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经过一夜反思，想到冯潘的境况，稳重的老厂长还是觉得不妥，“不能因为几千块钱惹了大麻烦1这也才有了后来重新注册的“万通”。多年以后，这位老厂长特地跑到已经发迹的潘石屹的办公室里叙旧，“早知道，当年就让你们干了，现在大地也成大企业了，双方相视大笑。
听着潘石屹说书，大家的笑声不时在数百平方米的办公区内回荡。窗外的马路上、工地上，到处都是紧张忙碌的身影。谁又能知道，这其中的哪一位，在多年以后，同样也会在某一个奢华的地方，谈笑风生地讲述自己“当年的落魄故事”！
在清水：小潘拉粮等人帮忙
1963年，潘石屹生于甘肃天水农村，小时候父亲是“右派”，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命运的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77年，这年秋天，父亲平反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搬往清水县城。
回城之前，潘家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甘肃省粮票，这个任务落到了长子潘石屹的肩上。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成年之后的“老潘”身高也只有一米六几，对当年14岁的“小潘”来说，这趟送粮路的艰辛不言而喻，“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
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漂泊，“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1潘石屹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开始。一年后，潘接到来自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在兰州：自我介绍引来哄堂大笑
由于通讯落后，潘石屹很晚才拿到录取通知书，当他一个人踉踉跄跄来到兰州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站在教学楼前，一身行囊的潘石屹不知道应该找谁报到。
“赶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太累了，坐在楼梯口一会儿就睡着了，”潘石屹回忆说，中午时分，迷迷糊糊的他才被人推醒过来。“你是我们班的，跟我来吧，叫醒潘的是他的班主任金老师。
金老师将这个迟到的学生带到了教室，介绍给同学们认识。“我忘记当时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印象很深的是我刚一开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测，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关，直到今天，他的西北乡音依然无改。
“那时候，整天都是低头走路的，从来不看天，到毕业了也不知道学校教学楼究竟有多高，不像现在，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看看他的高楼。”潘说，那是一段埋头读书的日子。
两年后，在全年级600个学生中，潘石屹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位于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三年大专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
在深圳：花50块搞“偷渡”
1987年年底，潘石屹第一次南下广州、深圳。“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广州，突然觉得这真是天堂，尤其是深圳，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开心。”
春节一过，潘石屹便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这笔“创业资本”首先是花了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现实中的深圳并不像走马观花时看到的那么美好温馨。潘石屹为三餐而奔波，不久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其实就是皮包公司，电脑培训、给香港人当跑腿的、接待内地厂长经理旅游，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
由于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深圳的生活始终让潘石屹感到非常压抑。两年后的1989年，公司正好要到刚刚建省的海南设立分号，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主动请缨南下海南，迎来了他自认为最多姿多彩的人生阶段。
在海南：炒房炒出了胆量
“初到海南，感觉就是热闹。街道上谈恋爱的、作诗的、弹吉他的，什么都有，每个人都有梦想，就是没钱。”回忆这段历史，潘石屹眼睛发亮。
不久，公司在海南中部接收了一个砖厂，潘石屹出任厂长。这个厂高峰的时候有400多工人，少的时候也有100多号人，地处山区，管理起来并不容易。
