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教育和与时俱进
四项改革，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这个核心就是经亨颐先生强调的人格教育，这就是跟与时俱进精神相符相成的。经先生在1915年是如此定义人格教育的：“人格教育以狭义言之，即德育、知育”。德育，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在人格教育中还包含了知育，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智育，这种观点还是很先进的。因为教育还有其他方面的“育”，我们往往容易把并列共存的东西给人为地对立起来，比如说重德育了，好像就轻智育了，讲素质教育了，似乎是可以轻应试教育了。不过当下的情况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以为师生只为应试教育累死累活，现在素质教育一来，那就累得完全趴下了，由此我们要问，这样的素质和应试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吗？
经亨颐先生在《全国师范校长会议答复教育部咨询第一案》中指出——人格不仅在一已，生活不仅言日用。多数之人格，即所以构成社会生活，广义之生活，即所以陶冶国民人格。是故，人格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生活包含于国民人格之内。此人格、生活之不可陷于狭义，亦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之所以不可偏倚也。吾国民有自私自利、浮伪虚荣之通病，人格之日益堕落，生活之日益困难，无可讳言。审此原因得二要领：
以人格教育维持生活，其主要之点
公共心
责任心
以生活维持人格，其主要之点
勤劳
俭朴
我之所以要抄录这一段文字，是可以看出经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端倪。此文是教育部咨询第一件“国民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最为重要，师范教育即所以陶铸国民，宜以此二者为中心，不得有所偏倚，欲实达此旨，应行若何方法？”的答复，当时由经先生起草而在全国师范校长会议上通过的。经先生在答复文中谨拟了四条办法：
一是以“诚“字为全国师范学校校训之中心。
二是考查学生成绩宜注意操行考查，操行成绩宜注意自动能力。
三是慎选师范校长。
四是教员宜专任。
由此看出，早在1915年，经先生就提出了教员专任的想法，而且将之与人格教育联系起来。因此这样的人格教育就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落到实处的行动。同时由经校长起草这一份文件，也可看出经先生在中国教育界的的地位和影响。当然也有人把经先生提出的人格教育跟黄炎培先生提出的职业教育对立起来考量，经先生对此也专门作过论述，他以为这不是对立，他强调人格教育是基础，是教育之本。
另外要注意的是，人格教育的理论其实也是舶来品，中国的近期教育，有舶日本的，也有舶欧洲如德国的，当然也有舶杜威等美国的，而人格教育则是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种教育理论，“主张以教师或教育者的人格为教育的主要手段，达到养成学生人格的目的，并强调培养学生人格应是教育过程的中心。”（见董郁奎的《经亨颐传》）这便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今天所讲的不仅要教书而且还要育人，而且是以通过教书来达到育人之目的。
照教育家张彬的观点，人格教育的提出完全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张教授说——人格教育是当时德国教育界流行的一种思潮，此说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与理性活动，力图矫正由物质文明而引起的现代教育之流弊，主张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目的，教授当注意感情陶冶和意志培养，训练则以儿童为中心。（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经亨颐校长的四大改革措施，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然而在当年的浙江教育界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但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发生《非孝》事件，或者说不是以《非孝》事件作为导火索的话，经亨颐可能还稳稳地坐着校长的位子的，官府拿他也是没什么办法的，因为第一他本来就是官府任命的，第二他有极高的威望，不只是一校之长，而是社会名流，你要敢动一个社会名流，那就得考虑社会影响。
