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鲁兹伯里中学的校长巴特勒是达尔文父亲的好朋友。他在教学上以严格、规范著称。而达尔文对此很不喜欢，他经常偷偷跑回家或自己出外收集标本。当学生们做礼拜，老老实实地背《圣经》时，他却暗中背诵荷马、维吉尔、贺拉斯、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人的诗歌。在一次早祷中，负责主持学校宗教事务的教士突然发现达尔文偷偷地拿着一个小本子，嘴里念念有词，但背的不是经文，而是诗歌。教士气坏了，早祷一结束，他就气呼呼地走到达尔文面前，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教士翻阅了一下达尔文的小本子，发现他读的是雪莱的诗，于是就对他大发雷霆，扬言要把他开除。达尔文据理力争，最后，既严格又保守的校长巴特勒还是否决了开除达尔文的建议。
希鲁兹伯里中学的课程单调而又不切实际，根本无法满足达尔文的求知欲。达尔文的兴趣广泛而浓厚，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非常入迷，并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喜欢寻根究底。有时甚至在走路的时候，他也会完全陷入沉思。
面对学校单调课程的束缚，达尔文决心要打破它。于是他走出学校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授几何学，并让叔祖父给他讲解晴雨表的原理，他还经常阅读一些自然科学著作，这些对他增长知识、提高观察水平和思考能力都有很大帮助。比如，他读了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波思》一书，使他对观察鸟类的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对附近的各种鸟类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
然而，这些行为在达尔文的父亲和校长巴特勒眼里却成了游手好闲和不务正业的标志，因而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支持和帮助。
在达尔文中学即将毕业时，他的哥哥正在努力研究化学，这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也开始阅读起化学书籍来，并和哥哥一起搞起简单的实验。兄弟俩在自己家花园的工具棚里，搞起了一个“实验室”，他们搜集了许多曲颈瓶、试管、烧杯等仪器，按照书上的提示做各种实验。每当实验获得成功，兄弟俩都会高兴得跳起来，高叫：“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在晚年，达尔文仍然对这段时光很留恋，他说：“化学实验使我感到了很大兴趣，我经常连续工作到深夜。这是我在学校期间所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因为它使我了解了实验科学的意义。”
然而，就是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在当时也不被巴特勒校长理解。他听到达尔文兄弟做化学实验的事以后，勃然大怒，把他们兄弟二人找去大加训斥，无论他俩怎样解释也无济于事。过了几天，此事又被达尔文的爸爸知道了。爸爸对他又是一顿训斥：“除了打猎、养狗、捉老鼠、抓小鸟、玩瓶子、采花草，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这样下去，你会给自己、给我们整个家庭丢脸的!你会成为一个叫人痛心的败家子。”
不久，哥哥被送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读书，达尔文在精神上感到很孤独，没有心思学习功课。爸爸知道让小儿子在希鲁兹伯里中学继续学习已经毫无意义了，便决定把达尔文也送到爱丁堡去，和哥哥一起学医。然而，达尔文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爸爸，我希望能够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总之，我要踏着祖父的足迹走，而且我觉得，可能我命中注定要把他留下的工作继续下去。”固执的爸爸听了儿子的话非常生气。没有办法，达尔文只好遵从父命。
1825年10月，不满17岁的达尔文来到爱丁堡。爱丁堡是英国北部的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曾是苏格兰的古都。
爱丁堡大学以“医学博士摇篮”的美誉吸引了英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青年。心中充满幻想的达尔文进了爱丁堡大学，他希望自己能在这里好好学习，像他的祖父一样成为既精通医学又懂生物学的人。可是和中学一样，他的幻想不久就又一次破灭了，因为他学习的几门课程，除了霍普教授的化学课讲得比较深入浅出以外，其他各门课程全都索然无味。在爱丁堡大学两年多的学习，不但没有使他增加对医学的热情，反而使他对医学愈发失去兴趣，因为他的兴趣完全在医学之外。在另一方面——业余爱好方面，达尔文却找到了一个新天地。
爱丁堡大学有一个科学小组——普林尼学会，其成员经常在地下室里集会，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在学会里，达尔文做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两个新发现：一个是，一种一向被认为是海生动物叶肢蚧的卵的东西，其实是它的幼虫；另一个是，在英国各处海湾都可以见到大量棕色海藻，其中一种叫墨角藻，以前人们一般认为，它在发育初期是一种能自由浮动的球状体，达尔文用显微镜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小球体根本不是海藻，而是海生吻蛭的卵衣。正是因为这两个发现，1826年11月，达尔文正式当选为普林尼学会的秘书。
