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记者跟苗海根在避风塘碰头。除了一人一杯茶，还要了一碟茴香豆。显然苗海根喜欢吃茴香豆，一面往嘴里送，一面看虎记者刚完稿的这个长篇新闻报道。苗海根读书只读到初中毕业，毕业了就下乡，文化程度不高，自称讲不出子丑寅卯来。其实虎记者只是叫苗海根看一眼这个稿子，让他知道他找的记者没哄他，让他晓得这篇报道已经写出来了，而且写得比较长。没想到苗海根看得很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仿佛每个字都要嚼烂了吞到肚子里去，自然看得很慢。
虎记者也有耐心，干脆从采访包里取出一本写现代艺术的书，也埋头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起来。这书中既有文字也有插图，其插图有塞尚的《玩纸牌的人》，高更的《黄色的基督》，马蒂斯的《蓝色裸女》，凡高的《星夜》，蒙克的《生命之舞》、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康定斯基的《风景中的俄罗斯美人》，杜尚的《走下楼梯的裸女》，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蒙德里安的《构图》，库宁的《女人一号》，波洛克的《作品一号》……虎记者抬头看一眼苗海根的时候，才发觉这个送奶工正探过身来，也在看自己手里的波洛克。
“你这书啥书名？”苗海根问。
“这是美国人约翰·拉塞尔写的《现代艺术的意义》。”虎记者给他看封面；其提示语是：西方艺术史论名著。
“你看完了能不能借我看两天？”
“你想看现在就拿去看。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两遍，现在是偶尔翻两页消磨时间。”
“那就谢谢啦。”
苗海根接过书开始看前言，虎记者等他看完前言，才叫他合上书，劝他拿回家慢慢看。还附带讲了一句：“随你哪天还，其实还不还都无所谓。”苗海根又讲了一句：“谢谢啦。”
“这个稿子，”虎记者指着搁到一边去的报道文章问，“苗先生你觉得如何，是不是跟事实有出入？”
“你写得挺好的，有事实，讲道理，读起来蛮顺口。”苗海根说，“我觉得，你的文章就跟《南方周末》上的一样，既有根据，又有文采。”
“你看《南方周末》？”
“我对门邻居是这家报纸的老订户，他看完了给我看。”
“谢谢。”
“哪天登出来？”苗海根问。
“这个……”虎记者面有难色，“这个稿子要在我们报纸上登，可能有问题。”
“为啥呢？”
“我们主任讲，这种事情没有代表性，不够典型。他对我说，社会上有更多比这更重要的更有广泛意义的事，要你们去探索、挖掘，不要纠缠在这种细枝末节上。”
“那就登不成了？”苗海根大失所望。
“后来我把它拿给直接管我们社会新闻的主编看，我是力争登出来。”虎记者说。
“那你们主编啥态度？”
“他说他是认认真真看了两遍，觉得文笔不错，结构也不错，只是分量不够，属可登可不登之列。然后又说，既然你们主任的意见是不登为好，那还是尊重主任意见为好。”
“也就是说，你白写了这么多字，白跑了那么多地方，白采访了那么多人？”
“我打算把它投给外地报纸，死马当活马医。”
“这给你们主任、主编知道了，会给你穿小鞋。”苗海根提醒道。
“大不了卷铺盖走路。”虎记者虎头虎脑道。
“有件事可能最好跟你讲清楚。”
“什么事？”
“你文章中写到的那个周小华，是黑道头目蔡崇义的马仔。而蔡崇义的舅舅，是市公安局牛芮安局长。依我小人之见，我认为你们的主任、主编，之所以拒绝刊登你写的这篇文章，是不敢得罪蔡崇义、牛芮安。”
苗海根确实很失望。这么好的文章，在这里登不出来。你拿到外地去登，要等到猴年马月。即使很快就登出来，也是隔靴搔痒；你这儿的周小华，你这儿的牛奶公司，跟登文章那儿的人没直接性，没啥关联作用。
于是苗海根决定去另一个地方讲这件事。
啥地方？
派出所。
费淑珍跟苗海根属同一个派出所管辖。苗海根知道派出所在江阴巷，但从没进入过那个警车进出频繁的大院子。家里有事要去派出所，都是苗海根老婆去。管他们的户籍警当然认识，有时候会来敲敲门，登记个什么数字，通知个什么事情。那是挺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可惜闺女看不上他，不过这只是苗海根老婆的遗憾。
派出所高所长是高个子，块头也大，眉宇间有凛凛正气，做事情深思熟虑，不会给分局添乱。苗海根见过这个人，知道是派出所的，不知道是所长。苗海根问他刘户籍在不在，他说小刘出去了。
“他什么时候在？”苗海根问。
“你什么事？”高所长反问一句。
“我是送牛奶的……”
“到底什么事情？”
“敲诈钱。”
“谁敲诈钱？”
“一个叫周小华的。”
“敲诈谁的钱？”
“敲诈牛奶公司的。”
“你是谁？”
“我是送牛奶的。”
听到“敲诈”二字，高所长自然有所警觉。他把苗海根带到二楼顶头他的办公室里，一位内勤女警马上给苗海根端来一纸杯茶叶水。苗海根把他手里的书搁桌上，喝一口茶，安一安神，然后将这桩敲诈案之始末，原原本本讲给高所长听。
该开的会都开完了，下班时间还没到，高所长拿烟盒取烟抽，一面思考这个敲诈事件。吸了两口，问苗海根吸不吸。这时苗海根不得不中断自己的陈述，摇了摇头，讲他不吸烟。因为刚看完虎记者的报道文章还有印象，那里面的词语有的很生动能脱口而出，这时苗海根第一次觉得跟人家讲事情不吃力。高所长则频频点头，对苗海根的出色口才，露出赞许之意。
“后来呢？”高所长见苗海根突然不说话了，觉得好奇怪。
“没了，讲完了。”
“你是什么想法？”高所长问。
“周小华讹牛奶公司的钱，应该叫他吐出来。”
“总共多少钱？”高所长问。
“他讹到的所谓小孩医药费一千五百元，养营费一千元，还有扣我工钱的三百元，总共两千八百元。”
“有件事你可能不清楚，”高所长说，“我们立案的最小金额是三千元。也就是说，你讲的这件事，我们无法启动侦查程序，不能调查它。”
“我不是要你们立案查这件事，”苗海根说，“而是劳驾你们去跟周小华讲，要他吃多少进去，吐多少出来。”
“你叫我们凭什么讲？”高所长皱起眉头，掐灭烟，明白这个送奶工有点不明事理。“要我们讲他涉嫌敲诈，我们就要事先调查一番，没有人证、物证，我们怎么讲人家？”
“那就调查嘛。”
“我刚才不是已经讲过？”高所长讲话声音高起来，“这件事只有立了案，我们方可启动侦查程序。既然它达不到立案标准，就不可能由我们出面来调查。我跟你讲，我这个辖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治安事情发生，假如我们连这种鸡毛蒜皮的事都去管，编制多一倍也忙不过来。”
“你是讲，这件事是小事情，微不足道，或不足挂齿？”
“在我们这里，立不了案的自然是小事情。”
“明白了。”
“慢走。”
“打搅了。”
“没事。”
苗海根起身走了。已经走出派出所了，那个内勤女警追过来，朝他“喂，喂，喂”地喊，手里举着一本书。你看你走得急，把虎记者借给你的这本书，给落在所长桌上没拿，人家在后面追你，怕追不上你，扯着嗓子喊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