当然，《非孝》的横空出世，完全有赖于整个一师的那种开放自由的思想氛围，这应该也是自有家酿的一种，虽然已经超出了经校长的底线，因为经校长是不会让施存统去写此种文章，也不会让学生们去殴打那些要求加薪的省议员们，但是五四之后的社会是必然是要发生那些事件的。这也正如喝了经先生的家酿之后，酒性是慢慢在体内发作的，甚至是不知不觉发作的，这一点估计连经校长也是始料未及的。而且学生们又是不满足那么一点自酿，他们必然又是要去沽酒的。
比如说当时施存统、徐白民他们已经在搞书报贩卖报了，这是《新青年》等得以流进学校的主要途径，这等于说在今天，宽带网线已经铺进了学校。
“须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这是经亨颐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既要改革，但改革得有一个章法，然而风潮一来，章法便乱，师生是千方百计地挽留经亨颐，甚至有“留经不达目的，一致牺牲”的说法，但是经先生就是不为所动，毅然渡江而走，四大金刚也都离开了。如果从官府的意志上来看，这是令他们满意的一点，因为他们针对的其实就是这几个人，再加上要求开除施存统，而施存统自己其实也不等开除就跑到北京去了。但也正因为几个出头之人的离去，浙江一师才得以保存。
不过有一点可能大家都忽视了，都说经校长很爱学生，怎么学生为了保经校长而受苦，你竟然不管不顾逍遥校外？其实不是的，经校长在18年之后的1937年的《杭州回忆》中讲得很清楚——“后来风潮愈闹愈大，如何收拾，我又以省教育会会长的资格，返杭调停而歇！”所以调停者不仅仅是一个蔡谷卿。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浙江一师的自有家酿，才导致了风潮的爆发，而这又是跟五四运动、跟全国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杭州，就如同每年八月十八的钱江潮水一样，它因为一受天文影响，二受钱塘江喇叭口这一地理的影响，所以这是必然要爆发的。
一师风潮既可以说两败俱伤，也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关于那一个时期的情况，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日记中也独缺了那一段。从经先生的习惯看，不可能不记日记的，可能是日记遗失了，如果不遗失而又能披露出来，或许我们才真正了解风暴中心的那个人的内心世界。或许今天我们所说的关于一师风潮的种种，仅是一家之言吧。风潮之后，家酿不够了，人们便纷纷出去沽酒了。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那是来自于曹聚仁的回忆，题目就叫《我们的校长》，他说他手头保留着一封经校长写给他们的回信，因为当时的曹已经做上了自治会的主席，留经之信便是他写的，于是便有了经校长的亲笔回信，信的一开始称呼就极有意思，是称学生为“诸弟”的，然后经校长说——
唉，官立的学校，委任的校长，我们浙江周围这样的空气。大胆来做革命新事业，这是我的错！你们太心急，“言行一致”；一名话，件件事儿要实现。虽是几个人底表示，都不免惹起一般社会笔你们家族恐慌。寒假以前，也曾经和你们说过；要讲文化运动，教育者底态度，和他们记者的态度是有分别的；不可全凭主观，也要顾到客观……到如今，我不得不含着眼泪忍着心肠劝你们几句话；无论要做什么事，切不可拘执一种方法；对象和环境变到怎样，就应该随时酌量，我哪里舍得了你们！不过我们所讲底人格，和官厅所讲底面子，彼此都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复职，现在无从说起……要认定我们所争底目的，是文化问题，不是人的问题。现在官厅究竟怎样办法，虽不可推测，据我想来：一，如官厅没有维持文化底诚意，决不肯收回成命，要想复职，人格何在！二，如官厅有维持文化底诚意，一定要有相当的校长来继续进行，何必拘着我来复职，使官在面子为难？
……最后一句话：这时候证明自治底精神，千万不可暴行……
实在理性，实在感人！
前面已经说到《杭州回忆》，这是经亨颐在1937年应《越风》杂志之约而写的重要文章，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谈及他跟浙江一师的缘份。他讲到了一师风潮的来龙去脉，其中有一点很重要，他认为正是那次风潮中军警的态度，而导致一些急进分子后来跑到了上海，死于“四·一二”事变中，经校长认为“岂不是当时官厅压迫的措置要负其责吗？”
在这里经校长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以前是有的人不敢引用的，他说——老实说他们（笔者注，主要是指四大金刚）抱着思想革命的志愿是有的，可是都不愿做共产党。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第一师范当时堂堂皇皇的态度……
实际上经先生说得既对，也不对。说不对是因为陈望道就是参加了共产党，且是党的发起人之一；说对呢，因为陈后来又退了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