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平府府尹姓陈，双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极是个清廉的官”，武松落到他的手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而陈文昭，也确实称得上西门庆所处的那个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以至于“西门庆知道了，慌了手脚。陈文昭是个清廉官，不敢来打点他”。
且看陈文昭如何“清廉”。
陈文昭首先对下面送上来的申文认真研究，并且通过亲自提问案犯，作出自己的判断，还给予犯人申诉声冤的机会。这是清廉之官公正清廉品行的体现。
听了武松的申诉，陈文昭当即作出判断：“你不消多言，我已尽知了。”陈文昭胸有成竹，洞若观火，将此案定性为冤假错案，表现出陈文昭断案的能力和处事的果断，这是做一个为政清廉好官的必要素质。
陈文昭对此案如此处理：“因把司吏钱劳叫来，痛责二十板”，并斥道：“你那知县也不待做官，何故这等任情卖法！”司吏姓名“钱劳”，即“捞钱”，显然是个见利忘义之徒。陈文昭对他的痛打，也是对只知捞钱不知秉公办事的贪赃枉法官吏们的鞭挞。他还怒斥知县，直指其“任情卖法”，一派刚正不阿的清官风采，令人为之击节叫好。
就其刚正不阿的品性而言，陈文昭与武松应该算是一样的好汉。惺惺相惜，英雄敬英雄，于是便有了让读者又一次为之击节叫好之举。
他对属下说：“此人为兄报仇，误打死这李外传，也是个有义的烈汉，比故杀平人不同。”这四句话，为武松案件定性，为武松品行定性，它有四层含义：“为兄报仇”理所应当，“误打死人”情有可原，“有义烈汉”值得褒奖，“与故意杀人不同”应当开脱。言辞缜密严谨，掷地有声，斩钉截铁，不容置辩，清廉果断之清官形象跃然纸上。
陈文昭当即给武松换了轻罪枷，还下发文书，添提西门庆诸人。案情急转直下，武松似乎时来运转，柳暗花明，有了出头之日。
但就是这样一个“极清廉官”，在那个被贪腐尽染的官场中，在那个官官相护的黑暗社会里，在那个裙带关系纵横发达的体制下，很难做到真正的洁身自好，更难做到真正的不徇私情不枉法。
西门庆看陈文昭的路子走不通，就央求亲家，下书杨提督，转求蔡太师。“太师又恐怕伤了李知县名节”，密书陈文昭，免提西门庆。那陈文昭“又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只把武松免死……充军”。
好一个“人情两尽”！放了真正的凶犯，又免了武松死罪，能送的人情都送了，能尽的职守也都尽了，清廉的官清醒地判了一个糊涂案。
设身处地想他的处境，理解中还是会多点同情和敬佩——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也算勉为其难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因为有此免死“轻判”，才有了武松日后的复仇。只是不知武松被免于一死时，是何心情，是把陈文昭当做恩人呢？还是当做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