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历史上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从钱氏的纳土归宋、保境安民,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一生清白,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育英;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与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与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与善举,都在述说和证明着浙江人身上特有的精神气质、文化底蕴和力量源泉。她们凝练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浑然一体地流溢在良渚的玉器上、鲁迅的诗文里,徜徉在西湖的山水间、梁祝的蝶舞中。她们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具体形态,但是这些观念、理性、胸襟、情怀、品行、气节和志向所凝聚的内涵,正如涌动的活水,跳跃、翻腾在整个浙江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身上,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创造力,与浙江人民的历史生命相伴,与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创造相随。
20世纪末,浙江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从一个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处在了全国前列,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浙江的快速发展和所走道路,被专家学者和一些媒体称为“浙江现象”。浙江为什么会呈现“浙江现象”,它背后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全社会在关注,浙江人自己也在思索。1999年12月,浙江在全省开展“提炼‘浙江精神’,总结浙江经验,开拓浙江未来”的大讨论。经过反复的梳理、概括、提炼、讨论,2000年7月,浙江提炼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十六字“浙江精神”。自强不息——浙江的发展,靠的是浙江人民自强自立、艰苦创业,靠的是浙江人民凭着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经受住了各种艰苦环境的磨炼,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之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坚韧不拔——浙江人一旦确立了目标,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走过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从不言败、绝不放弃,矢志不渝、愈挫愈勇,支撑着浙江人民创业创新,推动着浙江的改革发展;勇于创新——浙江人敢于冲破各种僵化观念和陈规陋习的束缚,敢闯敢冒、敢为人先,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机遇,创造了许许多多全国第一,形成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讲求实效——浙江人不图虚名、不搞花架、多做少说,不争论、不张扬、不攀比、不停步,形成了真富、民富、不露富的局面。浙江精神的提炼和弘扬,对经济建设发挥了推动和支撑作用,成为浙江人民加快发展的精神动力;对社会发展发挥了凝聚和激励作用,成为浙江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财富;对文化建设发挥了引领和提升作用,成为浙江人民提高自身素质的文化自觉。
与时俱进是“浙江精神”的内在品质,也是时代前进和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面对全球化的新挑战、推进浙江发展的新实践、中央对浙江走在前列的新期待,不断为新时期“浙江精神”注入新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道德标准。浙江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浙江现象、充实完善浙江经验、丰富发展浙江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凝练浙江各地人文精神,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并经过反复讨论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就是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务实”
就是尊重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诚信”就是重规则、守契约、讲信用、言必信、行必果;“和谐”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开放”就是全球意识、世界胸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图强”就是勇于拼搏、奔竞不息,奋发进取、走在前列。
党的十七大对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2007年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浙江省在提出并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实践中,进一步把浙江精神的核心归纳为“创业创新”。“创业创新”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浙江人民正是靠着创业的热情、创新的胆识,走出了一条可贵的创业创新之路;正是靠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群众创业致富,进而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可以说,浙江人民的创业创新,一直就是浙江发展的活力所系、优势所在;通过富民,推动强省,是浙江全面改革发展的现实路径、战略选择。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是浙江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浙江人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浙江过去的发展,靠的是创业创新;浙江今后的发展,更要靠创业创新。浙江坚持用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鼓舞斗志,进一步发扬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的优秀品行,弘扬浙江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和文化传承,形成鼓励创业创新、宽容失败挫折的社会氛围,在创业创新中不断实现新的发展。
浙学
浙江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曾经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涌现出大批有影响的思想学术大家,为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浙江思想学术在继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既充分吸取浙江大地的滋养,又与国内国外的思想学术交流、融合,形成了具有浙江地域特色的思想学术体系,被称为“浙学”。
最早提出“浙学”概念并加以理论界定的是南宋大儒朱熹。他统称当时陈傅良、叶适的永嘉之学和陈亮的永康之学为“浙学”,并将“浙学”
作为“异端”严加批评:“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却专言功利。禅学,后来学着摸索一上,无可摸索,即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首先使用“浙东学派”
概念,指的主要是学术脉络,并非现代意义的学派。他把姚江之学和蕺山之学归入浙东学统,还汇编了一部集数十名浙东学者着作的《东浙文统》。
清代学者全祖望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学者的学术源流和风格特色,主要指相对于濂学、洛学、关学、闽学而言的南宋以来浙江儒学,范围包括当时浙东地区的永嘉、金华、四明诸子之学。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对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作了明确区分,认为“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同时,指出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经明代姚江学派(即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其范围主要指涵盖宋明理学、心学的“经史之学”。
