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夫不仅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思想，而且还注意孩子的身体，他常带着孩子跑步，夏天教孩子游泳；还教孩子唱英文歌……
罗健夫是个性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不仅爱唱歌，还会拉手风琴，在晚会上演唱、伴奏；他研讨过书法，能写一手好字，他喜爱文学，博览过许多中外名著，他多次在诗歌朗诵会上朗诵自己写的诗歌，他爱好滑冰、游泳、下棋……，还特别注意锻炼身体，近三十年来，一直坚持清晨长跑，冷水浴。但是，当革命事业需要他倾注全部心血去战斗、去拼搏时，他就把自己的爱好和健康都抛开了。在他看来，生命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党和人民。在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献身精神！
六、鞠躬尽瘁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一九八一年十月，罗健夫已感到胸部隐隐作痛。但为了加快正在研制的Ⅲ型图形发生器的进度，他没有及时去医院检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便忍着疼痛，到北京出差去了。一到北京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住在中关村，工作在德胜门外的机械工业部自动化所，每天早出晚归，挤公共汽车。一次，两位一起上班的同志为他占了座位，可他见到一位老人，连忙让座，结果胸部被车上人的肘部猛撞了一下，疼得他好久不能动，抓衣服的手直抖。同志们看此情景，劝他休息别上班去了，他却依然照常到厂工作。
晚上回到住处，他一边看书学习，一边熬中药，胸口疼得更厉害了，就抹点止痛水，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去北京出差的同志，看到罗健夫不时用手顶着胸口，带病坚持工作，都很担心。大家劝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并帮助他联系医院。他却婉言谢绝了。车间领导得知他有病的消息，多次写信要他保重，并叫他暂时放下工作，尽快回临幢休息治病。他回信说：请放心，发点炎，一点小病，不要紧。
一次，罗健夫去天津大学参加一个技术鉴定会。回来后，发现两位年轻人在接电线时，火线、地线弄错烧坏了组件。罗健夫很心疼，他一方面耐心地告诉那两位年轻人，今后工作要细心，一方面却在给领导的信中，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检讨，并全力投入了修复工作。
为了使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入使用，罗健夫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直工作了八十七天。最后，在自动化所同志们的一再催促下，在临近大年除夕的夜晚，他才踏着积雪赶回临潼与亲人团聚。可谁也不会想到，这时，罗健夫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这竟然是他生平所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罗健夫像往常一样，一进工作室，就伏在临窗他那张漆色已经脱落的三斗桌上，头也不抬地修改起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只是，他方正的脸膛，显得格外憔悴，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不时闪露着病容。
同志们看到罗健夫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整理资料的艰难样子，很不安，就劝他把病情想得复杂一些，立即去医院治疗。罗健夫却推辞说：“北京等着要图纸，我要赶快整理好，寄去。”大家再三催促，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被硬拽出了门，由两个同志陪他骑自行车到附近的燃化医院检查病情，一拍片，发现胸部边缘显示有葡萄状拳头大小的肿瘤阴影，诊断是癌症。陪他的同志一夜都难以合眼，第二天忙向领导作了汇报。紧接着，公司派了车，由门诊部主任医生、车间主任陪同罗健夫去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查，结果仍然是癌症。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决定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只说是“没有确诊”。大家都希望这个严酷的结论不是事实，想多会诊几次，好决定治疗方案。可那几天，罗健夫上午看病，下午从医院回来，哪怕还有一个钟头时间，他也要去修改图纸；晚上，继续到工作室加班赶任务。
二月六日，罗健夫从西安看病回来，在家草草吃了碗面条。下午又挺着上班了。傍晚，门诊部主任曹大夫心事忡忡地赶到他家，约他第二天再去检查。可一连去了两次，罗健夫都没有回来。下班后已快两小时，曹大夫又赶到五车间主任家里商量。刚坐下，就听见敲门声，门开了。来人竟是罗健夫。他右手挟着一捆图纸和资料，左手捂着胸口，额头上沁着汗珠，“呼哧呼哧”走进屋里。他一边摊开图纸，一边对车间主任说：
“这份图纸急着要审核，我把它赶了出来。托人明天送往北京。你快看看。”
车间主任和曹大夫想到罗健夫的病情，心里十分难受，含泪欲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罗健夫从车间主任和曹大夫那闪烁着泪花的脸上，从几天来，大家对他病情分外重视的现象中，仿佛什么都明白了，语气沉重地说：“有什么情况，就及时告诉我……我好安排一下工作……。”
再次会诊，罗健夫终于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而且到了晚期。一个医生，当时指着x光片，郑重地告诉他说：到处都是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要采取必要的手术！
