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影响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地位的因素分析
军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评价，要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研究分析这些因素，对于全面准确地了解军人的社会地位很有帮助。
1.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形势、国防建设状况、社会资本状况、社会保障水平、驻地环境条件等。
（1）国家安全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对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有显著影响。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影响公众的“国家安全”需求，进而影响公众对军事人才贡献的主观评价。处于相对和平时期的人们，对国家提供的“安全服务”的价值感受不是很真切，承担生产“国家安全”职能的军队受到的关注程度就比较低，相应的，作为军队建设骨干的军事人才，相对社会地位就比较低。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人们需要军队生产“安全服务”来保护自己，军队的重要作用凸现出来了，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相对就比较高。当国家的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甚至有某些征兆表明国家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或者要进入战争状态，人人都能感受到“安全服务”的重要性时，军事人才的相对社会地位就会大幅度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家安全形势趋于良好，人们的安全需求淡化，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曾一度下降。事实上，军事人才从事的是随时准备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奉献、没有平时与战时之分的职业。平时的军事训练所形成的军事实力，既是赢得战争的保证，也是实现和平的保障。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军事人才的贡献，既体现在提升核心军事能力中，也体现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随着新世纪新阶段军队使命任务的拓展，军事人才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奉献、提供安全保障服务的范围更广了：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国际维和，等等。对军事人才在相对和平时期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贡献不可低估。因此，由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引致的对军事人才贡献的主观评价波动，常常需要通过国防教育来匡正。
（2）国防建设状况
国防支出状况和国防教育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国防建设状况的两个最主要方面，也是直接影响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国防支出状况包括国防费的总额及其使用方向，它直接影响军事人才的经济地位。中国国防费包括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装备建设费等。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国防支出的总体水平比较低。
以1950年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1980年中国的实际国防费开支是131.95亿元人民币，而到1996年才135.7亿元。也就是说，尽管我国的经济规模在这十几年里已翻了两翻，但实际国防费开支在这段时间竟然徘徊不前。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防费增长较快，国防投入不足的状况有所改观，但由于过去在国防建设投入上历史欠帐太多，增加的国防费主要是补偿性的。［引自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张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国网2005年9月1日。］这些增加的经费首先要用于保障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安置裁减的军队员额，建立军人社会保险制度等，真正用于提高军队人员工资福利待遇、加大军队人才建设投入的经费很有限。近几年来，在世界各国的国防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防费投入尽管继续有所增长，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2005年，中国年度国防费相当于美国的6.19%、英国的52.95%、法国的71.45%、日本的67.52%。中国国防费军人人均数额为107，607元人民币，是美国的3.74%、日本的7.07%。”［《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新华网，2006年12月29日。］“2008年度，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的军费开支分别是7165、368、673、446、373、414、609亿美元；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0%和24.7%，2.1%和13.1%，2.4%和5.5%，1.5%和8.9%，1.0%和8.9%，0.9%和4.3%，1.4%和6.7%；国民人均国防费分别为2365、257、1103、719、454、323、46美元，军人人均国防费分别为51.96、3.25、34.34、12.45、14.26、15.24、2.65万美元。”［《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国网2009年1月20日。］［全林远等：《如何看待我国国防费增长》，《光明日报》2009年3月16日。］我国国防费预算无论是其绝对规模，还是相对数额都十分有限。虽然人员经费在整个国防费支出结构中占到近1/3的较高比例，但由于国防费总水平比较低，对于军事人才生活待遇的改善作用很有限，这直接影响到军事人才的经济地位提高和军事人才队伍长远建设。当然，从根本上说，国防建设状况取决于经济建设状况，经济不仅决定军队的武器装备和组织形式，也决定军事人力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既影响军队的数量规模和军事人力资源基础，也影响军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状态，以及文化生活状况。［余爱水，《军事经济互动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12页。］国防教育是在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以增强国防观念和国防能力为目标的全民教育。国防教育搞好了，就可以消除民众对军队和军事人才价值认识的误区，从而对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评价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使全体公民树立起高度的国防安全意识，人们才能正确认识和平时期军事人才的价值，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才会有所提高。
（3）社会资本状况
