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直接同一。民族与宗教、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不同的概念。尽管世界上各种民族文化都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民族文化不限于宗教文化，它包括着更广的内容和形式。而有些宗教却超越民族界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一般来说，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直接同一只是人类文化早期的现象。民族文化愈发展进化，它与宗教文化的区别也就愈来愈明显。在发达的现代国家的民族文化中，宗教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核心，不起主导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现代科学文化。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由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性，加之宗教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使之长期以来一直沉浸在宗教的神秘氛围中，难以独立发育和发展。在这里，信奉祖传的宗教是民族的一种天然规定。宗教的共同信仰成为某些民族的天然纽带，成为民族意志、民族情感的集中反应；宗教活动成为民族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宗教组织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一个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起着极为特殊的作用；宗教道德和宗教戒律是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布道传教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递机制和社会教育机制；宗教寺庙成为人们进行精神生活活动的最重要的场所；宗教典籍是民族文化中最珍贵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宗教有神论的世界观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重要准则。总之，宗教的影响几乎涵盖了社会的一切领域，切人到每个人的生活；宗教意识融化在民族意识之中，并转化为一种牢固的集体的无意识。可以说，甘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宗教占统治性地位的传统文化，现实的甘肃少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也依然是核心。因此，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紧密联系难以分割，任何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文化问题，必须考虑到宗教的因素。这既是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及民族文化问题的特殊性，也是这一地区宗教问题的特殊性。
6．甘肃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部结构宏伟、卷帙浩繁的英雄史诗。整个《格萨尔王传》有100多部，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在甘肃藏区主要流传及整理的有《英雄诞生史》、《八降魔》、《人安定三界》、《幸丹内记》、《姜国王子》、《门岭大战火》、《世界公桑》等。《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描写和反映藏族古代部落分立，互相争战掠夺，最后走向统一的宏篇史诗。其艺术成就很高，所塑造的英雄人物都有血有肉、生动形象，并以传统的说唱形式，为藏族人民所喜闻乐唱。《格萨尔王传》不仅在藏族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对藏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现在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越来越多，在国内外已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
流传在甘肃、新疆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传》，叙述孤儿江格尔联合战友洪古尔等众多英雄谋士，降妖伏魔，保卫家园，为人民造福的英雄业绩。这部庞大的史诗，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向往和平、爱憎分明的强烈的民族思想感情。流传于甘肃蒙古族的还有英雄史诗《格斯尔传》和民间故事《嘎达海林》。《格斯尔传》中所描述的格斯尔是天帝的儿子，降临人间后就消灭了许多邪恶的妖魔，共和残暴的首领，他的叔父楚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格斯尔被寓为正义的化身，表达了蒙古族人民的理想。《嘎达梅林》描写的是规世纪二三十年代蒙古族人民在嘎达海林的率领下，反抗军阀、与封建王公斗争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嘎达梅林是下不为王府里掌管旗兵的军事官员，他因控告达尔罕王出卖民族利益而被定成死罪。他的妻子牡丹聚众劫狱获得成功，尔后举行武装斗争，转战数年，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嘎达梅林》语言精炼流畅，格调凝重，充分表达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及文化心理特征。
7．甘肃少数民族音乐舞蹈文化。甘肃少数民族音乐花儿是流传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一种民歌，以高亢洪亮、挺拔明快、激越动听为特色。西北少数民族的情歌是花儿的源头。花儿早在清乾隆年间就享有盛名。
