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老的人或许还记得围炉夜话那种温暖的幸福，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风景和传奇。
闲谈体
在《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一文中，林语堂回忆了自己与久别重逢的好友张大千之间一次妙趣横生的谈话。张大千尽管是个画家，但这个大胡子居然有几分东方朔的能耐，林语堂说他：“谈风甚健，记性又好。凡所经历，人名、地名，都不假思索，说得出来。尤其关于当代人物，有许多我们不大清楚的都值得记录。”能和这样的人物对席而谈，自然是“不亦快哉”！
这一次的谈天是在张大千家以前的厨师开的酒楼上，酒桌向来是最完美的聊天场所，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三杯黄汤下肚也会变得滔滔不绝。这一次，张大千照例又向林语堂爆了不少猛料，让林语堂大呼过痛。
比如张大千告诉林语堂，齐白石“成为大画家是打二百板屁股打出来的”。原来齐白石年轻时在长沙当木匠，擅长雕花。后来不知犯了什么事，被抓到法庭上痛打了二百板屁股，于是便从长沙逃到广西，为了生计开始帮人刻圆章，愤怒之余也可能夜半跑到官府的围墙上泼点红油漆涂点鸦，没想到一不小心把自己整成了一代宗师。
此外，席上张大千还给林语堂讲述了傅增湘的“烟癖”趣事，林纾学画的旧事，两人还研讨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以及辜鸿铭的一些事情。这些都在林语堂的记述之列，但我觉得像他们这样的性情中人，在酒酣面热之时，肯定还有许多不登大雅之堂却精彩之极的黄段子，只是不便写出来，譬如富春楼老六的小脚之类的。我等晚辈对此也只能深表遗憾了。
这样的谈话往前推，也可能发生在孔子与子路，陶渊明与农人，苏东坡与佛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歌德与爱克曼之间，或在魏晋七贤的竹林里，或在蒲松龄的茶摊前，或在周作人的乌篷船中，于是，人类历史上一系列伟大的著作便在这种精神自由、灵魂放松的情境下产生了。
林语堂无疑是一个热爱谈天的人，而他的声名鹊起也开始于一场闲谈。那是1932年的夏天，十来个志趣相投的文人每天都聚在诗人邵洵美的家中谈天说地，大家兴致很高，每次散场时都有意犹未尽之感，于是决定办一本刊物让众人在上面畅所欲言，这就是林语堂主编的《论语》。
1932年9月16日，《论语》问世，在其《编辑后记》中这样解释刊名：“我们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这是我们‘论’字的来源。至于‘语’字，就是谈话的意思，便是指我们的谈天。”《论语》以“幽默”为宗旨，给当时社会沉闷的天空带来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台风雨”，一问世即大卖，以至于这一年被称为上海文坛的“幽默年”，而《论语》的主要撰稿人林语堂、潘光旦等人也拥有了一批铁杆粉丝（按照今天的叫法应该称作“玉米”、“鸭蛋”等），在文坛江湖渐渐具备了“华山论剑”的资格。
谈话的艺术
让我来还原一下在林语堂家发生的一次痛快淋漓的好友聚会的场景：
林家客厅，六七人或坐或卧，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舒服的姿势，其中“一个将两脚高高地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棂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当然，这十来个人不全是须眉男子，时常也会夹杂着一两个女子，因为主人觉得如果谈天只是在男人之间进行，就会缺少几分“轻倩性”，从而变得沉闷乏味。不过这样作为点缀的女子不太好找，最合适的人选可能在富春楼或者春香楼，旧时代的男人是幸运的，因为以前的妓女往往是女人中最有文化的，而现在恰好相反。
来客中，老陈有点口吃，老张因为感冒有些鼻塞，老田咬字不清，老李一说错话就会脸红，这些都为谈话增添了不少趣味。
在谈话的间歇，林语堂必定要给大家泡上一壶上好的铁观音，而整个谈话期间屋子一直是烟雾缭绕，那些不吸烟的人也要被迫吸入不少二手烟，但在这样快乐的气氛中大家谁都不会太在意。有时候，贤惠的女主人还会给大家端来一碗碗拿手的厦门线面，让众人既享耳福又饱口福。中国文人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们往往有一个贤内助，苏东坡和金圣叹的妻子会在他们和好友聚会又手头紧的情况下把自己头上的金簪拔下来让他们换酒喝。而苏格拉底就没那么幸运了，家里的悍妇常常让他宁愿跑到市场上跟闲人聊天或发表演讲。不过这两者殊途同归，最后都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谈话的内容天南海北，五花八门，“狐精、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东西文化之不同、塞因河畔的书摊、风流的小裁缝”这些都是理想的话题，但更多时候是“忽而东忽而西，想着便谈，并无一定的题目”，只要态度闲适、亲切，放松就可以。林语堂认为好的谈话如面对一个在河边洗涤衣服的姣妍少女，穿着极淡雅的布衣服，头发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衣服上或者有一颗纽扣没有扣上，令人见而生爱；坏的谈话如一个打扮过分、涂脂粉抹得太浓的妖娆女人一样，令人避而远之。
这就是林语堂心目中的“谈话的艺术”。林语堂并不满足这样的谈话仅限于室内，他认为这样的谈话随时随地可以发生，有时是坐在农家的木桶上，有时是于风雨之夕的航船中，有时是在清晨车站的候车室里。
围炉夜话
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会话场景毫无疑问是“围炉夜话”：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三两个好友围着炉火而坐，温一壶老酒，煮一锅狗肉，饮酒微醺，豪啖狗肉，放言而谈天下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讲到痛快的时候也不妨拿起烧火棍敲打酒壶歌一曲“大风”，直到把酒壶的边缘敲出缺口。
当然，这样的谈话不仅仅限于好友，也常常发生在一家人之间，一天的劳作之后，偶尔一个晚上围着炉火唠唠嗑，是一个不错的沟通感情的方式。围炉夜话，温馨，浪漫而富有诗意。
遗憾的是，这样美好的场景在林语堂那个时代已经渐渐地走向没落了，林语堂说：“现在许多人都以为围炉聚谈或坐桶聚谈的谈话艺术，已因今日事业生活的速度而丧失掉。”他认为汽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从而给真正的谈天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只有在有闲的社会中，谈话艺术方能产生”。
其实，比汽车更可怕的是电视的发明，在林语堂那个时代，由于技术的原因，电视尚且无法主宰社会的生活，这是他幸运的地方。而到了当今社会，大部分人即使“偷得浮生半日闲”，也会毫不犹豫地奉献给肥皂剧和各种选秀节目。人类最理想的养生之道是一张一弛，而现在的电视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却不断地以制造悬念、煽情催泪等方式让我们本来稍微松弛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最终我们超负荷的神经将因此更加不堪重负。
汽车、暖气、电视的发明都使人类“围炉夜话”的传统彻底走向了消亡，这也是为什么在科学狂欢的同时，文学和哲学却日渐式微。如果人类在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精神却不能同步跟上，那么，“2012”的到来或许真的不是一个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