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都人也”如何解读
“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成定论，司马迁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错了吗？
这个话尚不能这么说。司马迁是一个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史学家，在文学、史学领域，怎么评价也不为过。鲁迅称他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在《司马迁传赞》中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尽管班固曾指出，司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也有史家考证指出，《史记》有的篇中有“羼入之语”。但他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的记叙，与上说无关，他本人、别人都没有错。它是事出有因，涉及一个正确解读的问题。对此，熊伟业先生曾有透辟的阐述。
第一，从《史记》所记全部人物看，记载人物的籍属，全书体例并不统一。
有的根本没有籍属记载。如《傅靳蒯成列传》中记阳陵侯傅宽：“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没有记籍属。同传中记信武侯靳歙：“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亦没有记籍属。
有的泛言某地人，郡、县均无记载。如《孙子吴起列传》中记孙武：“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国阖庐。”又如《郦生陆贾列传》中记陆贾：“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又如《张丞相列传》中记丞相申屠嘉：“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同传中记丞相邴吉：“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
有的记述籍属，又详到乡里。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李耳：“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吏也。”又如《高祖本纪》记汉高祖刘邦：“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又如《陈丞相世家》记丞相陈平：“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牗乡人也。”
有的详述祖先所出及其变化。如《张释之冯唐列传》记冯唐：“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
有的既述祖先所出，又记自己或自己迁徙变化。如《绛侯周勃世家》记绛侯周勃：“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其先为“卷人”，周勃是“沛人”交代清楚。又如《万石张叔列传》记石奋：“万石君（笔者按：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号奋为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美人故也。”这里既记石奋之父是“赵人也”，又记了石奋两次徙居的情况。
除上述诸种情况外，最多的是“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一类。如《李将军列传》记李广：“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又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卫青：“大将军卫青者，阳平人也。”又如《儒林列传》记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上述各例均没有涉及祖先所出，祖居出生地与编户地，有可能是两者重合的，有可能是两者中之一。
《史记》的体例为什么不统一呢？其一，籍贯这一概念是之后几百年才逐步形成的。当时的太史公自然就比较自由了，可以写传主的祖居出生地，也可以写传主的编户地，可以两者都写，也可以两者都不写。其二，作者想统一也统一不了。因为当时籍贯的概念尚未形成，官员们籍属的档案记载就不可能有明确的规定。既然档案没有明确规定，每个人的籍属情况，档案中也可能是五花八门没统一。又因当时实行“编户齐民”的政策，一般说，上下都比较重视户口所在的编户地，特别是祖上不是显赫的权贵人家的人，对祖居、出生地及迁徙的变化等情况就更可以不在意了。因此集中到太史公那里的材料，同样会是五花八门没统一。材料本身没统一，太史公自然也不可能统一。因此表现在《史记》中的“某地人也”，也只能是祖居地与出生地或编户地的重合，或是其中之一。
第二，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写成的，《自叙传》原本未记“祖先所出”。司马相如有《自叙传》，这是早有定论。《隋书·刘炫传》中记录了隋朝人刘炫说的一段话：“通人司马相如、杨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述风徽、传芳来叶。”刘炫就明确讲司马相如等都自述风徽（即风范美德），也就是说司马相如等都有自叙传。而且到唐代司马相如的《自叙传》还完完整整存在。唐高宗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通·杂说上》中明确说：“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就是说唐高宗时这个《自叙传》还存在司马相如的文集中，与他的赋、文一起流传，刘知几当然是读到了的。
他还说：“子长（司马迁）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
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这段话明确指出：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就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写就的；而且讲了班固没有在《司马相如列传》后写明“自叙如此”，是因为班固当时没有见到司马相如的集子，才没写“自叙如此”
的话，于是造成体例不统一。同时，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说道：“自叙发迹”于屈原的《离骚》，“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司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述之篇，实繁于代。”这段话把问题说得很明白，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没有写司马相如家庭父祖辈的情况，是因为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就只记了“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司马相如本人都“蔑尔无闻”，司马迁当然也只有“蔑尔无闻”了。
从上面的探究分析，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司马相如“自少及长”之前的一段历史“阙如也”，是空白。这怪谁呢？怪司马迁吗？司马相如自己没有写呀，怪不了，没有材料他如何写？有人说，他为什么不去调查呢？谈何容易，这是按现在人的想法去要求古人，何况他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个人的祖居、出生地记或不记，在他看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怪司马相如吗？也没多少理由，其一，他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以自叙为传”，是个创造，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也没有一定之规呀，既没规定也就不可能周全。其二，前面已讲到当时籍贯的概念还没形成，像司马相如这样祖上并无显赫人物，它完全可以只记自己的编户地，谁也无法非议他。但从刘知几前面的话语来考察，他当时不仅读了司马相如的《自叙传》，也肯定知道相如县境内的故宅、别业、祠堂等，也肯定读了陈子良的《祭司马长卿文》，他虽未批评两司马，不过从“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和“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这些语句看，他也颇感遗憾。
第三，有人说，班固的《汉书》和常璩的《华阳国志》又为什么不将司马相如的祖居、出生地添补进去，以弥补这个遗憾呢？这与《史记》未记是同样的原因，比如程郑本是临邛人，但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将其列于“成都”条下，就是因为程郑后来落籍于成都的缘故。也因为这个原因，古代历史书按“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照记不误，古代地理书对相如古县的遗迹、文物、地名同样照记不误。大家也都能理解，谁也无须去说明什么。后来由于籍贯的概念明确了，就是指祖居或出生地，加之相如县省入蓬州，这个固化了的历史地名消失，文物也被损毁，“成都人也”就涉及一个解读问题。
因此，曹学佺、王培荀这一类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官员，才在他们的著作中，斩钉截铁地吼明白：“相如县长卿桑梓（故乡）也”，“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对太史公的“成都人也”作出了新的正确的解读和提示。
2003年，中国第一家司马相如研究会在相如故里蓬安正式成立。2004年、2007年，两次关于司马相如研究的国际会议在相如故里蓬安召开，全国参加会议的大学和科研单位，总计在100家以上，收到的论文百余篇。省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指出：“因司马相如故里问题而引出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是巴蜀文化研究逐步成为‘显学’潮流的一大硕果。这个硕果发蒂于蓬安南充，这是值得庆贺的。”“相如故里在蓬安”，学术界已逐步认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建的《蜀学墙》在司马相如浮雕像侧，明确刻下“司马相如生于蓬安，长于成都”。刘南平、班秀萍所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相如考释》和首都师范大学踪凡教授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司马相如资料汇编》，对“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均作了介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赋学家许结在上海东方卫视讲司马相如，亦对“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作了介绍。
不过《史记》的“成都人也”影响深久，大家已经听习惯，用习惯，要所有的人一下子接受采用这个科学的结论，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特别是在南充境内，从明代相如县省并入蓬州以后，很多文物不存在了，人们对司马相如在这里的一切都不明白了。上世纪开始宣传，有人一下警觉起来：这怎么可能，天上不会掉下一个林妹妹来的！甚至还听到这样的发问：“两千年前的人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两千年后的人说司马相如是蓬安人，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你听哪个的？”对这样的责难，我曾笑问：“几千年前的人说，我们脚下的地球是方的，几千年后的人说，我们脚下的地球是圆的，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你听哪个的？”历史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历史去掉了相如县名，历史毁掉了相如故宅、别业，历史毁掉了相如祠堂，要真正解决问题，就是老作家马识途告诫的：要抓紧恢复相如县名，要抓紧恢复相如祠堂、相如琴台；它们恢复了，这些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