达尔文的父亲见儿子无心学医，就决定让他去学神学。达尔文一方面拗不过父亲，另一方面也不想因此而损害父亲的健康，就违心地同意了。1828年1月8日，他正式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在基督学院里，达尔文一方面自选了大量的书籍阅读，另一方面继续开展收集动植物标本的工作。剑桥所有的甲虫，在他的箱子里都有标本，都有编号，都注明了名称。有一次他剥了一棵老树的枝皮，结果发现了两只少见的甲虫，于是他就一手捉一只，没想到这时第三只甲虫又出现了，而且更为出色。达尔文灵机一动，把右手中的甲虫塞在嘴里保存。没想到他口中的甲虫放出一股苦水，让他“苦”不堪言，达尔文不得不将它吐出来，结果另一只也跑掉了。
无聊的基督学院耗费了达尔文许多宝贵的时间，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植物学家亨斯罗教授。亨斯罗教授学识渊博而又平易近人，达尔文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在剑桥大学的最后半年里，达尔文听从亨斯罗的意见，努力研究地质学。1831年夏天，亨斯罗把他介绍给著名地质学家塞治威克。达尔文同塞治威克一同旅行了三个星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达尔文学到了许多对他一生都起了重要作用的知识。
旅行归来，达尔文经亨斯罗教授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的环球考察。达尔文说服了父亲，在父亲那里得到了全部费用，并为参加考察做好了全部准备。达尔文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信给菲茨罗伊舰长说：“‘贝格尔’号起航那天，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那天将是我第二次生命的诞生日!”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年轻的达尔文走上了一条成为伟大科学家的道路。
马克思
德国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导师（1818—1883）
他长眠在英国伦敦城北一座小山上的海格特公墓中。四周松柏苍翠，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常春藤缠绕着他的墓碑，墓旁有小小的玫瑰花丛，这是这座普通的大理石墓唯一的装饰。大理石墓碑约有4米高，矗立在墓前，碑顶是铜铸的马克思头像——宽宽的鼻子，卷曲的头发，在黝黑的面孔上有一对永远注视着时代风云变幻的深棕色的眼睛；炯炯的目光，锐利而坚定；浓黑的眉毛，高扬着斗争的勇气。墓碑正面刻着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的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是最受爱戴的人，也是最受仇恨的人。可他没有一个私敌。
他科学的世界观，不局限于说明世界，而是把改变世界、把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和奋斗目标。他与恩格斯一起起草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用毕生心血完成了巨著《资本论》。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德国西部莱茵省境内的特里尔市。特里尔市依山傍水，景色秀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林木葱茏的马尔库斯山横卧在它的市郊，清澈透明的摩泽尔河静静地流过它的市区，蜿蜒北去。
马克思的父母都出身于犹太法律学家的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以他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在特里尔市享有声望。他是该市的法律顾问，被推举为律师公会的会长。亨利希深受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是一个思想开明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士。在他的书房里，经常摆在案头的不是《圣经》，而是一些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倍恩的《人的权利》等。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向往国家的统一和自由，但在他身上也深深地刻有德国资产阶级的烙印——缺乏革命的勇气，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国王的明智和恩赐上。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列斯堡是荷兰人，操着一口不大流利的德国话。她整天忙于家务，小市民意识较浓。她指望马克思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大法官、大律师，她始终没有理解自己儿子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理想，后来看到马克思一家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时常以埋怨的口吻唠叨：“小卡尔要是能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写一本什么关于资本的书（指《资本论》），该有多好啊!”
