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趼人（1866~1910年），全书108回。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遭遇和见闻为线索，记录了许多社会上的怪现状：官场到处是贪财受贿，营私舞弊；商场里官商勾结，尔虞我诈；洋场上嫖赌拐骗，醉生梦死等。在近二百多个小故事中形象地反映了中法战争后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1857~1909年），全书20回。小说通过描写一个江湖医生老残四处行医途中的所见、所闻、所为，暴露当时某些官吏的残暴昏庸并着重抨击了那些名为“清官”、“能吏”，实为昏官酷吏的虐民行为，反映了晚清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但作者对清政府仍寄予希望，所以对资产阶级革命和义和团运动抱敌对态度。小说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特色，语言精练准确，形象鲜明生动，在同类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
《孽海花》，作者曾朴（1872~1935年），全书30回，附录5回。作品以状元金雯青和名妓傅彩云（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穿插了大量官僚、文人的秽闻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失败近三十年间的社会政治、外交、文化、思想状况，对清末黑暗政治的揭露较为有力。同时，小说还以同情的态度赞扬了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活动。作品结构严谨，语言华美，但对秘闻艳事描写过多，表现出低级庸俗的趣味。
谴责小说的特点是：
（1）谴责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夸张失实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变形的镜像，不可完全当作历史的真实面目来看待。
（2）谴责小说大体上是顺应时俗的作品，它和现实政治、大众需求关系较紧密，而缺乏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思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
（3）谴责小说普遍注重故事性，而缺乏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性的复杂内涵这一小说艺术的关键上，没有取得特殊的成就，与明代小说及清中期小说相比，实际上是衰退的。
你了解唐传奇吗？
传奇是唐代开始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如《柳毅传》。
唐传奇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初、盛唐时代为发轫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小说到成熟的唐传奇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作品数量少，艺术表现上也不够成熟。现存主要作品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鹜的《游仙窟》。中唐时代为兴盛期，从唐代宗到宣宗这一百年间，名家名作蔚起，唐传奇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更以诗人兼传奇家的身份，将歌行与传奇配合起来，用不同体裁不同方式来描写同一事件（如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鸿的《长恨歌传》，都有与之相配的长篇歌行），从而既提高了传奇的地位，也扩大了传奇的影响。
晚唐时代开始退潮，出现了由盛转衰的局面。虽然此期作品数量仍然不少，并出现了不少传奇专辑，如袁郊的《甘泽谣》、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裴铡的《传奇》、薛用弱的《集异记》、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但这些作品大多篇幅短小，内容单薄，或搜奇猎异，或言神志怪，思想和艺术成就都失去了前一个时期的光彩。
你了解豪放派词人吗？
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物有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将词的题材从狭隘的个人情感中摆脱出来，走向社会，走向自然，豪迈奔放。
苏轼的词境界宏阔，视野高远，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被时人奉为一代词宗。《念奴娇·赤壁怀古》为其代表作。
南宋陆游，高唱抗战建功的宏愿，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也表现孤芳自赏的情调，名作如《诉衷情》、《钗头凤》、《卜算子·咏梅》等颇具感染力。
辛弃疾以爱国思想和战斗精神为主旋律，词风慷慨激昂，豪雄悲郁，《破阵子》、《永遇乐》等作品意境开阔，令人振奋。
建安风骨指什么？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俊爽刚健的诗文风格。以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为代表，他们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这种杰出成就被称为“建安风骨”，也叫“魏晋风骨”，被后人尊为典范。
建安风骨所指的文学风貌主要是有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建安时代的作家，摆脱了儒学的束缚，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处在战乱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现的慷慨激昂，还有就是建安诗文所具有的明朗刚健的风格。
竹林七贤都有哪些人？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末时期的七名文士，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志趣相投、彼此友善，常宴集于竹林之下，寄情于山水之间，过着放浪的生活，因此，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中以阮籍和嵇康二人成就最高。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嵇康擅长散文，代表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语言泼辣，风格幽默，表现了作者放荡不羁、嫉恶如仇的性格，是一篇具有浓厚文学意味和大胆反抗思想的优秀散文。由于竹林七贤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最后分崩离析，各散西东。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什么是花间派？
花间派属中国晚唐五代词派。五代后蜀赵崇祚选录唐末五代词人18家作品500首编成《花间集》（10卷），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外，其余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都是集中在蜀地的文人。他们的词风大体相近。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
温庭筠、韦庄是其代表作家，二人虽都侧重写艳情离愁，但风格不同，温词秾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其余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多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格调不高。但鹿虔、欧阳炯、孙光宪也有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花间词在思想上无甚可取，但其文字富艳精工，艺术成就较高，对后世词作影响较大。
什么是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庭坚为首的这一诗歌流派命名为“江西诗派”。“江西之名”取自黄庭坚与诗派中11人的籍贯所在地。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
“点铁成金”是其对杜甫重要的继承。常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崇尚瘦硬风格，常用冷僻典故、稀见的字面，务求争新出奇。他们反对西昆派讲究声律和词藻，因此努力在艺术技巧上进行新的探索，走上了脱离现实的新的形式主义道路。
总之，在苏轼和黄庭坚以后，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之前的四五十年间，江西诗派的崛起是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江西诗派自身的演变同时也代表着北宋诗风向南宋诗风的转变。这种演变，固然受到了靖康之变等外部因素的激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江西诗派是宋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如当时的汪藻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影响。
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像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永嘉四灵是谁？
“永嘉四灵”，是我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永嘉四灵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4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因他们同出永嘉学派叶适之门，其字或号中又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四人中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玑和赵师秀做过小官。
他们的诗风承袭晚唐，选择了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诗体的特点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满足于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律。甚至要求全诗字数不得超过40字。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派诗人以学问为诗的习气。他们的成就极有限，但在当时的诗坛却得到广泛的反应。
“永嘉四灵”是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来，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里把宋诗的发展归纳为“四变”，从陆游等“中兴四大家”到“永嘉四灵”为其中的第三变。“四灵”诗歌并非“寒蝉哀鸣”，也不是远离社会现实，只透露“狭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诗歌史上应有较高的地位，对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评价，特别是对积极用世方面的评价，需要突破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多一些多元意识和宽容意识。
“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弱。“四灵”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诗派的藩篱，学贾姚，少用典等等，都含有与江西诗派背道而驰的意图。
什么是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
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起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和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什么是桐城派？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部分地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涉及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作家、2000多部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两百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其间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
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方苞、刘大、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其中，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做。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什么是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赋
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
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一般说，用来作比喻体的事物总比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什么是楚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