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地域文化的昨日与今天
地域文化（negionalculture）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至今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提出，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还有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这些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不过，学术界还大多倾向于将地域文化界定为：“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地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等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因为其形成要素和机制均具有特殊性，就造成了地域文化发展中表现出较强的形态上的稳定性、历史发展上的传承性和文化外观上的独特性。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古人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与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不同的地域风格，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历史传统，熔铸出不同品格的文化。所谓关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燕赵文化等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民族、多地域不断融合的结果，因而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正如学者陈剩勇所说：“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在中原、海岱、东北、西北、东南、江汉、华南等一系列地域相连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经漫长岁月中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接触、碰撞、冲突、交流、传播、融合，最后汇聚成为一体而横空出世的。”西北文化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文化又是西北文化中别具特色的一大区域文化。甘肃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传统。
一、甘肃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甘肃简称“甘”或“陇”，是取古甘州（今张掖）和古肃州（今酒泉）两地首字而得名。甘肃位于我国西北部，中国版图中心，地处黄河上游，是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处，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全省辖12个市、两个民族自治州，86个县市区，总人口2618．78万人，在全国属于中等偏少的省份。全省国土总面积45．4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七位。
与祖国中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有专家学者将甘肃省情概括为六句话，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小、城乡二元结构特点突出、贫困落后”。的确，今天的甘肃在经济发展上还相对落后，全省人均生产总值只有5970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6．7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63％。但另一方面，甘肃历史文化的积淀却十分丰厚，曾写下过灿烂的篇章，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甘肃省既是中华古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从世界文化范围来看，甘肃可谓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甘肃是我国历史上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河西走廊更堪称为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里的敦煌是兼指整个河西走廊的。
甘肃历史悠久，地域文化品味高雅，价值非凡，魅力永恒。我们不妨撩开其神秘面纱，欣赏她本真的无限风采。
（一）石器时代丰富的文化遗址以及古老的神话传说昭示出甘肃地域文化的早期雏形
甘肃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已被发掘的大量石器时代遗址和史料记载所证明。而神话传说与历史遗迹的印证与考索，则更使这一文化轮廓清晰化。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大地上生息和劳作，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考古成果表明，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后，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渭河、西汉水流域先民率先发明了农业，开始了新石器时代革命。他们种植糜谷、小米，喂养猪、狗，建立房屋和村落，在制陶、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创建了与中原地区同步的史前辉煌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甘肃中部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先民不仅铸造了我国年代最早的青铜刀，而且以精湛的技艺创作出一大批璀璨夺目的彩陶艺术瑰宝，从而将甘肃彩陶推上巅峰阶段，为中国美术史书写了绚丽的华章。历史的车轮进入公元前4000年以后，以山丹四坝、玉门火烧沟为代表的河西先民，大量使用铜器，兼营农业和养羊为主的畜牧业，制作精美的金银器，将河西地区带入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均以不容置疑的事实指出：周人和秦人成长于甘肃东部，周祖躬耕于庆阳，秦祖牧马在西垂即天水一带，正是关陇地区的山山水水哺育了日趋壮大的周秦部族，西北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其迅速崛起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撑。周秦王朝在甘肃留下了以灵台白草坡青铜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为代表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甘肃为羲皇故里，又为轩辕黄帝陵冢之地。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之首、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初祖伏羲的发祥地在今天水一带。伏羲织网罟，创书契，画八卦，制嫁娶，立九部，设六佐，作历度，定节气，尝百药，造琴瑟，钻木取火，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至伟至巨。至今天水市内仍保留全国最大的伏羲庙——明代重修的太昊宫。这组占地万余平方米的宏伟古建筑群内塑伏羲大坐像，供人瞻仰。市区西北的三阳川又有伏羲卦台，俗称卦台山，传为伏羲画卦处。台上筑伏羲庙，庙中存宋代所镌通额篆题伏羲庙记碑首。其他与伏羲、女娲相关的遗迹遗物，如风台、风谷、风茔、女娲祠、“羲皇故里”石碑，以及麦积山石窟中的伏羲女娲交尾雕塑、卦爻衣着人物塑像和壁画等，应有尽有。199Z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亲笔为天水题词“羲皇故里”。据《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史书记载，黄帝衣冠陵冢所在的桥山在宁州真宁县东80里的子午山，即今甘肃正宁县五顷原乡的子午岭南端，陵冢犹存。追寻龙族血脉，探访华夏渊源，为甘肃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甘肃的历史文化就比别的地方早、就是先驱的呢？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但是比较肯定的是，渭水流域最早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大约距今1200万年以前，由于地球板块碰撞挤压，原来高度只有1000米左右的喜马拉雅山脉缓缓隆起，形成了高差明显的上流雨水落差冲刷，上游雨水带着黄土从上而下在冲积扇开始淤结，黄土高原易于冲刷积平，渭水流域处在黄土最厚的优越位置，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人居自然环境。长江和黄河之水沉积流顺的人居自然环境都晚于渭水，从地形地理的远古形成推理，渭水流域浑浊的上游水肯定是先积淤灌满了陇西盆地，而后是天水盆地，然后才能轮到关中盆地。由于渭水优先的人居环境，便有了文化的优先发展，这是甘肃渭水流域陇上文化早先发达的根源。渭水流域优先的文化发展就直接形成了后来博大的秦文化和唐文化，以至造就了秦统一六国的宏图和盛唐帝国的辉煌。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雄才大略，李唐帝国的民族鼎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渭水流域优先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被誉为“世界文化大运河”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带来了甘肃地域文化的辉煌
