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记]
说宣中华是沈定一的学生，那主要是指在他离开一师之后。客观地说，沈定一也是先期离开的俞秀松、施存统的老师。俞秀松的日记中，关于他和沈定一，关于他在萧山衙前的篇幅还是占了不少的，而至于说宣中华和沈定一，最为形象的一个说法是来自于曹聚仁，曹说他们“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
“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的说法，笔者也只是转引自萧邦奇的《血路》。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一师之新锐和激进，果然跟经校长和四大金刚们有关，有些东西或许是细水长流的，比如李叔同之于丰子恺，而有些可能是疾风暴雨式的，还有的就是对走上革命道路有着直接影响的，特别是像陈望道这样的，对一师学生的影响很是不一般。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张宣中华的照片，还显得青涩腼腆。好像是刚进一师时照的，很难跟后来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挂起钩来。
一师时期的宣中华，特别是在后期的风潮中，他是公认的学生领袖。如果说俞秀松和施存统只是从思想上打开了一扇窗户，那么宣中华是从行动上领导了一师风潮，当时他的一个身份是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不久又兼任浙江省中等学校以上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另一说，他就是杭州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
一师毕业后，宣中华和徐白民都是留校任教，这个留校就是留在一师附小任教，宣和徐都是绍兴诸暨人，能留在省会城市的杭州任教，应该算是享受优秀毕业生的待遇了吧，这说明一师的新掌门人对这些学生精英分子是不薄的。但是很显然，正如曹聚仁所说，他们的心也野掉了，宣中华和徐白民便也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而不想再捧着小学教师的铁饭碗了。因为很快的，一师的师生已经跟沈定一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1920年的11月，沈定一、俞秀松、宣中华、刘大白等在杭州成立“悟社”，这个社团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宣传，这也说明昔日的师生已经站在了一条战壕里了。
与此同时，宣中华很快又找到了新的“项目”——那就是跟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们结合在了一起，就像施存统他们办浙江新潮时是跟外校的夏衍、阮毅成他们携起手来一样，事实证明，跨校跨行的联合，往往是卓有成效的。当时的印刷公司已经建立具有现代工会性质的“互助会”，领头人便是陈范予、倪忧天等，现在加上了从一师出来的学生领袖，当时他们创办了全省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这个报纸一共出了13期。1921年11月停刊。注意这个报纸还跟另一位一师毕业生魏金枝有关。宣中华一跟工人站在一起，他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他成了工人的代表。后来他跟沈定一搞农民运动，便又成了农民的代表。
后来倪忧天一直是跟宣中华活跃在浙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据《杭州大事记》1922年载——“宣中华、倪忧天代表杭州出席莫斯科共产党会议。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青年团员宣中华和先进工人倪忧天代表浙江杭州出席。”要注意的是，宣中华和倪忧天都是由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秘密派去的，因为早在1921年春，宣中华就应陈望道之邀，去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同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的上海，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骨干，都是以一师的精英分子为主力军的。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分子中，除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之外，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都是一师出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到了八月份，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在名单中除了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之外，还有沈定一，总书记就是陈独秀，后来陈独秀便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来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8名成员分别是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在这里一师的师生就占了一半。还有一说是陈独秀也是团员，并表示要服从俞秀松的领导，在党内他是总书记，在团内则要听俞秀松的，这说明陈独秀对俞秀松非常器重，而俞和施等在当时也的确都是陈独秀的追随者，参加工读互助团就是追随陈独秀等人而去的，他们本来想通过此途径进入北京大学深造。
