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蜀父老》中的蜀父老对使者提出了怎样的批评？第一，“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无绝而已。”（“听说天子对待落后的部落，其常理是笼络控制不断绝关系就罢了。”）第二，“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现在劳烦三个郡的百姓，开辟通往夜郎的路，至今已经三年，然而事犹未成，不仅士卒劳苦不堪，百姓无力负担。现在又接着开发西边部落地方，老百姓已经没有负担能力，恐怕不能完成这一事业，这也是使者的麻烦，我们私下为您担忧。”）第三，“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再说邛、筰、西僰等部落与中国并存，时间很久，已不知有多少年了。仁德的君王不用广施恩德的办法招徕他们，强势的君王不凭武力兼并他们。恐怕就是因为开发那里是办不到的事啊！”）第四，“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现在损害大汉百姓的利益，干让夷狄部落归附的事，把大汉依靠的百姓弄得疲困不堪，去干没有效用的事。”）他们的第一、三点是以“天子”和“仁者”“德者”对待“夷狄”对待邛、筰、西僰的“成规”说事，本质上是指开发“西南夷”违背了汉“天子”“仁者”“德者”对待“夷狄”、对待邛、筰、西僰的既定成规。第二、四两点是就开发南夷本身说事，认为“功未竟”，“士卒劳顿，万民不赡”，开发西夷弄得“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是劳而无功，劳民伤财。他们讲起来条条是道，不仅“为民请命”，“念天子大业”，而且有对“使者”的善意警告。一条一条咄咄逼人，颇具有挑战的意味。但这些理由在使者———司马相如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gòu）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他先以“乌谓此邪？”（怎么能这么说呢？）一语抹开蜀父老的发难。然后指出蜀父老的核心是祖先的“原则”，“成规”不能变。司马相如抓住这一核心问题，以巴蜀变服变俗的历史进行反诘。穿衣服，中原人是向右开，巴蜀人过去是向左开，现在变了，也向右开。你们这样说，不是要蜀不变服、巴不变俗吗？你们是要中断与大汉的关系吗？是要回到蛮荒的时候去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句话即驳倒了蜀父老的不变论，而且包含了一连串意味深长的反问。紧接着提出正面的观点：“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因为“非常”，所以普通人就感到怪异，刚开始不理解，甚至感到惊恐；当其完全成功之时，天下就自然高兴，安然无事了。观点提出后，用众人皆知的大禹治水创大业立大功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普通的规律。意思深刻而明确，高屋建瓴，蜀父老已无语可对了。但驳倒对方的观点不是目的，目的是正面论述通“西南夷”的道理以讽谏天子，宣传自己的想法，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接着司马相如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通“西南夷”的正确性。
一、通“西南夷”，是胸怀天下的圣君的责任。因为圣君登上皇位，不会只盯着琐碎小事，为人局促，拘泥于成规，受制于流俗，因循守旧，取悦当世，人云亦云；他一定会有崇高的理想，卓越的见识，创大业，立皇统，为万世兴规，留下好的体制和制度；他辛苦奔波，勤奋思索，是要做一个胸襟开阔、兼容并包、建立大德、“参天貮地”的人。
《诗经》讲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圣明的君主，天地之内，八方之外，都能享受到他的恩泽的滋润。如果还有地方没有受到他的恩泽的滋润，他会觉得是耻辱。
二、通“西南夷”，是苦难不堪的夷区的渴盼。现在国境之内，汉文化影响所及地方的百姓，都获得了幸福。然而“夷狄殊俗之国，辽接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大汉的教化尚未推行到那里，在那里流风遗俗的影响还相当微弱。接纳他们称臣，一些人不遵守礼仪，不接受教化，搞乱了边境地方；不接纳他们称臣，一些人更加横行无理，赶跑、杀害他们的头领，一切秩序都被打乱，那里的父兄无辜被害，幼童孤儿成为奴隶，被捆绑、拘囚，哭天喊地。他们面朝中国，心生埋怨：中国实行仁政，德惠多，恩泽广，人们各得其所，如今怎么偏偏撇下我们不管呢？他们踮起脚尖，翘首仰慕大汉，好像久旱的枯苗渴望雨水。那情景连心肠刚戾的人都为之落泪，何况圣明之君，他怎能不管呢？因此北边出师讨伐“强胡”，南边派人警告“劲越”。四面为大汉的仁德所感化，“西南夷”各部族的头头，像鱼群仰头迎向流水一样，期盼得到封号。
