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是一位文学天才，在文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又是一位政治天才，是大汉王朝的政治功臣。
一、司马相如的理想是在政治上建功立业
司马相如小时候，就是一个爱文爱武的“书剑少年”，希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父母百般钟爱，特给他取名“犬子”。入学之后，眼界扩大，因为他的祖先来自赵国，他“慕蔺相如之为人，改名相如”。司马相如成了蔺相如的铁杆追星族，蔺相如成了少年司相如心中的政治偶像。
蔺相如是个什么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具体而生动的记叙。
蔺相如，赵国人，原本是赵惠文王的宦者令（宦官长）缪（miào）贤的家臣，出身寒门，地位低微。然而他两次出使秦国，立了大功。第一次出使，是赵惠文王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用十五座城邑换取和氏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等商议，想给，怕秦国的城邑拿不到手，被欺骗白白丢了和氏璧；想不给，又怕秦军来攻打。主意没有拿定，想找一个能派到秦国去交涉的使者，也没能找到。宦官长缪贤说：“我的家臣蔺相如可以出使。”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呢？”缪贤回答说：“我曾经犯罪，私下准备逃亡到燕国去。我的家臣蔺相如劝止我说：‘您凭什么知道燕王会接纳你呢？’我告诉他说：‘我曾随从大王和燕王在边境上会见，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意与我结交，做朋友。所以我想前去。’蔺相如对我说：‘那时赵国强大燕国弱小，而您被赵王宠爱，所以燕王想要与您结交。如今您是从赵国逃跑到燕国去，燕国害怕赵国，这种形势，燕王必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袒露上体，伏在刑具上，向君王请罪，也许侥幸可以免死了。’我听从了他的计策，大王也开恩赦免了我。我私下认为这个人是个勇士，有智有谋，应该可以出使。”于是赵王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换取我的宝璧，可不可以给他？”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赵王说：“秦王拿去了我的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
蔺相如说：“秦国用城邑换宝璧，赵国不答应，理亏在赵国。赵国给了宝璧，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理亏在秦国。权衡这两个对策，宁可答应它，让秦国为理亏担负责任。”赵王说：“谁可以出使呢？”蔺相如说：“大王果真没有人，我愿意捧着宝璧出使秦国。城邑归了赵国，宝璧就留在秦国；城邑不归赵国，我保证把宝璧完完整整拿回赵国。”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捧着和氏璧到秦国去。秦王坐在章台上接见蔺相如，蔺相如捧出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十分高兴，把和氏璧递给妃嫔和侍从人员观赏，左右侍从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王没有诚意补偿城邑给赵国，就走上前说：“这块璧上有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和氏璧交给他，蔺相如便拿着和氏璧，后退几步站定，靠在殿柱，怒发冲冠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都说：‘秦国贪婪，倚仗自己的强盛，想用空话骗取宝璧。补偿我们的城邑，恐怕拿不到手。’不打算把璧给秦国。我认为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还不肯相互欺骗，何况堂堂大国呢！而且因为一块璧的缘故，惹得强大的秦国不高兴，不应该。因此赵王就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这块璧，他在朝堂上拜呈国书。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尊重大国的威望，表示敬意呀！今天我来到贵国，大王只在列观见我，礼节非常简慢；拿到璧后，又传示妃嫔，戏弄我。我看大王没有诚意补偿城邑给赵王，所以我又收回了这块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现在我的头就跟这块璧一起粉碎在殿柱下了！”蔺相如握着和氏璧，斜视殿柱，正想撞击殿柱。秦王怕他撞破和氏璧，就连忙道歉，再三请求不要撞碎和氏璧，并召来管图籍的官员拿地图，指着说，从这里起到那里止的十五座城邑，划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只不过是假装要给赵国城邑，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就对秦王说：“这块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玉啊！赵王害怕，不敢不奉献。赵王送出璧的时候，曾经斋戒了五天，现在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堂上设九宾大典接见，我才敢献上璧。”秦王估量此事，终竟不能用强力夺取，就答应斋戒五日，安置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预料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一定不会履行诺言，不肯补偿城邑，便让他的随从穿着粗布衣，怀揣和氏璧，从小路逃走，把它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就在朝堂上设九宾大礼，正式延请蔺相如。蔺相如一到朝堂，就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多个国君，不曾有切实信守盟约的。我确实怕被大王欺骗而辜负赵王，所以派人拿着和氏璧回去，已经从小路到达赵国了。不过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大王派一个使臣到赵国，赵国立刻派我捧着璧来了。如果凭着秦国这样强大，先割让十五座城邑给赵国，赵国难道敢留下璧而得罪大王吗？我知道欺骗大王的罪应该处死，我愿意下汤锅，受烹煮之刑。只是希望大王与群臣仔细计议这件事。”秦王与大臣们面面相觑，发出惊呼的声音。侍从人员有的准备把蔺相如拉下去，秦王趁机说：“今天杀了蔺相如，终究不能得到和氏璧，反而断绝了秦、赵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如照旧优厚地款待他，让他回赵国，赵王哪会因为一块璧的缘故而欺骗秦国呢！”最后秦王在朝堂上按礼接见蔺相如，完成接见典礼之后，让他回国去了。蔺相如回国后，赵王认为他任务完成得漂亮，出使能不受辱于别国，任命蔺相如当了上大夫。这就是有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