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网络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的社会资源。［Nan Lin，Walter M.Ensel John C.Vaughn：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ht of Ties：Structural Factors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1，Vol.46（August：pp393～405）.］社会资本对于社会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影响军人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学家林楠对社会资本做过这样的说明，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个人或组织的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个人或组织并不直接拥有这些资源，但可以通过关系网络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它与个人或组织的人力资本、实占的物质资本一起构成了个人或组织可利用的资本量，他并没有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社会财富在总量上表示为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之和。［郑杭生、李路路等，《当代中国城市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另参见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中林楠的论文《社会资源和关系强度：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结构性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11页。］显然，军人工作的保密性、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工作岗位的流动性，以及职业的易变性等因素决定了军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韩国庆，《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研究》，西安政治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第41页。］拥有的社会资本较少使军人在转业安置等更大范围的社会流动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4）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特定的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军人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军人及其家庭的物质生活给予保障的一项社会制度。军人社会保障的范围及其水平，直接关系到军事人才的经济、社会地位。比如，军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的好坏，军属优抚政策的落实与否，军事人才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程度，军人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都是影响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重要方面。由于军事组织的结构和其对军事人才身体素质的特殊要求，大部分军事人才都要在45岁以前结束军旅生涯，回到地方二次就业，所以军人退役后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是影响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水平必须既能保障军事人才较高的生活水平，同时又能激励军事人才为国奉献，还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严重负担。［张苹，《中国军人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5）驻地环境条件
驻地环境条件对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影响比较复杂。军队驻防地域布局是从国家安全全局需要考虑的，军事人才的总体社会地位与驻地经济发展水平无直接关系。但对现实生活中的军事人才个体而言，社会地位与驻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当地生活条件却有较强的相关性。仅就在部队驻地的相对社会地位而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军事人才社会地位较高，经济发达地区军事人才社会地位则相对较低。但驻地环境的综合影响则更为复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相差很大，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化水平差别也很大，加上政策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使驻全国各地部队军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人们的消费行为、娱乐方式、交往理念、认知水平和子女教育条件等都有明显的差异。［韩国庆：《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研究》，西安政治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第42页。］这不仅影响到军事人才本身，对其家属就业和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影响尤为突出。这种连带影响已成为制约我军军官任职岗位按现代化军队要求实现大范围交流的重要因素，也是相对和平时期影响军事人才地位评价的新因素。
2.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包括军人的来源、先赋—后致因素、生活质量观念、闲暇生活方式和职业特殊负担等。
（1）军人的来源
军人的来源是军事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基础，也直接影响到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军人群体的整体流动性很大，其成员一直处于动态更替中，但其来源的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变化比较缓慢。现役军人分为士兵和军官两部分。士兵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规定和部队建设的实际需要，对符合应征年龄和学历要求的青年经过体检筛选和政治审查征集入伍，从总体上看，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是社会上较优秀的青年。军官的主要来源有：高中毕业生入军队院校学习毕业；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优秀士兵经培训提干和由文职干部改任；招收军队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渠道。同时，对军官还从政治信念到知识、技术、身体条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这些规定从来源上保证了军事人才群体的整体素质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当然，不能排除在兵员征集中存在影响兵员质量的不正之风，也不能完全杜绝军官选拔中降低标准的人为因素，这些现象虽是极少数，不足以影响军事人才群体的总体素质水平，但影响社会成员对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从理论上说，素质较高的人群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社会的正常状态。
（2）先赋—后致因素
先赋因素是指无须后天努力、与生俱来的个体因素，包括血缘、地缘、家族、门第、性别、种族、相貌、体力等。从宏观角度看，军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受先赋因素影响并不很大，但由于家庭环境熏陶，仍然是代际继承性比较高的职业。比如，一个军人家庭的子女，以及亲戚朋友，参军入伍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在服役过程中获得发展机会的可能性比非军人家庭出身的也要高一些。后致因素是指一个人经后天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如学位、职位、工作业绩等。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先赋性因素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的作用已大大减弱，其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条件，特别是家庭教育氛围，以及对子女的职业发展给予指导，使有利于其子女发展的后致性因素增加方面。而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成员上升流动的贡献越来越大，社会崇尚靠自我奋斗取得更高的学位、更丰厚的收入、更高的职业成就，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比较来看，总体而言，由于军事对抗的残酷性，军队需要把最适合的军人提升到重要岗位，这就决定了后致因素对军人在军事社会内部的上升流动中起的作用要大于其他行业，特别是战争年代体现得更突出。这为更多的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自身素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机会。不过，在相对和平时期，军事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中的缺陷为腐败分子所利用，有时先赋性因素或变形的先赋性因素甚至可能成为决定因素。如干部选拔任用中存在的泛亲缘化（地缘、业缘是亲缘关系的扩展）倾向，干部提拔中的“三爷现象”（少爷、姑爷、师爷）和照顾老乡、旧部故交等，都是新的用人腐败表现形式。
