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锣响，比赛开始了。
孙膑先以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输了。齐威王站起来说：“想不到赫赫有名的孙膑先生，竟然想出这样拙劣的对策。”
孙膑不去理他。接着进行第二局比赛。孙膑拿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获胜了一局。
齐威王有点心慌意乱了。
第三局比赛，孙膑拿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又战胜了一局。这下，齐威王目瞪口呆了。
比赛的结果是三局两胜，当然是田忌赢了齐威王。
还是同样的马匹，只调换一下比赛的出场顺序，就得到转败为胜的结果。
由韩非子所讲田忌赛马的故事可知，应对各种问题不能一成不变，要灵活运用现有资源，制订相应的策略，这样才有可能化劣势为优势，转败为胜。
十、知识即是美德
“知识即美德”是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提出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知行合一、真善一体的道理。但苏格拉底同时认定“无人有意为恶”，并且他身体力行自己认识到的真理。可以说，苏格拉底的道德实践就是对“德性就是知识”的最好注释。
据说，当他被判处极刑之后，他多次有生的选择：他可以交付一笔赎金，换取生命，他的朋友也愿意代他交付赎金；他还可以把妻子和孩子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在临刑前夕，朋友们又为他安排好了出逃的道路。但他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与法律相抵触的不正义的行为，他在知道什么是正义之后就不愿再做不正义的事。他宁可承受不正义的惩罚，也不愿做不正义的事。因为人们对他的不正义的惩罚乃是无知，而他若做不正义的事便是出于自愿。他为“德性就是知识”“无人自愿作恶”的道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苏格拉底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指关于自然的知识，也不是后来所谓“形而上学”的知识，而是人对“美德”的理性把握。人非圣贤，孰能全知。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人非神，怎能全知？不具备某种自然方面的知识，并不是罪过。关键问题在于“知”有不同的哲学意蕴。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是指人的理性自我本质的道德意识，那么有明确道德意识，知是非善恶之理，即为善，无道德意识者即为恶。
如此说来，“我是流氓我怕谁”或者“无知者无畏”的说法，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既然人应当从自我反思中获得确定性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知识，那么人们各种各样的美德（包括勇敢、自制、公正等）有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它们与“善”的关系如何？在《普罗塔哥拉斯》篇中，苏格拉底以“勇敢”为例，指出在战争中，有真知识的人，则勇敢；而无知的人，则胆小。因此，勇敢并不取决于人的自然习性，因而不应当是盲目的，“有勇无谋”不是真勇敢，只是貌似勇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是好人生。”也就是说，一切所谓的优秀品质必须要有理性的参与，而且以善为目的，才能称得上是美德。
勇敢如此，其他品性也是如此。勇敢并不是人的唯一的道德品性。凡是勇敢的人都有真知识，那未必，但是凡有真知识（自知）的人一定勇敢，那是肯定的。“善”不能被打碎成勇敢、公正、自制等碎片，就像形状不能被打碎成方、圆等一样，这样“美德是什么”就变成了“善是什么”的问题。
什么是关于“善”的真知，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叫做自知之明。人对自己的了解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自知”了，苏格拉底引入了“目的”因素。自然的最后本质在于它的善，即合目的地发挥作用，而这个目的与功能的尺度在“理性的人”心中。因此对于自我的知识，也可以归结为：对人的各种道德品质的功能、目的及其尺度的知识。当然，在什么是善的问题上，苏格拉底只是指明了一个方向，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和思考方向，却没有给出详细的答案。因为，“善”并不是所有美德的相加，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总结。
当然，对于苏格拉底的牺牲，我们或许觉得有些不甘，甚至无法理解，他的理论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本身也在后世产生了复杂的区分，这些姑且不加详论，但最基本的一点是哲学家始终是强调道德高尚至善的，而哲学始终关注道德的问题，并为之作出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
十一、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专门的哲学学科，哲学的专门研究也是开始于近现代。在哲学专门研究的意识觉醒的同时，人们不可能不问：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人说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曾经讨论过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通过研究，他指出，对超乎现实的追求是人类的先天欲望之一，中国人也同样有这样的超道德要求，中国人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哲学达到这一境界。他认为哲学就是对人生进行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因此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它能给人提供或增加积极的知识，如关于化学或物理或其他各类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境界，在于达到超乎现实的世界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的价值，也就是说在于使人懂得人之为人的道理，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就此，冯友兰先生指出了人生的“四境界说”。他说：“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亦有不同。因此，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觉解，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某种不同的意义，即构成所有的某种境界。”这里的意思是说，面对同一个宇宙人生，对它的觉解程度不同，境界也就不一样。
在冯先生看来，人的一生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人在原始状态下与自然未经分化的境界。功利境界则多了一些算计、规则，就像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道德境界则是在功利之上，又加上了许多道德要求，好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情感；天地境界则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浑然与物同体”。冯友兰先生指出，这其中每后一种境界不仅高于而且涵盖了前一种境界。这样，他便实现了用东方“天人合一”的传统宇宙观来统摄儒家的伦理道德，再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来统摄西方工业文明的最终目的。
“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冯友兰先生眼中的最高境界。而这种高境界的人在庄子那里就是至人、真人、神人，就如他在《庄子·逍遥游》里描述的：
遥远的姑射山中，有一神人居住在里边。那神人皮肤洁白，如同冰雪；姿态柔婉，如同处女；不吃五谷，只是吸清风喝露水；乘着云气，驾着飞龙，在四海之外遨游。他的精神凝聚，使万物不受灾害，年年五谷丰收。
