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孔融四岁让梨，名满天下，这样出名似乎太简单了点，以致今天有人还在说风凉话，说不定当时的孔融不喜欢吃梨子呢！孔融十岁的时候，随父亲当洛阳去，当时的司隶校尉（相当于州刺史）叫李元礼（即李膺），是个为人正直、学问很高的大名人，而且还相当的孤傲，一般人根本不见，时人以与他结交为荣，比如李元礼的一个朋友叫荀淑，他有个儿子叫苟爽，因为父亲这层关系才得以见到李膺，并且有幸为李膺赶过马车，回去后逢人就炫耀：“我今天为李君赶过马车了！”
十岁的孔融当时要去见李元礼，，《融家传》是这样说的：“闻汉中李公清节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门”，放在今天，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十岁小孩，你要他到市长家里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孔融冒充李元礼的亲戚进去之后，李元礼问他与自己是什么亲戚，他拉上了老子李聃与先祖孔子，扯了一通，居然博得满堂赞赏，后来太中大夫陈韪到了，别人告诉他孔融的机智回答，他给孔融泼了飘冷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马上反击：“想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弄得陈韪无地自容。
多年以后，再回过头来，成年后的孔融表现其实一般，在政绩上没有什么建树，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没有大的成就，真应了陈韪那句话：大未必佳。
孔融在任北海相期间，虽然“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吊死问生”，不得不承认他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治理政事上，是比较无能的。这一点，在西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里有详细记载。在用人方面，他自视甚高，但用的都是“轻剽之才”，即个性怪异但不能干实事的浮华之辈；在管理方面没有章法，只求租赋低薄，刑律少罚，致使奸民污吏横行，“一朝杀五部督邮”，是气急之下的无奈之策，然而上级无能，拿下属开刀，又有什么用？
再说治军，他更是外行。他收留幽州乱军，造成内乱，又被黄巾军所围，他“大饮醇酒，躬自上马”，一副从容不惊的名士风范，最后却“不能保障四郡，弃郡而去”，当了逃兵。不久，他在都昌被管黄巾军又一次围困，他向平原相刘备求救，弄得刘备受宠若惊：“原来孔北海也知道有我刘备这个人！”当下发兵解了他的围。后来孔融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从春到夏天，守城的只有几百人了，但敌人众多，流矢如雨，他却像没事人一样，“凭几安坐，读书论议自若”，最后小城沦陷，妻子被俘，他却逃出。李敖在《要把金针度与人》也说过这事，但是他却说从这件事看出孔融是勇敢的人，不知是何道理。台湾学者龚弘先生说孔融是“政治顽童”，倒让人信服。
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孔融流传后世的文章不多，主要有五首诗歌，两篇散文：《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总的来说，他诗歌的水平不如散文，而这两篇散文又都是针对时政的上表，一篇向曹操竭力推荐吴国名士盛孝章，一篇是向曹操推荐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狂士祢衡。
用现在的话说，这两篇文章都属于公务文写作的范畴，并不是单纯的抒发性灵之作，在形式上也谈不上创新，沿袭的是东汉文人的老路，虽然曹丕评其文“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但是和同为“建安七子”的王粲相比，他就显得较为逊色了，王粲的《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不论是在内容还是艺术上，达到的高度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正是缘于政事和创作的平庸，才使孔融在言论变得出格起来，四岁让梨赚取的道德资本他不能吃一辈子。为了“搏出位”，他发表了两个标新立异的怪论。