马克思有三个兄弟和五个姐妹，其中三个兄弟和两个姐妹死得很早。在这些孩子中，要数马克思身体最健壮，也最聪明活泼。父亲对他的聪颖和机敏感到欣慰，期望他将来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为人类造福；母亲把这个淘气的孩子叫做“幸运儿”。
童年时代的马克思常和自己的弟弟、妹妹以及邻居家的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他善于创造各种有趣的游戏，编讲优美动听的故事，因此小伙伴们都乐意同他玩。
在马克思的小朋友中，有一个长着一对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满头金黄色头发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燕妮，比马克思大4岁，是亨利希?马克思的好友、特里尔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家与马克思家离得很近，她家那个宽敞的大花园也是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地方。慈祥的老人威斯特华伦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绘声绘色地讲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这些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在马克思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向往光明与正义、憎恶黑暗与邪恶的种子。马克思对这位后来成为自己岳父的老人十分崇敬，他的博士论文即题献给这位“父亲般的朋友”。
马克思没有上过小学，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在父亲的指点下，他学完了小学的启蒙课程。1830年10月，12岁的马克思进入特里尔市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市立中学。校长威登巴赫是一个学识渊博，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在他主持下，特里尔中学的学生思想都比较活跃，校园里流传着进步书刊和歌曲。普鲁士反动当局对此非常恼火，本想撤掉威登巴赫的校长职务，只是慑于他的声望，怕闹出更大的乱子才没敢这样做。但是，学校却遭到严密的监视，当局还提升一个叫廖尔斯的教员任副校长，让这个以思想保守著称的人监视校内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他深深同情并尊敬那些思想进步的师长。后来，当他离开特里尔去波恩上大学后，还惦念着老校长威登巴赫，在给父亲的信中表示要写一首诗献给他。亨利希向威登巴赫转告了儿子的问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感到十分高兴。
在学校里，马克思学习十分刻苦。他的语文学习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六年级的时候，他因为古代语成绩好，受到老师的表扬。八年级时，他的作文被老师挑出来作为范文，并获得了一张奖状。他广泛阅读著名作家的作品。歌德的诗剧和席勒的剧本，他都反复吟诵，有的篇章甚至能流利地背诵。德国作家克洛普什托克的惊险小说，他读得津津有味。他自己也学着写诗，特别是喜欢写讽刺诗。
马克思还十分重视外语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是两种古老的语言，它们的词形变化十分复杂，相当难学。拉丁语教材大都选自内容深奥的古典作品，如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论演说家》、诗人贺拉斯的《颂诗》等。希腊语教材中选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斐多篇》、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著名的《荷马史诗》。马克思能把这些古典作品的片断流畅地译成德文。到中学最后一年，他的法语口语已相当熟练，并能阅读和翻译难度较大的法文原著。对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他也并不偏废，多年后他在写作之余，常以演算数学题来解除疲劳。
马克思勤奋好学，但又不是个书呆子，而是一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少年。在马尔库斯山的丛林中，他常常与同学们比赛爬山，做军事游戏，练习击剑。他也喜欢在碧波荡漾的摩泽尔河中游泳，躺在河边草地上晒日光浴。这个长着一头黑色卷发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宽肩厚胸，强壮有力。父亲常常笑着说，他的儿子像一只“黑毛小狮子”。
1835年夏天，在毕业典礼结束之后，马克思告别师友，离开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市立中学。中学毕业，这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后的路怎样走?正像学生们出了校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走去一样，他们的想法和打算也各不相同。有人打算皈依教会，拿手中的毕业证书作为跨进宗教殿堂的通行证；有人打算依仗亲友的权势，涉足官场，期望在宦途上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有人想继承家业，跻身巨商富贾之列；还有人想投笔从戎，在战场上建立赫赫军功，晋爵加衔，光宗耀祖……总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生活、前途和幸福的理解，来选择职业，设计未来的生活蓝图。
此时此刻，马克思在想些什么呢?他打算怎样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呢?毕业之前一个月，他写了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
马克思认为，人固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但生活的经验往往说明，这样的选择并非总能如愿以偿——“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到自己理想的那种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早在我们能够对它发生一定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确定了。”当时马克思还并不真正理解这个“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但他已经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奥秘，正是他以后着力研究的一大课题。
马克思还认为，“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真正的伟人、幸福的人，是那些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工作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是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那些为人类牺牲了自己的人。
在这篇作文的结尾，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名言：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任何沉重的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一点点可怜的自私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当我们离开人世以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