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一个鼓浪屿，竟然贯穿了林语堂一生的爱恨情仇。走进鼓浪屿，林语堂就读的中学旧址，结婚的教堂，以及关乎他爱情与婚姻的两座别墅，都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大师至情至性的一生。
时光驻足的地方
福建作家朱以撒写过一篇散文《时光堆积的地方》，他说到了博物馆，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是用时光堆积而成的。参照他的说法，我也给鼓浪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时光驻足的地方。
无数次，我们在小巷，在海边，在废弃的院落，在人群中，在寂静的夜里……让快乐和平静尽情释放，更多时候，我们停留，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地方，沉默，聆听……任时光流淌。
这段话摘抄自一本描写鼓浪屿生活的书，书名取得很好——《迷失鼓浪屿——时间是用来浪费的》。在鼓浪屿，最有主人翁精神的不是人，而是猫，这里流浪猫随处可见，慵懒地晒着太阳，或吹着带有腥味的海风沉沉入睡，让人羡慕得恨不得一把抓起它们扔进海里。
在这样一个宁静、悠闲、节奏缓慢得令人窒息的地方，林语堂度过了小时候的求学时光，鼓浪屿也留下了他爱情与婚姻的印记。林语堂后来在快节奏的美国出版了他的名著《生活的艺术》，其中辟出一章专门阐述悠闲的重要，希望以中国人的悠闲哲学感化美国人，不知道跟他在鼓浪屿的生活经历有无关系？
这张照片上显示的是鼓浪屿上面的一个茶摊，类似这样的茶摊在鼓浪屿有很多，还有曲曲折折的小巷，繁复琐碎的路口，让你在鼓浪屿行走时犹如置身棋局，常有找不到出路的惶恐。但你不用过分担忧，只要坚持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就一定能看到大海。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已经不适合这里，“又一村”的格局显然太过于狭小，这里彰显的是一种冲出重围后面朝大海、放眼世界的豪情。福建简称“闽”，闽南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洋文化的渲染使得福建人形成了喜欢漂洋过海外出闯荡的性格，故有“门内一条虫，门外一条龙”的说法。当林语堂以后身居大洋彼岸，以一支凌云健笔嬉笑怒骂、调侃西方人、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他会不会还记得自己年轻时在鼓浪屿一次次从小巷走到大海的情形？
与西洋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鸦片战争后，厦门按约开埠，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外国人可于此居住和经商。而风景清幽秀美的鼓浪屿毫无悬念地成为外国传教士与商人的首选居住地。从1844年起至20世纪初，鼓浪屿逐渐变成一个“万国租界”，共有英、美、法、德等13个国家先后在这里设立领事馆，甚至比同期的上海还多出5个。这样的鼓浪屿，自然也就成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地。
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10岁的林语堂（此时的他还叫林和乐）第一次走出了大山，从家乡漳州坂仔的铭新小学转学到鼓浪屿的教会学校养元小学读书。三年后，林语堂又继续升入养元小学隔壁的寻源中学读书。在寻源中学我们可以寻到林语堂日后许多重要成就的源头，林语堂在这里看了一半的《史记》，并且开始迷上苏东坡的作品。
林语堂的父亲名为林至诚，是一个乡村牧师，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诚恳而又诚心的人。林至诚出身贫困，但竟然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无师自通学会了认字，并且进入了教会的神学校，从一名小贩成为牧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亲身经历使得林至诚坚信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他也不断地以此理念要求和鼓励自己的孩子们。林至诚教育孩子绝不像贾政教育贾宝玉，而是采取了一种西方化的平等方式，在家里他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朋友和引路人。这种教育方式对林语堂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林语堂是一个文化巨人，那也是因为他站在父亲的肩膀之上。可以说，林语堂从大山来到鼓浪屿，身上肩负了父亲深深的期望。父母总是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对于林语堂的父亲来说，他的梦想就是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到国外最好的大学读书。而这个梦，就是从鼓浪屿开始启航的。
在林语堂的自传中写道，在鼓浪屿他完成了与西洋生活的初次接触。而这次与西洋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两点给幼小的林语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西方的强大，以美国的战舰为标志，在林语堂的《八十自叙》中，他说：“在光绪三十三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派美国舰队来到澳门，那时日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因为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应邀前往参观。
那是伟大武力的最好的展览。这些都刺激我向西方学习的愿望。”这也是后来林语堂由圣约翰到清华、到美国的人生轨迹的一个导火索。
穿越六十年的爱情
位于鼓浪屿漳州路44号的林语堂故居，也是林语堂结婚的地方。这栋房子真正的主人其实是林语堂的岳父，房子真名应该叫“廖氏别墅”。而在这栋房子的旁边，有另一栋别墅，曾经住着一个令林语堂六十年来都魂牵梦萦的女人，她的名字叫陈锦端。