第二次出使，秦王想与赵王在西河外的渑池会面。赵王害怕秦国，打算不去。廉颇、蔺相如都认为应该去。赵王同意了，蔺相如陪同前往。秦王与赵王在渑池会见。秦王喝酒喝到得意之时说：“我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瑟吧！”赵王弹起了瑟。秦国御史走上前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跟赵王一起喝酒，命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亦走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给秦王献上盆缻，互相娱乐。”秦王发怒，不答应。蔺相如捧着缻走上前，并下跪请秦王。秦王不肯敲缻。蔺相如说：“在这五步之内，蔺相如我请求把颈血溅在大王身上！”秦王的左右侍从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着双眼，严厉呵斥，侍从们尽都退散。秦王无奈，就为他敲了一下缻。蔺相如回头招呼赵国御史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击缻。”秦国的大臣们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邑给秦王祝寿。”蔺相如也说：“请用秦国的咸阳城为赵王祝寿。”一直到酒宴结束，秦王始终没有占到便宜。这同样是一个有名的故事，叫“渑池会”。蔺相如以超人的勇气和智慧，不用一兵一卒，战胜了狡诈而贪婪的秦王，又立了大功。赵王任命蔺相如为上卿，官居“以勇气闻名于诸侯”的廉颇之上。
第一次出使，蔺相如当了上大夫，廉颇没意见；第二次蔺相如升任为上卿，而且位居廉颇之上，廉颇心里不服了。廉颇说：“我身为赵国将军，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只不过凭口头有点功劳，职位竟在我之上。他原是个地位微贱的人，做他的下级，我感到羞耻，我不能忍受！”并扬言说：“我要碰见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到这个话之后，每次朝会都借口有病，不跟廉颇争位次。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了廉颇，他连忙掉转头回避。此时蔺相如的家臣们一起向他进言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来投靠你，是仰慕你崇高的节义啊。如今你和廉颇同朝为官，廉将军公开口出恶言。可您畏惧躲避他，害怕得太过分了。连普通人都感到羞耻，何况您身为将相的人呢！我等没有才能，请允许告辞，让我们离开吧！”蔺相如再三劝阻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一个更厉害？”家臣们回答说：“当然秦王厉害。”蔺相如又说：“秦国那样的威严，我蔺相如竟敢在秦国的朝堂上大声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我虽然愚笨无能，难道会害怕廉将军吗？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兵侵犯赵国，只是由于有我们两人在呢。如果两只老虎互相争斗，势必不能都生存。
我这样做的缘故，是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把私人的仇怨放在后面。”廉颇闻知蔺相如这番话后，就袒裸着肩膀，背上荆条，由宾客引领到蔺相如家里请罪。他说：“我这个浅薄微贱的人，不了解将军胸怀竟有这般宽阔。”于是两人和好，从此结成了至死不渝的朋友。
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充分展示了蔺相如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智慧、勇气。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蔺相如的为人赞许道：“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颜师古在《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中“慕蔺相如之为人”后，注释说：“蔺相如，六国时赵人也，义而有勇，故追慕之。”今人刘南平、班秀萍阐释说，蔺相如“面对廉颇气度狭小的辱没，他‘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因此，蔺相如之智，非萧墙之内明争暗斗的阴谋伎俩，而是对外‘使不辱于诸侯’，对内忍让负重，力求将相之和，君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深谋远虑、治国谋略，是可歌可泣的智慧。故而，尽管同是为君国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蔺相如则非一般的狭义之勇、猛士之勇，而是大智若愚之勇，海阔天高之勇，任何胁迫折辱都奈何不得之勇。”
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改名相如”，这一细节告诉后人，司马相如在少年之时，就不是等闲之辈，他立志要像蔺相如那样，以文臣的大智大勇建功立业于当朝，就有远大的理想，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大事。
司马相如第一次入长安，此时已是青年，他做武骑常侍，侍奉皇帝刘启于左右。作为平民家庭的子弟，也算是一个衣食不愁的美差。
但这个差事，也就是在皇帝身边跑跑腿而已。如果长期留在刘启身边，他要找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没有，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基本上是不可能。他瞅准了梁孝王朝觐的机会，跟随梁王到梁国的睢阳，希望有所作为。可结果走上了汉赋创作的道路，创作欲望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超越前人，成了划时代的文学家。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少年时代就已萌发的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子虚赋》《上林赋》中，借无是公之口，提出了当时的一个于国于民都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明天子之义，正诸侯之礼”，反对“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在赋中他虚构的三个人物、三个场面，实际上是他展示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理想，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创造的一个艺术外壳，表明当时应“扬国家之威，止诸侯之争，明‘大一统’之义，绝不能让统一的大汉帝国因诸侯纷争、贪于淫乐而化为‘子虚乌有’，落得被天下人指斥为‘无是’的可耻下场”。在赋中他还借笔下的“天子”之口，指出了游猎之乐“太奢侈”，危及大一统国家的存在。表示要罢游猎，要实施一系列以民为本的政策。并宣示了根本制度革新的办法。最后他把“修六经、兴礼乐、施教化”比喻为游猎，深情地描绘了天子“游于六艺之圃，驰骛于仁义之途”，从而形成的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公平、人人道德高尚、天子恩德高于三皇、功绩超过五帝的理想之国。这既是封建帝王的最高理想，也是孔圣以来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希求。其思想境界，在当时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尽管司马相如作赋之时，还只是一个普通文士，一个不名之人，可他高远的政治理想和浓浓的政治情怀，对儒家礼乐制度、经典要义的谙熟程度，对“修六经、兴礼乐、施教化”的认识，则是朝廷的高官重臣、政治明星尚未达到、尚不具有的。
但是，司马相如在政治上的热情、抱负、才华，也只有在他的赋作中去展现，他没有机会。他一生中能够像蔺相如那样为国家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机会太少了，也就是在汉朝通“西南夷”中，他两次出使巴蜀。两次出使巴蜀，他成功处理了多重矛盾的复杂问题，完成了皇帝也就是国家给予他的重要使命，实现了他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理想。又正是他这两次出使的杰出表现，最好地彰显了他政治家的眼光、政治家的勇气、政治家的智慧、政治家的才干、政治家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