三、通“西南夷”是继“周氏之绝业”的天子之“急务”。在沫水、若水设关口，以牂柯为边界，凿通零关道，在孙水上游架桥，就是开创实施道德教化的坦途，垂范仁义礼乐的传统，目的是将浩荡的皇恩广施博洒，使边远地方的百姓，得到朝廷的安抚和永久的治理，让疏阔僻远的地区不被闭塞，让混沌蒙昧的部族不再黑暗，从而“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一本作禔）福，不亦康乎？”———让这里没有兵甲之患，让那里没有诛杀讨伐之忧，让离朝廷远的近的皆融为一体，让大汉王国和部落地区的人民同享安宁幸福，岂不是更加康乐吗？拯救深水之中的百姓，崇奉至尊天子的美德，扭转衰世败落，继承周代已经断绝的事业，这才是当今天子的当务之急。百姓虽然因此而辛劳，通“西南夷”的事也不能停止！这是当今天子成就三皇五帝事业的大好事；可是观者没有看到美盛之所在，听者没有听出弦外之佳音。这就像鹪明鸟已经飞向天空，捕猎者却还在死盯着沼泽洼地。通“西南夷”怎能算无用呢？
最后蜀父老彻底认输了！口服心服了！
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特意全文录载《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这是很有深意的。因为它们都是通“西南夷”重要的历史文献，尤其《难蜀父老》内涵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司马相如用这种形式，准确地巧妙地讲出了汉武帝实现大汉统一、经营边陲四“夷”的雄心壮志，同时对开发“西南夷”的理由、目的、意义、措施作了明确的阐述，对“短痛”与“长安”的关系作了客观的分析，为开发“西南夷”奠定了坚实的政策理论基础，在理论上为后来的通“西南夷”扫清了障碍。如果说《喻巴蜀檄》是解决通“西南夷”的一个突发的复杂事件的一篇宣传文告，而《难蜀父老》则是解决朝廷内外主张和反对通“西南夷”两者之间的矛盾分歧的一篇高水平的策论。矛盾不解决，激化了，不仅通“西南夷”办不了，且正如蜀父老所言，“亦使者之累也”，还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洞察一切的司马相如，对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分歧，他当然十分清楚。但解决这个矛盾的时间，他没有放在出使受命之时，而将其放在完成任务之后，这是选准了时间。他以蜀父老为靶子，用“难”这种形式，把反对派诸多言论均网罗其中，逐一加以驳斥。在驳斥中，同时把通“西南夷”的可行性，从理论上、事实上全面系统地进行透辟的阐析，这是选对了方式。而由此，避免了在皇帝面前的廷争激辩。这正是司马相如处理政治问题的技巧和智慧。有人说司马相如“无才”“非将相器也”。然而汉武帝时有多少将相又有如此重大的建树？有多少“将相器也”的人，在雄才而残暴的汉武帝面前，能如司马相如一样得到善终？但司马相如知进知退，成就了这样一桩大事业。在这个问题上，身为宰相的公孙弘无法与他比政治眼光；他的前任“使者”唐蒙无法与他比政治才干和政治智慧。我们有理由说：司马相如是具有卓越的政治眼光、卓越的政治才干、卓越的政治智慧的大政治家，司马迁所以特意把《司马相如列传》放在《西南夷列传》之后，而不是放在其他列传之后，正因为司马相如是汉代开创通“西南夷”的“万代推功”的头等功臣。
但是通“西南夷”从公孙弘开始就有人反对。不同的声音时高时低，延续了一两千年。在“短痛”与“长安”的问题面前，有的人只是计较着“短痛”而忽略“长安”，长期以来把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当做污点，时有指责，以宋代为最。连大文学家苏轼也没能摆脱这个时代的局限和偏激。他把司马相如一生按他的观点编排在一起，进行谩骂，他说：司马相如“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这倒不奇怪，苏轼他没有司马相如那样的穿透时空的政治眼光，他拘泥一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看不到通“西南夷”这样的政治行动于国于民的跨时代的重大意义。不过有一点他看对了。尽管通“西南夷”，司马相如不是首倡者、决策者，首倡者前有唐蒙、后有张骞，决策者是汉武帝；苏轼不骂他们，而专捡司马相如骂，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是看准了司马相如在通“西南夷”中的特殊作用。这更进一步说明了司马相如才是“冉筰更开千里道，华夷从此一家如”（清·杨燮诗）的大功臣，才是“万代推功”的大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