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天下大乱，不要慌忙，要洞察四方，设置良策，寻找突破点，方能治理也。
——曹操
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后，献帝完全落人曹操的掌握之中，曹操对自己代汉的意图，却一直是讳莫如深的。献帝都许前后，待中太史令王立曾多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继汉位的是魏，能安天下的是曹姓，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然而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不能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随着献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曹操代汉的意图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这招来了他的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有无君之心”，说他“欲盗神器”。如果任其自然而不加以辩解，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可能会成为四方诸侯“清君侧”的对象；内部的拥汉派势力也会起来反对自己。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开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刘备、孙权虎视眈眈，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心怀疑贰，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乘机加强了宣传攻势，说曹操有“不逊之志”，企图动摇他的政治基础，有人甚至干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权，以削弱曹操的政治实力。为了反击政敌，安抚内部的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不得不将自己代汉的意图进一步深藏起来，而特别强调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
《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记述，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大宴文武于铜雀台。这时，虽然赤壁兵败，但整个北方已经扫平。王郎、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官在宴会上进献诗章多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即该当皇帝）。曹操逐一看了他们的诗章后，笑了笑，冷静地说了一段表白心迹的话。在这段话里，他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毫无野心，只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起事，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历史代表和中流砥柱，即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另一方面毫不含糊地表示，决不“慕虚名而处实祸”放弃手中的兵权，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些颇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在曹操临死前几个月，孙权上书表示愿意归降，并劝曹操称帝。曹操并没有老而昏庸，却以清醒的政治头脑，一眼看穿这是孙权的阴谋，企图让自己激怒天下，陷于孤立，于是“现率大笑”。
说：“这小儿竟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去挨烤啊！”
汉朝以火德王，故这里以火炉比汉朝。曹操的意思是，他如以魏代汉，必然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说这话的目的，一是为了揭露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是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态度。群臣对曹操的用意心领神会，于是文官以陈群、桓阶为首，武将以夏侯悼为首，纷纷劝进。这些人劝进自然都不无阿附曹操之意，但对曹操代汉称帝条件的分析，大抵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再属汉朝所有，说的就是事实。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听完大家的建议，冷静地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做一个周文王得了！”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只要将《尚书》上说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曹操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只要掌握了实权，不必计较有没有皇帝这个虚名。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不当皇帝，而要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长期隐藏在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这最后的一个步骤不想由他自己来完成，而要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曹操为什么不称帝呢？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一来，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博得曹操的欢心，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好，自己就可抽出身来专力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杀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结束了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不然就将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二来，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就会再次招致拥汉派的强烈反对，从而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貌似恭倾，实则是在使坏，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
其二，从当时情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增加攻击的口实，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部发生在他当魏公、魏王之后，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
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无代汉自立之心，言辞恳款，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变卦，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一如既往，将戏演到底为好。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并不怎么看重虚名，“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的。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六十五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明智而周密的谋虑。曹操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自许，似乎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业绩和名位做了一个总结和评定。
虽然曹操没当皇帝，但由于他已经控制汉献帝，并为他的儿子正式代汉创造了条件，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宣传下，过去人们往往把他当成“篡汉”奸臣，而加以否定，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然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曹操能够剪灭群雄，成其霸业，是与他政治家的胸怀和战略家的眼光分不开的。
“愿以天下为重。”这是赵云在劝说刘备不要伐吴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既体现了深度、远度思考的价值取向，又体现了广度思考的社会责任感。曹操的不当皇帝和致力统一，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果。
中原逐渐平定后，曹操拍着为他平定中原立过大功的程昱的后背说：“兖州兵败，我要是不用你的计谋，怎么会有今 天呢？”程昱说：“知足才不会受辱，我可以告退了。”于是就上表交出了兵权，从此闭门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