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巧合，陈锦端这个名字即刻使我想起李商隐的诗《锦瑟》中的句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也许是李商隐这首诗里面那种凄迷与伤感的意境特别适合用在林语堂与陈锦端的爱情身上。
林语堂与陈锦端相识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而红娘就是陈锦端的哥哥陈希佐和陈希庆，他俩同时也是林语堂在圣约翰的校友。当年的陈锦端是圣玛丽女校的校花，林语堂初次见到陈锦端时，她披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双美目顾盼生姿，裙摆在风中摇曳，仿佛随时要乘风归去。这样的美人，自然令林语堂无法自己。而此时的林语堂，亦是圣约翰大学出了名的才子和运动健将，两人在一起可谓才子佳人，天造地设。
然而，柔情似水，佳期如梦，这场理想中的爱情在现实中却像海上遇到台风的帆船一样瞬间倾覆。陈锦端出身名门，父亲陈天恩为当时的厦门首富，他根本看不上林语堂这个穷小子，认为女儿嫁给他要受苦，坚决反对二人来往。这时的林语堂处境颇似当年去苏州张公馆提亲的沈从文，然而沈从文比林语堂幸运得多，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张兆和的父亲竟然是他的粉丝。而此时的林语堂却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穷学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他和陈锦端就这样相隔成咫尺天涯。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陈天恩将自己隔壁家的女孩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这个女孩后来成了林语堂的妻子。众人皆说这是陈天恩因为棒打鸳鸯散而过意不去，想用这种方式弥补自己的过错。而我却愿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难道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让林语堂远离自己女儿的手段吗？
奇怪的是，林语堂竟然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后人惊讶于林语堂转变速度之快，但这也许只是我们无法理解当事人的心情。虽然李敖说过解决失恋最好的办法是“李代桃僵”，也就是迅速用另外一场爱情来掩盖前面一场爱情的痕迹，但我认为这不是林语堂的风格。或许这只是林语堂的自我牺牲，他不是司马相如，可以无所顾忌地带着卓文君私奔而任由她和父亲决裂，或许他真的认为自己只是个穷小子，无法让对方过上理想中的幸福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林语堂刚和廖翠凤相处的时候，心灵一定经历了不少的挣扎与苦痛，隔壁就是自己的心上人，而自己却要对着另外一张陌生女孩的脸强颜欢笑。
如果故事只是这样结束了，那只能留下一个伤感的休止符，然而最能感动我们的却往往是曲终人散之后的余音绕梁。
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林语堂始终对陈锦端无法释怀。写作之余，林语堂最爱的事情是画面，而他画上的女孩总是一个模样：留着长发，背后夹着一个宽长的夹子。女儿们好奇地问起时，林语堂总是抚摸着画纸上的人像坦然作答：“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林语堂人生的最后一年，行动不便，只能以轮椅代步。有一天，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告诉他，陈锦端还住在厦门。林语堂闻言激动地推着轮椅往门外走，“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他忘了自己身在台湾，远隔海峡。数月之后，林语堂溘然长逝。
《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两则逸事，其一：“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伊一生驰骋疆场，铁马秋风，这样一个赳赳武夫每次听到好听的音乐却都要激动不已，喊道：“怎么办！”
所以谢安说他为人一往情深。
其二：“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王羲之之子王子猷路遇桓伊，听说他擅长吹笛，便无礼地派下人要求其为自己吹奏一曲。桓伊此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想必听过王子猷的为人，并不为意，欣然为之吹奏。曲终人散，两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过一个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神交”吧。
回首“五四”，大师们总是以其对人对事一往情深的方式感动着我们。林语堂喜欢弹钢琴，但是从来不记得任何一首乐谱，有一段时间他宣告自己脱离基督教，但是每当路上遇到教堂，他却又总是兴冲冲地跑进去，夫人不解，问他：“你不是不信教了吗？”他笑着说：“我只是想听一听教堂里面美好的音乐。”
而在这些大师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原来人与人竟然真的是可以神交的。譬如林语堂之于陈锦端，胡适之于韦莲司，金岳霖之于林徽因。逻辑学泰斗金岳霖一生痴恋林徽因，并为之终身不娶。50年代后期，林徽因已经去世，梁思成也已经另娶了他的学生林洙。有一天金岳霖却突然把老朋友们请到北京饭店，没讲任何理由，老朋友都纳闷不已，不知向来很少请客的金岳霖唱的是哪一出戏。酒过三巡之后，金岳霖突然站起来，举杯道：“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在座诸公无不潸然泪下。
如今，这种美好与纯真也随着“五四”的远去而烟消云散。我们生活的这个浮躁而又功利的社会，已经无法再批量生产如此之多的大师。“五四”，已经渐渐地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