一个就是“父母无恩论”。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孔融认为，父亲对儿子没有亲情，他生儿子的本意，是为了发泄情欲；母亲像瓶子，儿子像瓶子里的东西，母亲生儿子，就像从瓶子里倒东西出来，东西出来后，两者就没什么关系了；（如果遇到灾荒，而自己的父亲又不是什么好人，宁肯先去救济别人。）
作为孔子的第二十代孙，这等与儒家孝道大相违背的理论，简直让人瞠目结舌。难怪，后来他与曹操对着干，曹操要杀他，派人整他的材料时，这段言论成了他最大的罪状。
孔融的这个观点，并不是他的首创。王充《论衡·物势》篇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
孔融只是进一步发挥了王充的理论而已。然而不知孔融想过没有，只消拿他自身与他的家庭反驳他，这套荒谬的理论就会土崩瓦解。
孔融十三岁时死了父亲，史称他“年十三父丧，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可见父亲的死对他打击很大，悲伤过度的他，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重新振作起来的。按他的理论，既然父亲对你无恩，你死去活来的哭什么啊？
还有一件事，也能说明孔融的言行很矛盾。他做北海相的时候，有一天看见一个人在坟边哭泣亡父，脸色一点也不憔悴，就把这个抓到官府，以“不孝”的罪名杀了。
孔融十六岁的时候，他哥哥孔褒的朋友张俭得罪了宦官首领侯览被追杀，逃到孔家，正好孔褒不在，只有孔融在家。孔融把张俭藏在家中。后来兄弟俩因张俭之事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兄弟俩都主动领罪，这时候孔融的母亲站出来说话了：“两个孩子不懂事，我是一家之主，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我！”如果真得像孔融所说，儿子只是瓶子的东西，生出之后，就与母亲这个“瓶子”毫无关系了，那他母亲此举岂不多余？
再看孔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五十六岁的孔融临刑之前，牵挂的还是他的一儿一女，希望能保全他的一儿一女，一向孤傲的他，这时对使者求情道：“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否？”而当时九岁的儿子、七岁的女儿，正在别人家里下棋，听说父母上刑场的消息后，没有任何逃跑的打算，别人问他们原因，小儿子反问道：“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想像力丰富的小女儿则无限深情地感叹：“假如人死后有知觉，得以见到父母，那不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吗？”两人说完，神色平静，引颈就刑。
如果孔融地下有知，在得知一双儿女的如此表现后，肯定不会再坚持他的“父母无恩论”。他应当愧疚，在曹操给予警告之后，仍然只顾自己一时痛快，毫不收敛偏激的性格，以致一双好儿女连累受害。
孔融的另一则出格言论，是他的吃人理论。晋朝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记载了一件事，说汉末有个管秋阳的人与弟弟及其同伴，因避战乱而结伴同行，天下雪断了粮食，管秋阳就对弟弟说：“现在如果不吃你的同伴，我们三人就一起死。”于是兄弟俩一起杀了这个同伴，得以活下来。孔融对这件事的看法是，管秋阳爱惜父母赐予的身体，所以吃了同伴，没有什么错，因为这人只是一个同伴，不是朋友，如果像管仲吃了鲍叔，贡禹吃了王吉，就不行。而管阳秋吃的那个人，不过是一只能说话的鸟兽罢了，就像狗吃了一只狐狸，一只狐狸吃了一只鹦鹉一样，没什么奇怪的。
孔融这套出格的理论也相当奇怪，在孔融眼里，好像只有管秋阳两兄弟是父母生的，那个倒霉的同伴就不是父母生的，就不必爱惜父母赐予的身体了。
南朝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立言》里也记载了孔融的吃人理论，不过有些不同：“三人同行，两人聪俊，一人底下；饥年无食，谓宜食底下者，譬犹蒸一猩猩、煮一鹦鹉耳。”
孔融认为人饿起来的时候，“聪俊者”可以把“底下者”（愚蠢的人）吃掉，就像吃一只猩猩或者鹦鹉那样。?表面来看，这很有点后世达尔文“优胜劣汰”的意思，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弱肉强食”，而不是“蠢肉智食”。而且，一个人聪明还是愚蠢并不是一件容易界定的事，聪明人常干蠢事，而蠢人吃聪明人这种事也经常发生，孔融够聪明的吧，还是被曹操杀了，从智商上说，曹操说不定还赶不上孔融，但从情商上说，孔融就差得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