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大仲马的另一个剧本《安东尼》演出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大仲马在巴黎成了最走红的青年剧作家。尽管如此，巴黎的许多贵族和一些文坛名家们仍然蔑视他的出身，嘲讽他的黑奴姓氏，甚至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家也不放过嘲笑他的机会。在一个文学沙龙里，巴尔扎克拒绝与大仲马碰杯，并且傲慢地对他说：“在我才华用尽的时候，我就去写剧本了。”大仲马断然地回答道：“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巴尔扎克非常恼火，进一步侮辱大仲马：“在我写剧本之前，还是请你先给我谈谈你的祖先吧——这倒是个绝妙的题材！”大仲马也火冒三丈地回答他：“我父亲是个克里奥尔人，我祖父是个黑人，我曾祖父是个猴子。我的家就是在你家搬走的地方发源的。”
大仲马在创作时往往很投入，常常投入到作品当中。
有一天，大仲马的一位好友前来拜访他，见他正独自坐在书桌前，双手抚摸着稿纸，低声抽泣着。朋友就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等，可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见他的情绪有所好转，就决定去劝劝自己的朋友。他拍了拍大仲马的肩膀，关心地问：“亲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你如此伤心？”大仲马回头一看，见是好友来了，便把事情的原委诉说了一遍。
原来，大仲马正在创作《三个火枪手》，最后由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其中的一个火枪手非死不可。可大仲马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想试图改变这个物的命运，然而却无法做到。他一想到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将被自己的笔杀死，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时，就不由得伤心至极，流下了眼泪。
他的朋友听了他的诉说后，笑着对大仲马说：“我的朋友，你可知道我已来了多久了……”
这时大仲马的一位仆人刚好从门口经过，听了这话也笑了，说道：“先生，您不过来了45分钟，而主人却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啦！”
写作有时是要动点真感情的，因为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大仲马曾和一个女裁缝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1852年，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初演受到热烈欢迎。他打电报给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大仲马说：“巨大、巨大的成功！就像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初上演所获得的成功一样……”对于儿子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大仲马自愧不如：他既有父亲的高兴，又有同行的妒忌。他风趣地回答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
大仲马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料，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最著名的是《三个火枪手》（旧译《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
尤其是《基督山伯爵》，这是一部为数不多为东西方人同时接受和喜爱的通俗小说。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曾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但是，同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相比，这部小说还没有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无法进入19世纪文学第一流的杰作行列。因此，在法国文学史上，大仲马的地位还不能和巴尔扎克、雨果等文学大师相抗衡。
然而，《基督山伯爵》毕竟是全世界通俗小说的扛鼎之作，大仲马也因此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这本历史传奇的通俗小说给大仲马带来的巨额稿酬，也是巴尔扎克、雨果们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使原本就豪爽大方、挥霍成性的大仲马生活更加奢侈。有一次，一个朋友请他捐出50法郎埋葬一个刚去世的地主管家，大仲马哈哈大笑着拿出100法郎，说：“去埋葬两个地主管家吧！”当时，他早已以“基督山伯爵”自居，并已在圣日耳曼昂莱山脚下濒临塞纳河的地方买下一大块地皮，准备建筑他梦想的豪宅——基督山城堡。当建筑设计师告诉他城堡造价需要20万法郎时，这位“伯爵”大人豪放地说：“但愿比这更多一些！”基督山城堡于1847年7月25日竣工，建筑非常符合大仲马所要求的华丽风格，内部装饰也体现了他的作家身份：那些窗帘的银质挂钩上吊着他所喜欢的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大文豪的雕像；他自己的一尊半身雕像则安放在门厅的正中央，并且在雕像的底座上刻了一行字：我爱爱我的人。从此，大仲马经常在城堡里大宴宾客，饮酒作乐。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工夫，大仲马就把自己的财产挥霍一空，不得不把城堡拍卖给他人。
