究和解决问题。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时，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邓小平侧重于从定性方面去研究，而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时，则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定量思维的特色，体现了其批判性思维的精确性特征。
第一，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注重定量的精确性思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出现过违背自然规律、脱离实际的、非科学的定量思维。在目标设计问题上，片面追求大规模、高速度，不讲求质量和效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形式，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在实现手段上往往比较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工作方法上往往机械套用“百分之五”和“三七开”的公式。这一系列非科学的定量思维方式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邓小平的定量思维就是在对中国长期非科学定量思维方式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形成的。
众所周知，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首先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当时的国情究竟是怎样的呢？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既进行了定性分析，更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准确、科学的把脉。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需要认识到，“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由于底子薄、人口多，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在这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截至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邓小平敢于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他认识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不止是10年，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
1991年8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为什么这样讲呢？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在邓小平看来，由于我们国家的特点，我们有80%的人在农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通过以上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邓小平得出了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断。
第二，制定和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给予及时的补充和完善。
在邓小平看来，一个国家必须准确地定位发展目标和发展步骤，这样才会既能鼓舞士气，又能给具体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叫作“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由于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等众多因素，1984年10月，邓小平又提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他又说，要做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就既要有全盘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又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要做到心中有数。对于实行翻两番的可能性，邓小平认为：“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后来，考虑到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艰巨性、长期性，邓小平又提出了“两步走”发展战略。他指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两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不仅使目标实现的时间往后推移了近半个世纪，而且更加让人信服。
经过较长时间的进一步反思和探索，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对“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作出了系统的、完整的表述。他指出：“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完整表述，标志着邓小平不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具体化，而且把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进一步细化、明确化。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量化为三个发展阶段和三个目标。第一阶段是80年代，目标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目标是进入小康社会；第三阶段是21世纪前半期，目标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可见，邓小平对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步骤的三次补充和完善，一次比一次更加丰富，一次比一次更加全面、深入、具体、精确，也经受了实践的考验。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前两步战略目标，第三步战略目标更是被中共十五大细化为“新三步走”战略，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也从定性分析的视角阐释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实现的依据和意义。那么，我们制定战略目标和步骤的依据是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四点依据。“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第二条，……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此外，邓小平还运用定性分析阐明了“三步走”战略实现的重大意义。在邓小平看来，到21世纪中叶，我们如果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这既是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更加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邓小平指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上述断言，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思维的高瞻远瞩和明察秋毫，思维的模糊性与精确性得到有机统一。
为了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邓小平作出了实行改革和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邓小平认为：“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会稳定。如果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不仅能够推动农业基础的发展，也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细节问题，也是定量分析和精确性的问题。
第三，精确地阐明发展过程中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