唱藏歌是甘肃藏族独特的风俗，天祝藏歌具有代表性，有酒曲、情歌、长歌。裕固族民歌曲调优美，内容丰富，有叙事歌、婚礼歌、牧歌。叙事歌说唱结合，每首歌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叙事歌中的《西至哈至》、《萨娜玛》、《雅当姑娘》、《台东杨》、《白兔之歌》，大多反映妇女的生活遭遇或神话传说。婚礼联中的戴头而歌、告别歌、待客歌是裕固族嫁娶习俗的集中反映，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牧歌中的《裕固族的姑娘就是我》、《海子湖滩好风光》、《百鸟飞翔的地方》、《牧人的歌》，悠扬、开阔、热情奔放。
甘肃少数民族舞蹈。藏族舞蹈在甘肃甘南地区主要有罗罗舞、摆征舞、项铃舞、多边舞、猴舞、巴当鼓舞、阿甲舞、尕巴舞，以及各寺院的宗教舞蹈。罗罗舞一般在春节或节庆时进行，没有乐器伴奏，但有传统舞曲，边唱边舞，不限人数。领舞姑娘手摇串铃作导引，跳舞的人群根据申铃发出的不同节奏，变换着队形和舞步。摆狂舞由男子表演。起先饮酒助兴，然后持火枪等武器出场，第一人用长矛高举羊头或羊鹏，大家边喝边舞。动作粗犷豪放，唱词典雅，内容丰富，表现勇士出征时的大无畏气概。高潮时火枪齐鸣，如醉如狂，气氛紧张热烈。相传这是吐蕃时期鼓舞士气的出征舞。项铃舞以舞者项目上挂有十多颗大银铃为道具，舞者边喝边摇动项铃，身躯时仰时俯，或左右摇动，并穿插有飞速转动等技巧，节奏明快，声音铿锵。多边舞由一人领舞，舞着手摇银铃，采取蹲举，靠脚腿力量弹跳旋转，其余舞者挽管成自或成标排，随着歌曲节奏上场，前进后退，左右转动，变换队形。猴舞由男子表演，好者模拟猴子的动作，手腕弯曲垂在胸前，双腿徽曲，表现猴子机敏好动特点，并有戏逗、睡觉、吃桃等内容，动作风趣滑稽，情节诙谐幽默。巴档鼓舞中的巴档，造型极像小巴郎鼓，舞者手持巴档鼓边摇边舞，鼓声浑厚而深沉。史档鼓手没有性别、年龄的限制，但男女必须分开，舞种也不一样，动作歌词及曲调都有区别。巴档鼓舞的风格比较稳重、含蓄，动作幅度较小，舞姿优雅、细腻，其中虽然有热烈奔放的详蹈，但没有大蹦大跳的动作，巴档鼓舞与舞相一致，歌词以敬神、视群为开端，涉及宗教和劳动生活，富有人情味和哲理性。它融说、唱、舞为一体，动作典雅、庄重、肃穆，这显然是受藏族的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鼓舞。阿甲舞以两男两女成双成对进行，边唱边舞，动作很有节奏，落落大方，姿态优美。男女老少都会跳这种舞蹈，尤其在节庆婚礼跳阿甲舞，场面更加热闹。跳阿甲舞时同时唱“姜巴”、“出路”等鲁体歌，更增添热闹和喜乐。尕把舞，跳舞时青年男子身着藏袍，腰带藏刀，脚登靴子，三五个围成一团，一圈为一组，在宽敞的庭院伴歌伴舞，挨家挨户的从日落跳到夜晚，从午夜跳到天明，充分利用节日，欢庆秋季的丰收，以歌声抒发热爱家乡、酷爱大自然的情感。同时青年男子用心向姑娘表达爱慕之情，歌声哄亮，再加租了洒脱的舞姿，场面热闹非凡，富有浓厚的民族气息。
法舞，藏语称“羌姆”。舞者戴上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面具，在法器的节拍下直接演示佛教教义。甘肃藏区寺院的法典首推卓尼禅定寺的法舞，禅定设有专门的法舞学院。拉卜楞寺的法舞，有正月十四的“恰木钦”，三月初六的奠基法舞和三月十五的时轮金刚根本法舞，九月二十九日的镶灾法舞。藏传佛教的法舞通过形象化、艺术化的演示，使教民们在艺术的感染中，去加深对教理教义的理解，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认识审美价值。
东乡族、保安旅、裕固族是甘肃的独有民族。东乡族在发掘整理本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本民族喜闻乐见的花儿音乐和宴席曲音乐为基调，注入新的舞蹈语汇，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东乡族生活的舞蹈作品。《婚礼舞》、《阿哥阿妹笑开颜》、《盖头舞》、《赶略略》、《丰收宴席曲》、《高原渔歌》、《赶毡舞》、《月光宝镜》等，都具有浓郁的东乡本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保安族宴席曲舞蹈的名称和基本动作都是武术名称组成的，如“鹞子翻身”、“黑鹰展翅”、“老爷抽刀”、“平沙落雁”、“虎展腿”、“凤凰点头”，显示了保安族特有的风采。裕固族的传统舞蹈有集体舞、双人舞、男女独舞。集体舞围绕管火，以鼓乐和歌声伴奏起舞，男女老少排队或转大圈而跳，节奏由弱变强。男女双人舞表现生活、生产劳动的场面，像唐代的胡旋舞。男女独舞以腾跳见长，如鹏鸟腾飞、凤凰展翅。裕固族的现代舞蹈《迎亲路上》、《奶羊羔》、《织褐子的姑娘》、《甜甜的泉扬》，曾先后在全国比赛中获奖，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民族风情。
（二）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特征
甘肃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其中裕固、保安、东乡是甘肃的独有民族。各民族长期融合交流，形成了今天甘肃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从而也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
1．民族形式的多样性和文化形态的民俗性。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并存的社会结构，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民族风情、民族风格以及民族的表现形式，无论在门类划分、地域分布、层面结构、项目内容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多样化的民族特色。它是各种民族文化形式丛生并长，且保留着较多文化形态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原生态，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对外界具有无限的魅力。同时，传统文化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往往以千姿百态的民俗展现出来。这种民俗性以非主流文化的存在仍然起着相当程度的社会规范作用。