大仲马68岁时停止写作，并非他厌倦了创作，而是因为他爱上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女演员阿达·孟肯。风流了一辈子的大仲马，一下子认定了光彩照人的阿达·孟肯就是他此生的归宿，他要在有限的余生里认真地享受一下真正的爱情。不幸的是，阿达·孟肯在一次演戏时从飞驰的马上掉下来摔死了。埋葬了自己的心上人之后，喝得醉醺醺的大仲马在晴空下打着一把蓝色的雨伞，来到儿子小仲马家里，一坐下就大声说：“我的孩子，我是到你这儿来等死的。”
半月以后，大仲马去世。
2002年，经过一番讨论，大仲马的遗体移居在巴黎的先贤祠。
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啊！
——大仲马
我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小仲马”。
——大仲马
法国著名小说家小仲马
亚历山大·小仲马（Alexandre Dumasfils，1824—1895）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大仲马当公务员时与一女裁缝所生的私生子。其代表作《茶花女》开创了法国“落难女郎”系列的先河，是19世纪法国优秀作品。
小仲马7岁时，大仲马才认其为子。痛苦的家境对小仲马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大多以探讨社会道德问题为主题。
受父亲影响，他也热爱文学创作，并且和他父亲一样勤奋，成为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期间的重要作家。大仲马很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传说曾经有人问大仲马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是哪部，大仲马自豪地回答：“小仲马。”和大仲马侧重表现历史，专写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不同，小仲马则专写现代剧。小仲马幼年饱尝家庭不幸带来的种种辛酸和痛苦，亲眼看到大仲马一生受累于种种桃色事件，并因此落得晚景贫困凄凉。所以小仲马在他的作品中大力宣扬家庭及婚姻的神圣，对资产阶级社会风气、家庭生活和伦理道德做了比较细致的描绘和揭露，抨击了娼妓社会对家庭婚姻的威胁，歌颂了纯洁高尚的爱情，成为社会问题剧的创始人之一。
一天，大仲马得知他的儿子小仲马寄出的稿子总是碰壁，便对小仲马说：“如果你能在寄稿时，随稿给编辑先生们附上一封短信，或者只写一句话，说‘我是大仲马的儿子’，或许情况就好了。”
小仲马固执地说：“不，我不想坐在您的肩膀上摘苹果，那样摘来的苹果没味道。”年轻的小仲马不但拒绝以父亲的盛名做自己事业的敲门砖，而且不露声色地给自己取了十几个其他姓氏的笔名，以避免那些编辑先生们把他和大名鼎鼎的父亲联系起来。
面对冷酷无情的一张张退稿笺，小仲马没有沮丧，仍在勤勤恳恳地坚持创作自己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茶花女》寄出后，终于以其绝妙的构思和精彩的文笔震撼了一位资深编辑，这位知名编辑曾和大仲马有着多年的书信来往。他看到寄稿人的地址同大作家大仲马的丝毫不差，怀疑是大仲马另取的笔名，但作品的风格却和大仲马的迥然不同。带着这种兴奋和疑问，他迫不及待地乘车造访大仲马。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茶花女》这部作品的作者竟是大仲马名不经传的年轻儿子小仲马。“您为何不在稿子上签您的真实姓名呢？”老编辑疑惑地问小仲马。小仲马说：“我只想拥有真实的高度。”
老编辑对小仲马的做法赞叹不已。小仲马的《茶花女》是根据自己的爱情经历写出来的，出版后，法国文坛书评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的价值大大超越了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小仲马一时声誉鹊起。
作为名作家的儿子，小仲马的这种做法确实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做事情就应该要踏踏实实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仲马临终前这样深深感叹地留下这么一段话：“我从我的梦想中汲取题材，我的儿子从现实中汲取题材；我闭着眼睛写作，我的儿子睁着眼睛写作；我绘画，他照相。”
1848年小说《茶花女》问世，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耶的生活经历为主线，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白茶花那样纯洁美丽的少女被摧残致死的故事；作品艺术表达上独特而新颖。组织情节时，用了追叙、补叙、倒叙，手法多变，生动有致。一个个悬念的设置，扣人心弦，使人不忍释卷，特别是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和悲剧气氛，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据称，《茶花女》当时一经出版即轰动全国，尽管上流社会恼怒地批评道：渲染妓女生活，是“淫荡堕落”“低级下流”。但更多的人们则为真切感人的故事所征服。妓女玛格丽特的悲惨命运，她的灵魂悲号，以及男主人公阿尔芒痛彻肺腑的悔恨，都强烈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弦，令人“心神飞越”。
小仲马一举成名，他又将《茶花女》改编为话剧，赞颂玛格丽特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话剧一上演，立即轰动了整个巴黎。小仲马从此后专门从事话剧创作，其他比较有名的作品有《私生子》《金钱问题》《放荡的父亲》《欧勃雷夫人的见解》《半上流社会》《阿尔丰斯先生》《福朗西雍》等。内容大都以妇女、婚姻、家庭为题材，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侧面。他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感情真切自然，语言通俗流畅。
1895年，小仲马在法国逝世。
任何文学，若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