“小偷经常光顾，夜里提供照明的小发电机一个月内被偷过三次，”潘石屹像讲电影故事一样：“人刚刚躺下，电灯突然灭了，那肯定是发电机被偷了，于是便狂追，直到小偷抬不动了、弃机而逃。”更麻烦的是民工情绪问题，有一天，潘厂长正在自己的卧室——一个废弃的水塔里休息，突然一块砖头破窗而入，水塔下面，聚集了上百位谈工资的民工。“想跑都跑不了，只能硬着头皮下去跟他们谈。
半年后砖厂停产，潘石屹重回海口。随着经济低潮的来临，大部分淘金者都撤了，潘石屹决定留下来碰碰运气。“理个发两块钱还要砍价砍成一块。晚上睡在沙滩上，还要把衣服埋在沙堆里，生怕被人偷了。在别人房间看春节联欢晚会看了一半，便被人家赶走了。”
1991年8月，潘石屹与人合伙注册成立万通公司，高息借贷1000多万元炒房，随着海南经济第二波热潮的到来，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万通积累下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虽然后来又赔掉了，但让自己找到了胆量。”1992年8月，预感到海南房产泡沫不能持久的潘石屹撤离海南，北上京城。
在北京：汇报工作时汗珠如豆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的潘石屹，无意中听旁桌的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几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潘石屹抓住了这个机会。很快，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进入设立程序。正在潘石屹暗自欢喜的时候，却接到了有关部门的一个电话：“你们捅娄子了，几个部委领导要联合听你们汇报工作。
潘石屹来到国家体改委。“一进门，几十位‘大人物’排成一排，我在前面讲，一边念一边豆大的汗水不停地滴在材料上。”
一位领导提醒潘石屹：“小伙子别太紧张，我们只是来听听新政策的实践情况的。”最后，一位司长拿着潘带过来的“股权证”样本称赞道，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一张股权证都这么正规，外地企业有的就拿收据代替，这算是对北京万通的一点正面表扬。这一次，北京万通挖到数亿元的利润，潘石屹开始崭露头角。
1994年4月，潘石屹认识了在华尔街高盛银行工作的张欣，同年10月两人结婚。1995年9月，潘石屹离开万通与妻子创办红石实业，随后开创出SOHO中国的大局面。
潘石屹休息半年走出观望
8月底，建设部宣布不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同时宣布近期不会出台新的调控政策，消息一经传出，让提心吊胆、不敢轻举妄动达半年之久的开发商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其中，也包括正在筹划SOHO中国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的潘石屹。面对记者的采访，潘石屹兴奋地说：“歇了半年后，终于开始干活了！”9月10日将要正式开盘的建外SOHO第七期，是潘石屹休息半年后的第一个动作。
3月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被地产界简称为“国八条”。4月27日，国务院又在“国八条”基础上，提出当前要从规划、土地等八个方面采取措施，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这次的八方面措施被称为“新国八条”。新旧国八条的颁布，开始了房地产业长达半年的冬天。
至今，潘石屹对看到“新旧国八条”后的感觉依然记忆犹新，“中央政府开始动真格的了”。紧接着，上市以来销售一直良好的SOHO尚都销售额急剧下滑，让潘石屹真正品味到这次宏观调控的苦头，“最惨的时候，销售额只有3月份的70%”。
这个曾经熬过了1993年快刀斩乱麻似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地产先锋，面对这新一轮扎扎实实的宏观调控，也有些摸不着头脑，那就观望吧！销售不好，也不能解雇销售员、不能解雇员工，这些都是公司日后发展的本钱，精明的潘石屹认准了这次调控只是暂时的。没人买楼，没项目可做，那就放假，趁着难得的机会，让一直劳累的销售员和员工们放大假，彻底休息休息；而潘石屹自己也开始了长达半年的休闲生活，“出国度假，看电视剧，70集70集地看，在家做饭……很放松”。
“现在好了，市场平稳了，政府的观察期也结束了，宣布最近不出台新的政策，开发商也不观望了，市场要走出观望期了。憋了半年的开发商该做点事情了。”
为此，潘石屹为销售人员开了内部动员会，希望9月的销售能够一扫前几个月因受大势影响而带来的颓势，并把这个计划的代号秘密定为“9月突围”。9月3日，建外SOHO七期推出的首座17号楼开始接受客户签约认购，当天17号楼共签约36套，成交金额1.1亿元。建外SOHO七期的“9月突围”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行业不管别人说好说坏，始终是被关注的，一部分有能力的人总是想买房子。如果市场平稳了，持币观望也会结束。”
重归主业
继7月8日潘石屹与凯宾斯基正式签约“长城脚下的公社”后，8月26日博鳌蓝色海岸又再次携手凯宾斯基，潘石屹名下两大酒店都交给凯宾斯基这个精于酒店管理的“管家”了。
“长城脚下的公社”，2002年度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大奖”的获得者，2005年“全球101家最好酒店”称号的拥有者，开业3年就开始全面赢利，成为北京的时尚发布中心。
不少人为潘石屹竟然把这两个经营效益如此好的酒店“托管”出去感到可惜，自己经营利润不是更大吗？
