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经校长站在一个教育家的态度上来看待“政治”和“急进”的，或者是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宣中华、汪寿华、叶天底这一些人的革命立场的。照经校长的理解，如果官方警方能对宣中华们好一些，他们后来便也不会急进地跑到上海干革命，因此也就不会牺牲性命了。但实际上宣中华在国共合作时期，是兼有两种身份的人，还一度成为国民党浙江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经亨颐的政治盟友，因为经先生就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经先生和沈定一和蒋介石，都是作为浙江的代表而被内定为国民党执委的。
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经亨颐在回忆杭州时的一句原话。他把他的浙一师当作了家酿，但这仍是开放的姿态的，因为浙一师的新潮，正是受当时的日本等文化教育的影响。自有家酿，不食沽酒，此话可作多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我上面说的如果浙一师很好，我们都自治得很好，宣中华他们用得着去上海吗？还有一种意思是讲他自己的，因为他在离开一师之后不久，在去北京一年之后他便去创办了春晖中学，这是他去完成在浙一师未竞之事业，而不是为了做个虚的官。正是因为他人格的力量，才使诸多名家后来都聚集到他的旗下，那也不过是一座乡村中学，但是在有理想的人看来，教育始终是一种理想，而不是拿多少钱或有多少的升学率，虽然这也是理想之一种。
在后人的记述中，经亨颐是一个很耿直的人，简直有点 “毒头”（杭绍方言，即脾气很倔的意思）的味道，意思是一根筋走到底的人。所以他后来为官之后还想做一件大事，他认为故宫是废宫，一定要将之全部废掉才可，什么皇帝坐过的椅子，什么国宝统统清除——这是他当年向国会奏的一本，只是没有通过而已。
如果通过了，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仅凭这一细节，我觉得我们今天对经亨颐的认识还是太少太肤浅了，或者说对革命的理解还是在变偏面了。
包括经先生在春晖中学的办学实践，我们今天看到的似乎多是因为朱自清、夏先生等笔下的白马湖，实际上经先生的办学理想，跟学校的校董之间也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后来发展到不可调和，连夏丏尊先生这样的老臣都不得不离开春晖了。当然这里也有这么一个问题，春晖虽好，但毕竟偏于一隅，不要说跟大上海比，就是跟上海和宁波比，也是颇多差距的，所以夏丏尊离开白马湖去上海，这似乎也是大势所趋吧，因为要办教育做出版，城市比乡村肯定要有利方便得多。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经先生不只是一个校长和校董，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所以他对春晖的具体校务并不过问太多，不像在浙一师那样的亲自兼课，再因为长期主政校务再加上他的声望，他性格中的独断专行便也会越来越厉害的。春晖虽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民营的学校还有来自经济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在省会杭州毕竟有诸多的方便，而在上虞的郊区，走一步毕竟不太方便了。他后来至少也放弃了部分专任制的做法，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骨干教师都去宁波的浙江省立四中兼课，1923年他又一次被省教育厅任命为省立四中的校长，要知道上虞春晖到宁波来回至少半天吧，包括夏先生在内的老师都去宁波兼过课，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生计吧。
然而经先生在宁波，最终也是为当地的保守势力所不容，两年之后经先生又被省厅撤职，从此之后他可以说是告别了教育界，除了在1926年短时间代理过中山大学校长一职之外，他便成了一名职业政治家了，是浙江的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从今天的角度看，经亨颐是一个激进的人。在他主持下的浙一师，那真是藏龙卧虎，有为艺术的为教育的，包括也有为政治的为社会的。前面讲到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在经校长辞职之后他们也都离开了浙一师。而新任的浙一师校长姜琦来了之后，更是高举前任校长与时俱进的大旗，特别是在学分制这一点上，就完全是在姜校长手里给实施了起来，或许这也应证了另一句话——外来和尚好念经，因为姜校长从暨南大学教务长的位子上过来的，而陪同前来并作抚慰的的则是蒋梦麟。
在一个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语境下，经亨颐的与时俱进就是一种革命精神；在一个什么都在变的大时代里，经校长正是顺应了潮流，最好地诠释了什么叫与时俱进。但是他所指的革命不是去流血牺牲，甚至不是停课去游行，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强调过他的一个观点——师范生以教育为天职，逐渐使社会思想改造，都是毕业以后应当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