——小仲马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是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00多篇中短篇小说，他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莫泊桑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之家，他的祖辈都是贵族，但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父亲做了交易所的经纪人。他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爱好文学，经常对文学作品发表议论，见解独到。莫泊桑出生不久，他的父母由于经常闹矛盾而分居了，他和母亲住在海边的一栋别墅里。
幼年时的莫泊桑喜欢在苹果园里游玩，在草原观看打猎，喜欢和农民、渔夫、船夫、猎人在一起聊天、干活，这些经历使莫泊桑从小就熟悉了农村生活。从童年时代起，母亲就培养他写诗，到儿子成为著名作家时，她仍然是莫泊桑的文学顾问、批评者和助手，所以他的母亲是引领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第一位老师。
另一位为莫泊桑走上文学道路打下基础的是他13岁在卢昂中学学习时的文学教师路易·布耶。路易·布耶是一位著名的巴那派诗人，他经常指导莫泊桑进行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
1870年，莫泊桑中学毕业后到巴黎入大学学习法律。这一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在军队中，他亲眼目睹了危难中的祖国和在血泊中呻吟的兵士，心里十分难过，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1871年，战争结束后，莫泊桑退役回到巴黎。
1878年，莫泊桑在教育部工作之余开始从事写作。那时，大文学家福楼拜成为莫泊桑文学上的导师，他们两人结下了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福楼拜决心把自己创作的经验传授给莫泊桑。莫泊桑非常尊重严师的教诲，每篇习作都要送给福楼拜审阅。福楼拜一丝不苟地为他修改习作，对莫泊桑的不少作品表示赞赏，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里，莫泊桑的著述很多，但发表的却很少，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
莫泊桑敏锐的观察也是令人称道的，自从他拜师福楼拜之后，每逢星期日就带着新习作，从巴黎长途奔波到鲁昂近郊的福楼拜的住处去，聆听福楼拜对他前一周交上的习作的点评。
福楼拜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首先要求他敏锐透彻地观察事物。莫泊桑遵从师教，逐渐善于“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后来，当他在谈到作家应该细致、敏锐地观察事物时，说：“必须详细地观察你想要表达的一切东西，时间要长，而且要全神贯注，才能从其中发现迄今还没有人看到与说过的那些方面。为了描写烧得很旺的火或平地上的一棵树，我们就需要站在这堆火或这棵树的面前，一直到我们觉得它们不再跟别的火焰和别的树木一样为止。”
一次，福楼拜还建议莫泊桑做这样的锻炼：骑马出去跑一圈，一两个钟头之后回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记下来。莫泊桑按照这个办法锻炼自己的观察力有一年之久。
1880年，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发表了，它使莫泊桑一鸣惊人，读者称他是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从此，他一跃登上了法国文坛。莫泊桑的绝大部分作品是从这时到1890年的10年间创作的。
10年间，他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一生》《俊友》《温泉》《皮埃尔和若望》《像死一般坚强》《我们的心》。这些作品揭露了第三共和国的黑暗内幕：内阁要员从金融巨头的利益出发，欺骗议会和民众，发动掠夺非洲殖民地摩洛哥的帝国主义战争；抨击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的荒淫无耻。莫泊桑还创作了350部中短篇小说，在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同情。
短篇的主题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讽刺虚荣心和拜金主义，如《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第二是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赞颂其正直、淳朴、宽厚的品格，如《归来》；第三是描写普法战争，反映法国人民爱国情绪，如《羊脂球》。
莫泊桑短篇小说布局结构的精巧、典型细节的选用、叙事抒情的手法以及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都给后世作家提供了楷模。
莫泊桑光辉的文学艺术成就，为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作艺术技巧的成就，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欧洲及中国作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屠格涅夫认为莫泊桑是19世纪末法国文坛上“最卓越的天才”。托尔斯泰认为他的小说具有“形式的美感”和“鲜明的爱憎”，他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而是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来看事物”，因而“就能揭发暴露事物，而且使得人们爱那值得爱的，恨那值得恨的事物。”左拉认为他的作品“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彩绝妙，令人叹为观止”。恩格斯认为“应该向莫泊桑脱帽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