纵观甘肃少数民族发展史，伴随人口流动、民族迁移，文化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画卷，甘肃作为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甘肃民族文化联系东西方，具备适宜各种文化发展的条件，各种形式的文化都可能在这里发芽，这种文化优势，既促进了甘肃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又为少数民族文化交融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可以这样讲，正是甘肃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色彩和民俗性特征，使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多元文化融合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主要表现在绚丽多姿的服饰、繁杂多样的饮食、风格各异的建筑、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节日庆典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甘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又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类型也多样，有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等语言种类。饮食文化，也是各民族之间区别的标志之一，如蒙古族的烤全羊、藏族的麻森、萝卜萝果、祛瑞；东乡的手抓羊肉，回族的牛肉面等。节日文化是保护和推动民族文化的一道屏障，是扩大民族文化影响的一条渠道，是增进民族凝聚力、维系民族感情、加深民族认可的精神纽带。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节日庆典，构成了各民族的娱乐文化，如蒙古族的那达慕、穆斯林的古尔邦节等等。宗教信仰各异，也是各民族之间的区别之一。甘肃少数民族崇尚自然，崇拜天、地、山等诸神，在传统文化“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观念指导下，与自然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和谐关系，从而形成了少数民族独特的保护生态的观念。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其建筑风格也不同，如在寺院建筑上，藏族是平顶方形轴式结构，大寺和其他平房鳞次栉比，高低错落，寺院筑有高大的围墙，布以哨楼，像一座城镇，依山坐落，极为壮观；伊斯兰教风格的民族建筑一般是三层塔式建筑，殿内列有木柱，支撑着屋顶，上下两层，上层四面开窗，窗壁精雕细刻，非常典雅。甘肃少数民族文化中，除了一些与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基本实用的知识技能外，还包括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知识，如藏医学、蒙医学、医药学等等，在人类医药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此外，甘肃少数民族文化住、行、育、乐等活动，都是体现着其内涵。
2．文化结构的严重封闭性和传统的相对完整性。甘肃历史上曾十分开放。汉唐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集中在黄河流域，从长安经过“丝绸之路”到地中海大陆架，甘肃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一直兴盛不衰。汉唐中期，随着航海的发展，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取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中心，随之中国的文化中心也由黄河流域逐渐南移。特别是宋朝的被迫南迁，加速了东南沿海的发展，汉族这一民族混合体发展壮大起来并向适宜农耕的温湿平原地区发展，逐步取得了主体民族的地位，而少数民族则聚居在高原、草原、山地、荒漠和干旱地区，形成了东南地区农耕工商繁荣、人口城镇稠密、文化教育发达，而甘肃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资金短缺、教育落后的区域格局。从明朝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到清朝鸦片战争以后的官僚买办工业和民族工业，无不以东南地区优先发展。据统计，1949年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文盲率占人口的84％～90％以上，远远高于东南地区。旧的体制下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平衡，是制约于甘肃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使得甘肃少数民族文化处于一种严重的封闭状态。同时，与汉族地区儒家哲学文化占主导的形态相比，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占主导形态是其突出特征，这又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形态发展相对独立性的表现，因而与外界极少有物质交流和文化信息交流，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文化的辐射和浸润，近一二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冲突对甘肃民族地区影响甚微。加之生产力极为低下，严重制约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民族现代意识发育迟缓，制约着民族素质的提高，而且使民族文化结构严重缺乏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理性因素，与东部相比，传统依然在这里保持着相对的完整性，社会生活仍旧保持着传统习俗的巨大惯性。这也使得这种文化缺乏自我认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机制，只能靠不断复制传统而得以运转和存在，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