罗健夫拿过诊断书，慢慢走出诊断室，来到光线暗淡的走廊。他走到窗前，又看了看诊断书，望着窗外默默地伫立着……此刻，他并不畏惧死亡，而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向死亡挑战，仍然像一个战士一样，勇敢地迎上前去，奋力拼搏！
陪同的领导和同志们惴惴不安地走过来。罗健夫转过身，神态一如往常，镇定自若地对曹大夫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希望医生能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还能有多少时间。他向领导说：医院要切片检查，算了吧，切片后容易转移，让我争取时间多做一些工作。
就在这一天下午，罗健夫照常去上班。走在半路上，碰见调度室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还不知道他的病情，顺便就说：“老罗，A系统的磁盘出了毛病，机器无法工作，等会儿，你去看看行吗？”
罗健夫一听，毫不迟疑地应承说：“可以，我马上去修！”
当领导让罗健夫在家休息，并决定由他妻子在家照顾时，说什么他也不同意。他对妻子说：“我不能工作了，你再不工作，这怎么行呢？”妻子陈显万点点头照常上班了。
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陈显万与本组两位同志一起去医务室检查完身体，走出医务室，离下班不到一个小时了。那两个同志劝陈显万说：反正回工作室也干不成什么了，老罗有病在家，你就先回去照顾照顾他吧。
陈显万回到家里，罗健夫问明了情由，虽然这是他们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事，但他还是语重心长地批评说：“这算什么，怎么能不遵守劳动纪律呢。”
陈显万接受了丈夫的批评，可她毕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一边走，一边默默地掉眼泪，回到工作室，一直到下班铃响，才往回走。
罗健夫生病以后，公司领导和同志们都十分关心。党委副书记，车间领导等都曾多次陪同罗健夫去医院检查、看病。公司党委还先后几次派人去北京、上海等地为他联系住院治疗。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组织上决定送罗健夫去上海做手术治疗。下午，在家主持工作的尉副经理，亲自去他家送行。他们共事多年，相互甚为了解。望着健夫被病疼折磨得失去血色的脸，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
“老罗，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你是一个硬汉子，要安心治病……”
罗健夫说：“老蔚，您放心，我一定安心治病，回来继续工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也许，我回不来了……不过，还是那句话，我是共产党员……”
两个人都激动地再也说不出话来了，长时间紧紧地握着双手。
傍晚，罗健夫就要上车了，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各自家里走出来，为罗健夫同志送行。乌云低沉沉地压着起伏的山峦，寒风呜咽，人们的心紧缩着。一百多人的送行队伍，形成一道长长的人墙。大家依依惜别，难分难舍。有的同志担心罗健夫回不来了，都想着多看他一眼。许多人想起了与他多年相处中，许多动人的往事，不由掉下了眼泪。罗健夫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他含着眼泪，一再激动地说：“同志们，谢谢了。回去吧，回去吧，天怪冷的。我会回来的，我还要和大家一道工作。”
到上海后，他每天听英语录音，学习口语。他听说上海已经成立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版中心，就坐不住了，对前来探望的公司领导说：“公司的制版要形成拳头啊！”说着，一边用左手握紧拳头示意，“否则，我们就要落后了。”他是多么向往治好疾病重返工作岗位啊。然而，他的病要作手术已很困难，只好于三月中旬又返回西安。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罗健夫住进了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那从容不迫的举止，安详镇静的神态，好像不是一个面临着死亡威胁的癌病患者，而像是一个将要出征的战士，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考验。
可是，不久他的行动已很艰难了，只能勉强支撑着一根拐杖，由亲友扶着，慢慢地向前挪动着双腿。即使如此，他还坚持每天几次到病房外去散步，学做抗癌气功。在住院的最初日子里，他做气功练习，每天坚持下蹲一百次，一下一下地数，一次比一次艰难，练完，汗水已渗透了他浑身的衣服。每天吃东西，是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每吞一口饭都要忍受巨大的疼痛，一两多面条他要花半个多小时才能吃完，吃完后，气喘不休，满脸虚汗。但为了跟病魔作做斗争，他仍然每餐都强迫自己吃下去。由于转移的癌块阻塞了他的肠道，大便不通，用“开塞路”不起作用，他就让来照料自己的弟弟用手按着他的肚子，硬把大便压下来。大便后，他脸色惨白，全身被汗水浸透……尽管如此，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呻吟一声。
他默默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顽强地与癌抗击，生怕给别人增添一点麻烦。住院前，他对妻子陈显万说过：“今后，我的‘工作’就是要尽量少麻烦人。”去作放射性治疗，人多要排队等候，医生看到他疼痛难忍，就叫他到前面先治疗，他婉言谢绝说：“我不要紧的，都是重病号，还是按排队次序吧。”由于疾病的折磨，在普通病床上，他已无法正常地躺卧。为了减轻他一点痛苦，使他休息时舒服些，医生给他换了一张能调整躺卧角度的摇床。可是，这种床高，上下很不方便。妻子与他商量：“要不要跟领导说说，夜间，派一个同志来照顾？”他摇摇头说；
“不要，不能因为我，再牵扯一个同志不能工作。”
看望他的一个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提议钉个小凳，叫他上下床用。他想一想拒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