对此，潘石屹很淡然，“今年7月，我们把‘长城脚下的公社’交给凯宾斯基去管理，他们派出了优秀的管理团队，比我们的管理要专业得多，也好得多，所以经过两个月的洽谈，最近我们又把博鳌蓝色海岸交给凯宾斯基去管理，我们希望这两个项目能够成为中国最有特点的酒店。从SOHO中国来说，也会非常专业、非常聚焦地做房地产开发，发挥自己的长项，避开自己的短处。”
走出CBD
SOHO中国公司是在CBD发家的，“长城脚下的公社”、博鳌蓝色海岸都只能算潘石屹的“开小差作品”，真正让他扬名立万的，还是位于北京CBD的SOHO群们。正是这些风格独特的建筑，让潘石屹在短短的10年内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开发商，前后获得“地产年度十大风云人物”、“十大地产领袖”，名列美国《财富》杂志推出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榜”，其旗下的企业———SOHO中国公司在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的同时，一年取得了缴纳3.03亿元税金的纪录，成为纳税额第一的中国房地产公司。
268．郑裕彤怎样由小学徒变富豪
每个旅行团去香港旅游，都会把这里作为重点参观项目。它就是香港岛南部的浅水湾的一个豪华住宅，据说整个物业面积1.6万平方英尺，有游泳池、网球场，估计约值3亿元。里面还有很多名车，其中一辆劳斯莱斯，车牌是无字头“8888”，被称为香港“最具幸运意头”的靓牌，有人估计，若拿出来拍卖，价值至少在千万元之上！而这所豪宅的主人就是著名富豪——郑裕彤，横跨珠宝和地产两界，而且做得都一样出色。他在香港的大胆和冒险是出了名的，因此别人送给他一个绰号——“鲨胆彤”。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出身寒微，中学都没毕业……
大金铺的小学徒
1925年8月26日，郑裕彤出生于广东顺德县贫穷偏远的伦教镇。从小家境就不是很好，但父母却对他期望很高，节衣缩食送他到学校念书。就在郑裕彤念中学的时候，广东境内连年战火蔓延到了这里，生活的困难使得他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全家人避难到澳门去谋生。
来到澳门，为了谋生，郑裕彤走上了打工仔的道路。那时的郑裕彤，个子不高，身材单薄，但是机灵而乐观，对生活充满着信心。1940年，父亲把郑裕彤送到自己的老朋友周至元所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学徒，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两家早就指腹为婚，郑裕彤到未来的岳父这里也便于联络感情。
虽然是以“准女婿”的身份在店里帮忙，但郑裕彤一样从最基层做起，最初，他的工作只是扫地、倒痰盂、洗厕所，空余时间才在店面学习接待点小生意。但是郑裕彤十分聪明好学，很善于从小事上察言观色，把每件事都做得妥妥当当，岳父周至元出名的凶恶，私底下有人叫他绰号“轰炸机”，可以说谁见了谁害怕，但郑裕彤却从来没有挨过骂。
因为郑裕彤的聪明勤奋、为人诚实，没多久周至元便让他正式改为学做生意。在做生意中，他又很爱动脑筋，经常外出观察别的珠宝行是怎样做生意的，吸取别人的长处，改进自己的短处。三年后，便升为主管，就是这个时候，他和周至元的女儿周翠英结婚，从此工作更加卖力，从各个方面辅助岳父经营珠宝店。
1946年周至元派女婿到香港开分店，当时郑裕彤拿着两万元现金，以及24两黄金来港，选址皇后大道中148号，成立周大福金行。开始时他担任人事部经理，为金店选拔了一批精明能干的人，使金店的生意非常火爆，到50年代中期，郑裕彤掌管了周大福金铺的全部账项，并独立负责黄金交易。1956年，周至元将生产全部交给郑裕彤管理，从此，郑裕彤这个打工仔正式变成老板，成了周大福金店王国的主宰。
当时香港的金铺数不胜数，做金饰的业主大多克勤克俭，竞争十分激烈。考虑到一般金铺的黄金成色都是99％，即九九金，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郑裕彤决定首创推出四条九（即含金量99.99％）足金，较三条九金（即99.9％）含金量更高，虽然立即顾客盈门，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每卖出一两金，都要亏几十块。但郑裕彤却力排众议，他认为，这是一种免费广告，亏就是赚，虽然成本一定会高出几十万。但权当把这几十万当做广告费。过了两年，果然不用做宣传，周大福铸造的金饰各家店都争相取货。九九九九金的成功，既为周大福带来丰厚的盈利，更为他带来良好的信誉。顾客皆说周大福的金不“煲水”！
在赢利的同时，郑裕彤也没有忘记公司的员工。为了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他在1960年将珠宝行改成“周大福有限公司”，将一部分股份派分给那些多年以来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职员，使公司的效益和职工的利益直接挂上了钩，大家更加同心协力地为公司赚钱，结果当年公司的盈利就达到了500万港元！
继金饰打响名堂后，郑裕彤再接再厉，又主攻女人至爱——钻石。60年代的香港，惟一拥有De Beers（戴比尔斯）钻石入口牌照的就只有廖桂昌，其他人无法经营。这难不到郑裕彤，为了取得这张牌照，他索性在1964年到南非买下一间有De Beers牌照的公司，此后又购得了多张De Beers牌照，成了香港最大的钻石商。从此周大福黄金、钻石两瓣“通吃”，高峰期更包揽全港钻石入口量三成，而他也赢得“珠宝大王”称号。
把目光转向钻石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