谈甘肃地域文化，不能不涉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给甘肃地域文化带来了活力，留下了无数文化珍品。甘肃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所经的黄金路段和枢纽地带。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大洲的最重要的通道，数千年来曾为整个人类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被誉为“世界文化的大运河”，“推动古代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轴”。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主要路段有：直道（长安一子午岭一河套）、南回中道（西安一宝鸡一陇县一平凉一萧关一固原一靖远一景泰一武威及其以远）、北回中道（西安溯泾河而上，经泾川、平凉与前道合）、陇关道（西安一陇县一大震关一秦安一通渭一兰州及其以远）、秦陇南道（西安一大震关一天水一陇西一临洮一临夏一西宁或兰州以远）、灵武道（西安一灵武一武威以远）、西兰道（大体与今312国道合）、河西道（穿越河西走廊）、包绥道（武威一民勤一磴口一包头一呼和浩特一北京）、羌中道（兰州一西宁一日月山一柴达木盆地一若羌及其以远）、唐蕃古道（兰州一西宁一日月山一玉树一拉萨）、大斗拔谷道（西宁一扁都口一张掖）、阴平道（秦陇人蜀）、白水道（秦陇人蜀）等。丝路古道在甘肃东西绵延长达1600多公里，占其全程总长度的1／5，甘肃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桥梁。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陇原各地得以长时期地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如佛教和佛教艺术自两汉之际经河西、陇右传入我国内地，十六国时众多的西域佛僧来到河西，译经授徒，蔚成风气，凉州、敦煌等地成了我国佛经翻译的中心。蜚声中外的莫高窟等众多的佛教石窟群像明珠般地闪烁在丝路古道上，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规模壮观的石窟走廊和艺术长廊。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榆林窟、马蹄寺、北石窟、南石窟、天梯山、云崖寺等50多处石窟群、2500多座洞窟、16000余身造像、56000余平方米壁画，灿若繁星，辉耀于陇原大地，它们是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结晶，是丝绸路上留下的光辉历史足迹。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所存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中国四大名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不仅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而且也是全国诸多石窟寺庙中风景最秀丽的一座。安西榆林窟俗称万佛峡，以其精美的壁画、雕塑成为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永靖炳灵寺石窟规模宏丽，艺术精湛，尤以石雕造像见长，并位处黄河三峡，峰峦叠嶂，飞流咆哮，气势非凡。马蹄寺石窟群由金塔寺、千佛洞、上中下观音洞和马蹄寺南北二寺等7部分组成，迤逦于祁连山脉北麓，其中金塔寺的大型影塑飞天古朴典雅，为全国所仅有。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有“中国石窟鼻祖”之称。北石窟始建于公元6世纪初，而又以唐代洞窟为最多，其中不乏盛唐艺术精品。近年泾河两岸又惊现百里石窟长廊，发现舍利塔基2处和禅房、僧房窟、生活窟等500余窟，成为整个甘肃石窟走廊的重要组成地段。石窟艺术是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中最具品味和魅力、对国内外游客最有吸引力的资源之一。
正是汉唐丝绸之路的繁荣，使武威、敦煌、张掖、酒泉、天水等地发展成了国际性的都会。史称武威“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西域各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张掖“三秦锁钥河山壮，万国车书驿路通”。丝绸之路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无疑是甘肃历史文化资源中最有优势、最具光彩和魅力的品牌。
（三）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加快了甘肃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步伐
甘肃省不但历史古迹丰富，而且少数民族聚居较多，有54个少数民族230多万人口集居在境内，占总人口的8．8％。人口在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10多个，回族、藏族人口较多，保安族、东乡族和裕固族为全国独有。临夏回族自治州是穆斯林的聚居地，号称“小麦加”，伊斯兰文化风情独具特色；甘南夏河拉卜楞寺，是全国喇嘛教黄教六大寺院之一，是甘肃不可多得的藏传佛教胜地；甘南藏族自治州自古又为西羌居地，有“小西藏”之称，藏族民俗风情浓郁；此外，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及肃北蒙古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民族地区也都是颇具少数民族个性特色的地区。甘肃的民族地区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并形成了包括语言、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舞蹈、节目、服饰、建筑、手工艺、礼仪习俗以及生存理念、生活和生产方式等在内的民族文化。这些内容有的在不同民族中是相近或相似的，有些则相去甚远。即便是同一民族因为部落不同或居住地不同在许多方面也有很大差异，民族文化由此更显丰富多彩。甘肃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其形成是有历史渊源的。至少战国时期，陇东一带就居住着周、秦民族和西戎等少数民族，河西地区为氐、羌、戎的活动区，秦汉之际甘肃主要是月氏和乌孙的活动场所。伴随着历史的脚步，甘肃也加紧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自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后，一方面王朝为了充实边郡，不断从内地向外移民，中原文化进一步在甘肃传播；另一方面，河西一带的羌、氐、鲜卑等少数民族则大量人居陇东，成了渭水上游的主要居民。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震荡，战乱几无宁日，甘肃自然也是各少数民族争斗割据的场所，但比较而言却又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正如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言：“至于陇右即晋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既可受长安之文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能保存学术于荒乱之地，固无足异。”所以，与中原文化的衰落相反，实际上当时整个甘肃地区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了唐宋。
总体来看，从先秦至唐宋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甘肃一直是生活在这一地域以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各民族往来、迁徙、交流、争斗、融合非常频繁的地区。丝绸之路也是我国一条路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宏大、文化沉淀最丰厚的民族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