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就是现在的西藏，唐代以前和中土没有来往。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松赞干布特向唐廷求婚。唐太宗派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则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见地，细心体察吐蕃的民情，然后提出各种合情合理的建议，协助松赞干布治理这个地域广阔、民风剽悍古朴的国家。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太子嗣位为唐高宗。大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在文成公主联络的基础上，至此已到了水乳交融的顶峰。在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努力推行改革及大论（吐蕃的宰相职）禄东赞的妥善谋划下，吐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而能称霸西域，成为大唐王朝西方的有力屏障。
古代有没有消防队呢？
1023年，宋仁宗赵桢即位后，即制定了严密的防火措施，降旨在京厢军中挑选精干军士，组成队伍，建制为专事消防机构--军巡铺。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城中，“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房一所，铺兵五人”。这些军士都经过严格训练，技精、艺高、胆大、责任心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消除火灾隐患。铺兵轮流更替，昼夜值班。发现火警，及时报告，并备有多种灭火器械，“诸如大小桶、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一应俱全，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军士便立即携带消防器械，奔赴失火地点进行扑救。
同时，铺兵还飞马报告失火地段的军政长官厢主，开封府尹及负责京都卫戍的马步军殿前三衙，“各领军级扑灭”。在扑救中，各支部队配合密切，纹丝不乱。故而“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不劳百姓”。
由此看来，作为我国专职的消防部队，军巡铺创建之早、组织之严密、器械之众多、制度之完善，恐怕在世界消防史上也属史无前例。
古时的“八百里加急”有多快呢？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主要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二十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三百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四百里、六百里，最快达八百里。
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死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一百八十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三百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五百里。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六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五百里。
据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三百里。看来，唐朝的最紧急通讯要求日行五百里，那无疑用的马是御马级别，难怪如此神速。
清代的军机处主要是负责什么的？
军机处，清代官署名，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
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
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两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
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奉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我国古代有贺年片吗？
贺年片在我国有千年的历史。汉朝时称为“名谒”、“名刺”，唐宋时称为“门状”，明清时又称为“红单”、“名帖”、“片子”。最早的贺年片不是用纸制作的，而是用木竹片削成的，因此称为“名刺”。
赵翼《孩余丛考》载：“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初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事物纪原》说：“汉初未有纸，书名于刺，削木竹为之。”
明朝天顺年间的贺年片是把一种印有梅花图样的笺纸裁成2寸宽、3寸长的“片子”，上面写着姓名和地址。农历正月初一，在朋友之间互相赠送。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就改用红色的硬纸片来制作了，还把贺年片装在当时很盛行的一种锦盒里，送给对方以示郑重。
古代的贺年片并不是一般人都爱用的，主要是一些高官、显贵、士大夫们采用。他们自诩清高，每逢新年来临，不肯自己出门拜年，就派人送贺年片。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说：“节席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明朝文征明《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间嫌简不嫌虚。”可见，古代的贺年片与现代的贺年片是有区别的。
我国最早的养老院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国最早的养老场所的雏形出现在奴隶制社会。据《礼记·王制》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这里提到的“序”与“学”，就是夏殷时代养老的最初机构，也兼有教育下一代的职能。
时至周代，也注意到对老病残疾鳏寡孤独的照顾。《管子·人国篇》载的慈幼、恤孤、养老和问疾等事，显然包括了养老保健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南北朝时，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令将司州、洛阳两地贫病老者别坊居住，备有药物，给以衣食。梁武帝于公元521年，在京师设置孤独园，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
到了唐代，养老院制度正式形成，在长安设有养病院又名悲田院，收养贫病无依的老年乞丐，政府派专人负责其事，并由佛教寺院具体管理。北宋初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有东、西两个福田院，专门收养孤独有病的老年乞丐，供给口粮和零用钱。后来到宋英宗年间，又增设了南、北福田院，四个福田院共可容纳300多名老人。东南西北院是按京城的方位开设的，可能进院的人要根据住所方位来确定。
明代初期，诏令各府县设立养济院。清代康熙年间，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普济堂，收养年老贫困的人，同时还要求全国其他地方政府仿效。
你了解我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吗？
我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被称为中华法系。中华法系的法律，对于道德所希望的一切事情，都想用刑的力量去强制人民遵循，“出于礼则入于刑”。当道德范畴的内容随民生而变的时候，法律思想也随着道德思想而变，成为中华法系的生命所在。《大戴礼记·盛德》载：“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
战国时李悝集诸国法典所著《法经》六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其内容主要是刑事法律。商鞅接受《法经》入相于秦，改法为律；汉代萧何又参照秦律作“九章律”；三国时期的魏国参酌汉律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大唐贞观年间撰成唐律十二篇，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其后，宋朝的刑统、元朝的典章、明代的大明律、清代的大清律，大同小异。中华法系中刑法与民法不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混，直到清末筹备立宪变法，刑法才独立出来。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公布的《大清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典，但因清政府的覆灭而未能施行，中华法系从此解体，而以大陆法系为蓝本的新刑法开始在中国施行。
古代的“受贿”与今天的“受贿”是一样的吗？
我们现在法律所规定的“受贿罪”，在古代还要更仔细地区分为“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以及“受所监临赃”这样三个罪名，处罚的力度完全不一样。
“受财枉法”，是指主管官员收受了贿赂后违背法律做出决定。根据唐律，受财枉法的行为，按其受财的多少量刑，“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
“受财不枉法”，是指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是在公务的处理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赃满一尺，杖九十；以上递加至满三十匹以上，处加役流（流放三千里，并在流放地服三年的苦役）。不枉法由于没有造成“枉法”的结果，所以量刑上比受财枉法要轻。最多只是“加役流”。
“受所监临赃”，是指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给予财产方并无具体要求事项，官员也没有违法处理公务。赃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以上加一等，罪止赃五十匹流两千里。
古代立法者将受贿罪分为三类分别处置，是根据侵犯的客体的不同而依法治罪，更加公正严明。
古人是怎么打击造假行为的？
制假、造假、缺斤短两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自古有之。中国历代朝廷都颁布过一些法律来禁止商业欺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