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百姓之命也。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曹操
毛泽东评价曹操时说他“推行法治”。曹操以法治军，以法治民，继承前科，制置“新科”，两手政策共同施用或时有侧重的作法。这也是历代所有获得成功的政治家的共同的特点。
1．随宜设科
乱世用重典，实是儒法诸家的共同主张。曹操迎帝许都以后，理事处狱皆以汉法。但时局大乱，法有不宜，律有不及，执法亦有轻重不当。曹操很快就看到这一点，因此，立即从两方面着手整顿。
一是重视选用执法人。曹操选用执法之人同处理别的事情一样，也常表现出两面性。主导的方面，例如他指出：
“刑，百姓之命也。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如以高柔为刺奸令史。高柔处法允当，狱无留滞，夙夜匪懈，至拥膝抱文书寝。（史载，“太祖（操）尝夜微出，观察诸吏，见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但另一方面，他又从实用主义出发，起用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例如，他以卢洪、赵达等为校事，使察群下，高柔认为达等人品不好，不适合做校事官，曹操说：
“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这时明知其为小人而故用之。
二是“随宜设辟”、制置“新科”。魏明帝时，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制下百僚，司隶校尉崔林说：“太祖（操）随宜设辟，以遗来今，不患不法古也。以为今之制度，不为疏阔，惟在守一勿失而已。”可见，曹操“随宜设辟”，已为后代继承，成为曹魏“守一勿失”的制度。
曹操新科，同原来的法律相比，更加严峻，表现在：
（1）不考虑具体条件而一之。史载，曹操制定的新法，不区别具体情况要求各地一律照办。长广（治今山东莱阳东）太守何夔曾“以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为由提出意见，说：“自丧乱已来，民人失所，今虽小安，然服教日浅，所下新科，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也。”
（2）加重旧法。曹操在许多方面都加重了原来的法律。比如，“旧法，军征土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史载，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金有母妻及二弟皆被捉进宫府，主者奏尽杀之。
（3）执法随意。曹操重视随时设辟，因而设科、执法便常常表现出随意性。如对待俘虏，建安五年烧袁绍鸟巢粮谷，降卒千余人，操令“皆取其鼻”以示绍军，继而降者七万余人，也统统活埋了。建安十一年征高干，围壶关，曹操又令曰：“城拔，皆坑之”。曹操诸令及其所为，逐渐变成正式“法令”，所以当镇压了河间民田银、苏伯起义后，议者皆说；“公有旧法，围而后降者不赦”。曹操杀降之多，令人心寒。他甚至制令，征发的民夫如果逃亡，也是杀无赦。
（4）重连坐之法。史载，建安二十四年九月西曹掾魏讽反，坐死者数十人，甚至一向被曹操所重用的相国钟繇也因曾经推荐过魏讽而被免官。
2．不以故旧废法
曹操用法虽多诡诈，但主张执法公平，用戮不违亲戚，不以故旧废法。这是应当受到赞许的，在这方面留下不少生动的故事。
魏国初建，曹丕立为太子，以鲍勋为中庶子，徙黄门侍郎，出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因盗取官布，法应弃市。当时操在谯，太子曹丕留邺，丕“数手书为之请罪”。尽管太子说了话，鲍勋还是不敢擅纵，便将所有情况上报曹操。从曹丕对于鲍勋“及重此事，恚望滋甚”的记载看，曹丕的舅子大概还是被依法斩首了。
曹操曾以满宠为许令，“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法，宠收治之。”曹洪写信给满宠，让满宠放人，满宠不听；后来曹洪去找曹操说情，满宠怕曹操让他赦免犯人，立即把犯人杀了。曹操很赞赏满宠的做法，高兴地说：“当事不当尔邪？”（做事难道不就该这样吗？）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桓反，曹操以其子鄢陵侯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临行前，曹操告诫曹彰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
诸此，皆见曹操的确“不以亲旧废法”，而且做到了“用戮不违亲戚。”
曹操不仅要求亲戚、部属和所有军士、老百姓奉法，而且自己也重视带头奉法。典型事例当数“割发代刑”。
3．执法亦有宽贷时
曹操立法苛峻，执法随意。所以从本质上说，他不是那种论刑皆本于法的法家，而是一位特别主张人治的专权主义者。在重人治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超越法律从重论罪，一是废损法律减等论罪。两种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的，即虽然法有规定，但统治者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或自己的好恶或重其刑或轻其刑。
论者都很重视曹操严刑苛法，越律而杀的问题，但往往忽视了他执法亦有宽贷的一面。
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反，黄门侍郎刘优“坐弟与魏讽谋反，当诛。（陈）群言之太祖，太祖曰：‘优，名臣也，吾亦欲赦之。”’曹操为了释放刘优引经据典下令说：“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其弟叔虎因晋国内部斗争被范宣子杀死，大夫祁奚说服范宣子，没有连坐叔向。曹操遂将刘优赦免不问，徙署丞相仓曹掾。
魏国初建，徐邈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历史上有关曹操宽法赦免有罪的记载还有一些，不再一一列举。
曹操行法，虽然时有宽贷，但尚严峻苛仍然是主要方面；
宽贷之例，大都发生在魏建国以后，这说明曹操行法虽然常受情绪制导，但根本原因是他所统治的北方的秩序渐趋稳定，一味严刑酷法，不仅不合乎社会形势，而且也不为诸大臣所认同，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这正是曹操“治定礼为首，拨乱刑为先”思想的中和与体现。
4．议复肉刑
曹操复肉刑之想；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历史上却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刑法史上重要的一页。
那么曹操议复肉刑，是欲宽刑，还是想严刑呢？古来就有两种评论不统一。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他要审时度势以制政策。
曹操认为，建安中期以后，刑律问题应该考虑，否则不利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他本想立即恢复所有肉刑，但当孔融、王修等提出不同意见，他的确又考虑了“时未可行”，即条件尚不具备的问题，第一，反对者甚多，“当时议者，唯钟繇与群议同，余皆以为未可行”；第二，军事未罢，行肉刑：恐不利招附来者。
复肉刑未得即行，但曹操其人，想做的事总想做到，于是便采取了一种变通的形式表示了他复肉刑的决心、目的以及意在轻刑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