那个神人，他的德行，与万物合为一体。世人期望他来治理天下，他哪里肯辛辛苦苦地管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呢！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洪水滔天也淹不着他；大旱把金石熔化了，把土地烧焦了，他也不觉得热。他的“尘垢秕糠”，也可以制造出尧舜来。他哪里肯把治理天下当做自己的事业呢！
据说尧治理天下的人民，使海内政治清平；他到遥远的姑射山中，汾水的南边，拜见了四位得道的真人，不觉恍然大悟，把天下都忘掉了。
这里，庄子主要不是强调神人的神性，从他承认生死就可知道这一点。庄子是强调神人的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就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达到此境界的人，心目中有宇宙的整体，他为宇宙的利益做事，他是自觉的天民，是圣人，他与宇宙同一。
哲学的表达
哲学之所以晦涩难懂，是因为它总是在说那些根本无法言说的东西。但是，哲学似乎还必须要去说，因为你如果仅是沉默，别人实在不知道你是真的进入了哲学世界了，还是得了神经病！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去说？怎么去说？可见，哲学和语言之间，总是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关于语言的本质，在我国广泛流传着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
据说在上古时代，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来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符号来记事。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绳和刻木的方法，已经远不能满足需要了。黄帝见此状，就吩咐他的史官仓颉去创造出一种新的符号系统来。
传说中的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有一年，他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阳虚之山（现在陕西省雒南县），临于玄扈洛邙之水，忽然看见一只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
仓颉看了觉得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他看来看去，发现龟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他想，花纹既能表示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吗？
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终于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叫做“字”。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淮南子》中就记载说：仓颉造字，泄露了天机，出现了“天雨血，鬼夜哭”的现象。意思是说，天下雨时下的都不是雨，而是血；鬼晚上都呻吟着哭泣。
人类如果没有文字，就没有办法寻找到昔日的记忆，也无法去了解自己的历史。五千年的沧桑历史，到头来，只能剩下几小块残缺的剩骨。有人说，还能留下一些建筑和石碑。但是，没有文字，还会有石碑吗？石碑正是因为上面有了文字才称之为石碑的，否则就仅仅是一块大石头！有人说会有无字碑。但是，无字碑正是因为有字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正是因为有字碑的存在，无字碑才是一种智慧的文字，如同中国书法和绘画中的空白。所以，在一个没有文字的年代，绝对不会有无字之碑。没有被文字开拓的大脑，又怎么能去解读无字之碑的内涵呢？
按照一般人的见解，语言仅仅是传达信息、表达思想的工具。我们心里有想法，然后用语言将它表述出来，传达给别人。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人的语言不仅在表达思想，而且还生成思想。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就说：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思想就是一片混沌。正是语言，让本来不存在界限和区别的混沌世界变得清晰起来。正因如此，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对话、交往的工具，还是世界向我们袒露自身的方式。它跟艺术一样，保存了存在，呈现了存在。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现成的、划分好了的世界，真正对世界进行划分的其实是语言。所谓的“现实世界”可以说是人类集团根据自己的语言系统建构起来的。它把万物变为已有，使万物变得可以言说。
但是，语言敞亮了一个世界，势必会遮蔽其他可能的世界。因为光明意味着清晰，清晰则意味着肯定，而肯定，在相反的意义上就是否定和排斥。所以说，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语言仅仅保存了其中的一个世界。正如在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其中一条路，势必无法再选择其他道路。尽管在没有作出选择之前，我们是有着充足的选择权的。语言也是如此，它很容易让我们把眼前这个光亮的、划分好了的世界当成了唯一可能的世界，而忘记了原来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正因如此，以把握“绝对”和“永恒”为主题的哲学，一直对语言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哲学而言，它感兴趣的并不是光明，还是那个近似“无”的黑暗。因为那里才是迸发无限意义的源泉。甚至，很多偏激的思想家都把语言当成滋生争执和困惑的根源。维特根斯坦就说，我们之所以在一些问题上受到困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语言的混乱，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治病，即把语言的含义澄清。所谓的言语不通，其实是在暗指人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守住自己的世界，而排斥其他世界。身在光亮之中，而不敢正视黑暗。海德格尔也说：我们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寻找家园，我们点亮了蜡烛，追逐光明。但是，我们越来越执著于光明，忘了我们的家原本就在黑暗之中。他曾引用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对于语言的态度：“知其白，守其黑”。他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有死的人应该将自身淹没在黑暗的源泉之中，以便在白天能够看星星”。
白天看星星，而黑夜才是我们的家。
二、巴比伦之塔
在西方，也有一个类似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旧约》中。
据说，诺亚及其家人依赖方舟逃过洪水大劫之后，天下人都讲一样的语言，都有一样的口音。诺亚的子孙越来越多，遍布地面，于是向东迁移。在示拿地（古巴比伦附近），他们遇见一片平原，定居下来。
由于平原上用做建筑的石料很不易得到，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于是他们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各地。”由于大家语言相通，同心协力，一座城市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这座城市就是巴比伦城。建成的巴比伦城繁华而美丽，高塔直插云霄，似乎要与天公一比高低。
就在通天塔快要完工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人类的这一举动惊动了上帝。上帝深为人类的虚荣和傲慢而震怒，他不能容忍人类冒犯他的尊严，决定惩罚狂妄的人类，就像惩罚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一样。他看到人类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使人们分散在各处，彼此之间言语不通。就这样，人们开始相互猜疑、怨恨、仇视甚至自相残杀，通天塔最终没能建成。
如果说“仓颉造字”故事在于说明：语言是我们进入世界的唯一抓手和平台。离开了这一抓手，我们就会茫然失措，陷入令人向往但又无比恐惧的黑暗。那么，“巴比伦之塔”的传说则在于表明：语言在敞亮一个世界的同时，也凝固了这个世界，从而使得统一的现实世界在语言的支配下支离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