就从政的资格来说，也许宣中华不及俞秀松和施存统早，但是请不要忘记，在沈定一的帮助下，宣中华后来成为了国民党一大的正式代表，另一位一师的体育老师胡公冕也是正式代表，当然还有沈定一。
只是有一个概念一定要强调，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好，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也好，那都是秘密的组织，它不可能有大财团的赞助给养着的，所以宣中华离开附小的铁饭碗而到上海，那更多是追随老师而去的，那是因为信仰和热情，肯定不是其他。但在信仰的同时，还是有一个基本生存的问题的，谁给你钱，你能养家糊口吗？
因此，在1921年的夏秋期间，沈定一这个大地主就出手了，他在家乡衙前办起了乡村小学，免费给学生和村民上课，他需要聘请老师，那么宣中华和徐白民就是最好人选了，因为他们是一师的毕业生，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革命热情，同时聘请的还有唐公宪以及自己的儿媳妇杨之华。包括他的好友刘大白也去做过老师，刘大白的诗歌中有一部分是反映农民疾苦生活的，这一点跟沈定一很是相似，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是非常相似。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请他们去上课，沈定一是出钱的，据说吃和住都在他家里，至于薪酬是多少，谁也没有提及，如果照沈定一的为人和处事风格，他应该是付薪酬的，至少当时他还付得起这个钱的。俞秀松当时也去了那里，但他没有担任老师。
当时宣中华们便是以农村小学为阵地，从事革命活动。他还与其他进步青年教师经常深入绍兴、萧山等农村，帮助贫苦农民学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与反动政府、地主豪绅作斗争。随后便有了以萧山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领头人也就是沈定一。
沈定一家本来就是大地主，但是他却鼓动农民起来抗租斗争，在短短的一二个月时间内，萧绍平原有82个村的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租减租斗争。前面讲过。宣中华曾和倪忧天赴苏联开会，这个会的名称叫“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中华是代表浙江农民协会去参加的，而倪忧天是代表工会去参加的。而当时的俞秀松就曾以共青团书记的身份也远赴莫斯科去参加过少共国际的会议。这说明宣中华和俞秀松都以不同的身份成为共产党最为活跃的精英分子。这也意味着宣中华就不再仅仅是以前一师和杭州的学生领袖，而是一下子登上了国际的政治舞台，即你所服务的组织能派你出国开会，这也一定会增加你对这个组织的忠诚度。
与此同时，宣中华的领导组织才干也渐渐地显露出来了，这跟沈定一和陈望道等老师在背后的推手是密不可分的。1922年4月，宣中华与俞秀松等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组织，俞是首任书记，而当时团的总书记已经是施存统了，这还是一师的同学。随后宣中华和徐白民又应沈定一之邀，到萧山任东乡教育会总干事（在坎山镇），他们一起创办《责任》周刊，宣传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周刊大约存活了三个月。后来宣中华写了一篇《杀宣统》，惹上了跟《非孝》一样的麻烦。
宣中华说 “清室是国民底仇敌，正应杀得干干净净以雪大愤。”
宣中华认为北洋军阀政府完全是和清室一鼻孔出气的“封建余孽”，他说，一个以民主二字立国的国度里，摆着一个“皇帝”，而且人民每年供给他四百万元的经费，这不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笑话吗？国人呵，我们应该明白这犯有背叛民国罪行的宣统，非杀不可了！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北京政府立即致电浙江省长并转萧山县知事彭延庆。电文中说：“萧山县责任报第九期，论文标题为杀宣统，此等激烈之词，值此人心浮动，殊非所宜。并附原报一纸，请予取缔。可优待条例，原为辛亥南北议和时所订定，今以杀字标题，非但与当时法案不符，律以五族共和之意，亦大相抵触。值此国事未宁，同属共和国人民，安可再分界限，徒滋纷扰？况文明各国，近方倡论大同主义，今如《责任报》主张，亦未免示人以隘，应即由县传该报主笔，此后言论，务持正大，并将前项论文，自行矫正，以免徒贻口实。”
北京如此反应，听话的省政府便将主编徐白民拘押了一个月，从此世上便无《责任》了。
随后的日子，宣中华一直是沈定一的追随者，这不奇怪，包括俞秀松在内的都承认他们是沈定一和戴季陶的学生。这个时候，沈定一因为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而成为浙江的头号政治人物。1924年的1月6日，沈定一在西湖刘庄召集浙江国民党员会议，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 除沈定一、杭辛斋、戴季陶由孙中山直接指定外，另选宣中华、戴立夫、胡公冕为浙江代表。注意，国民党一大的6位浙江代表中，跟一师有关的则占了三位。同年3月30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党员80余人，选举沈定一、宣中华、戴立夫、安体诚、俞秀松、经亨颐、沈肃文、沈尔乔、陈维俭等9人为执行委员。此时，沈定一和宣中华这一对师生的合作可谓最佳时期。这9个人中有6个是绍兴人，这不也就是一个绍兴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