近现代以来章炳麟、梁启超等众多学者对“浙学”或“浙东学派”、“浙东学术”的理论内涵、历史沿革、学派脉络、思想特色、精神特质、思想成果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评论,进一步把“浙学”研究推向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境界。
一般而言,“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广义之分:
狭义的“浙学”主要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
中义的“浙学”主要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的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
广义的“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繁荣兴盛于宋元明清,绵延惠泽于现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和人文精神传统的“大浙学”。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和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涵盖有浙江特色的农学、医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自然科学传统。
【范蠡哲学思想】范蠡,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春秋战国时越国上将军,是帮助勾践安国复邦称霸的主要谋士和功臣之一。范蠡的思想和言行,主要记载在《国语·越语》、《吴越春秋》、《越绝书》、《史记》中。范蠡的哲学思想,是植根于越国这块土壤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代表一种新兴的势力摆脱宗教世界观的束缚,走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范蠡概括提出了“左道右术,去末取实”的唯物主义命题。他说:
“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万物不名巧,故谓之道。”“术者,天意也。
盛夏之时,万物遂长,圣人缘天,心助天喜,乐万物之长。”对“天道”观念作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解。范蠡的天道观十分强调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主张人道必须顺应天道,即“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他的宇宙哲学反复强调的正是“因时之所宜”、“随时以行”,是一种积极的追求,是谋求人生与宇宙和谐的合理而有价值的理论表述。范蠡的哲学思想为越国强国称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计倪经济理论】计倪,又作计然、计研,据说是葵丘濮上(今河南兰考、滑县一带)人,姓辛氏,字文子。计倪是范蠡的老师,春秋时期有名谋士,为勾践谋划富国强兵的经济发展规划,是越国的大经济学家。计倪的商品经济理论也是建立在“天道”基础之上的。他用自然规律来观察、阐发经济现象,确定国家的经济活动,“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他提出“时用则知物”,即预测什么时间需要什么商品,事先做好准备,也就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经营品种,“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计倪以“天道”推论人事,从中演绎出一条基本的商品价值规律,即“贵贱论”。“论其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他已认识到,一切商品的价格皆由商品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决定;涨跌的原则乃在于市场供求发生了变化。计倪还主张“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就是摆正“本(农)”与“末(商)”的位置,“农伤则草木不辟,末伤则货不出。”平“粜”,即明码标价,价格公平合理,促进“齐物”,即各业共同发展。计倪还认识到商品、货币的周转时间与利润的大小有密切关系,“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息币则无利”。计倪的理论在越国运用10年,使国家大富。
【王充唯物论】王充,字仲任,上虞人,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着有《论衡》及《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今仅存《论衡》一部。他一生的学术成就,集中在《论衡》里。王充有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按现代科学门类划分,涉及天文、地理、气象、物理、医学、生物等,可谓知识的集大成者。王充最突出的是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王充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的“精气说”,丰富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气”,由气产生阴阳,然后再由阴阳化生万物。“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王充的思想冲击了王权神授的观念,触动攻击了豪强贵族的利益,因而在当时被诬为“异端”。王充对人死为鬼神之说作了批判,主张无鬼论。“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人之生,由于气聚;人之死,在于气散。故人之生死,不外乎气之聚散。“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
王充还提出了汉高于周、今优于古的历史进化论,揭露当时有人崇古非今、褒古毁今的认识论根源是“贵所闻而贱所见”、“少所见而多所闻”。王充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哲学思想使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对于说明世界发生、发展的范围大大地拓展扩大,从而大胆直接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灵魂不死、鬼神迷信思想,在理论上勇敢地摧毁了宗教神学目的论,丰富了人类的思想经验,充实了人类的思想宝藏。
【魏伯阳丹学】魏伯阳,名笃,一说翱,字恪斋,别号云霞子,道号伯阳先生,上虞人。东汉恒帝时,魏伯阳撰写了《周易参同契》,总结了当时方士炼丹的经验,记载了一些基本化学反应的知识,把中国传统科学的思想基础——阴阳的概念引入炼丹术,认为炼丹之道与易理相通而契合,在书中借《周易》爻象论述炼丹修仙之术,把“大易”、“黄老”、“炉火”三家理论参照会同而契合为一。《周易参同契》为道教炼丹者的经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炼丹术着作,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书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它为“全球第一本这方面的书籍”。以《周易参同契》为主要经典的金丹道,在东汉后成为道教中着名的丹鼎派。
【佛教天台宗】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教义依据,也称法华宗。创立于隋朝,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因其创始人智靑长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称天台宗。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祖庭。据天台宗系谱,始祖为龙树,二祖为慧文,三祖为慧思,四祖为智靑,五祖为灌顶,其后相继为法华(寺)智威、天宫(寺)慧威、左溪(地)玄朗、荆溪(地)湛然、道邃、广修、物外、元、清竦等。天台宗的佛学思想主要有“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止观并重”等。天台宗对隋唐以后的各宗派多有影响。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僧人最澄等入唐到天台山,从道邃习天台教义,并将此宗传到日本,在日本创立了天台宗,日本天台宗尊道邃为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浙江禅学】禅宗以专修禅定(即安静而止息杂虑)为主,故称“禅宗”。以南朝宋末菩提达摩由天竺来华传授禅法而创立。由达摩而慧可、僧璨、道信,至五世弘忍门下,分为北方神秀的“渐悟说”和南方慧能的“顿悟说”两宗,史称“南能北秀”。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佛教其他各宗的烦琐义学,所以流行日广,浙江也是如此。道信门下从学者,多属先前天台宗徒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