（3）生活质量观念和闲暇生活方式
当代中国，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人们的消费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向提高质量方面拓展。中等收入以上社会成员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正在向“休闲”、“娱乐”、“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等精神需要方面发展，“可自由支配时间”正在成为财富的尺度，生活质量日益成为衡量个体社会地位的要素。同时，人们也需要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来学习和发展各种技能、提高自己的素质，以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调查研究表明，军人对这种新的生活质量观的接受程度与驻地城市化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具有正相关性。
拥有充足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和先进的闲暇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新财富的尺度之一和现代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然而，军事人才的实际“闲暇”时间比较少，使用方式也比较落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军事人才在社会中的地位。军事人才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闲暇时间比社会上其他职业的人群更少。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和法定假日期间，军队大部分人员要担负战备值勤任务，节假日过后真正补休的也很少。特别是基层官兵和科研人员，工作时间外的业余活动也大都被各种工作占用了，很少有闲暇时间。从有限的闲暇时间的使用方式来看，也比较落后。某基层单位的调查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基层官兵的业余生活状况：对“如何安排度过闲暇时间”的回答，有30.6%的官兵选择了“睡觉”这一活动，另外有25.3%的官兵选择了“处理个人事务”，20.4%的官兵选择了“体育活动”，选择“学习”的官兵仅占14.7%，还有一部分官兵选择了“打扑克”、“聊天”、“吃喝应酬”等。［韩国庆，《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研究》，西安政治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第45页。］这种闲暇时间利用方式，不利于军人进一步提高自身，也影响军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4）职业特殊负担
军事职业特点决定了军人要付出一些特殊的家庭生活开支，从而给军人增加了一些额外的经济负担，这也是影响军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节假日得不到正常休息外，平时工作时间长、强度高、条件艰苦、风险性大、精神负担重，而且夫妻分居多、工作调动频繁。这些职业特点使军人在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正常开支外，还必须支付一些特殊开支。特别是随军家属就业、子女教育、转业安置方面的困难，严重影响了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政府指令性计划安置转业军官、退役士官和解决随军、随迁家属就业难度越来越大。据有关主管部门统计，近年来，全军无工作的随军家属一直在8万人左右。军人子女受教育的总体状况不好也是军人职业的一项附加成本。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的军人家庭，受当地基础教育条件影响，子女升学难的问题相当突出，高考录取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录取率。这也是影响军人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重要因素。
上述影响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外部因素和自身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我们既不能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任何一方面的影响，而是要对其进行科学地综合，做出正确的评价。
三、军事人才在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的地位现状
1.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客观定位
在社会学研究中，通常依据财富收入多少、权力大小、教育程度高低等这些客观指标来划分阶级阶层。这种根据客观指标确认社会成员等级地位和社会阶层状况的方法，是较为科学的。因为这些客观指标是现实存在的，也是可量化的，不管人们对这些标准是否认可，在这些方面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相对等级差别是客观事实。确定军人在社会分层中客观定位的标准有多种，在此我们借鉴陆学艺课题组采用的评价标准，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三个方面指标进行客观评价。
（1）经济地位的变动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个时期，军队干部的经济待遇远高于社会其他职业群体。此后的一段时间，军队干部的经济状况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总体经济状况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逐步改善的情况下，相对经济地位在周期性波动中逐渐下降。［王家鸣主编，《新形势下治军特点规律及对策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现在，追求财富不仅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动力，而且个人拥有的财产数量已成为新的社会分层与等级排列的客观标准。中国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们的精神追求变得模糊了，经济收入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我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是由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决定的。但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军事人才个体，其经济地位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收入的影响。把作为军事人才主体部分的军官的收入与社会各阶层收入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对军事人才的经济地位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与本书研究中引用的调查统计数据相比，目前军官的实际工资收入情况已发生了一些变化，结合其他调研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军人经济地位的升降变化。
第一，从收入变化来看，军官的绝对收入提升，在社会各职业中相对收入水平却有所下降。如果只做纵向比较，每个军官的绝对收入都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增长了不少，但进行横向对比，就可以看到军官的相对收入水平是下降的。20世纪80年代初，军官工资收入在全国各大行业排名第一，进入90年代以后，一度降为倒数第二，近几年逐步回升，处在中下游。2003年2月，总政有关部门在分析2002年8月进行的全军师职以下军官（干部）及家庭生活抽样调查情况时认为：“1993年10月工资制度改革时，军队干部工资收入比地方党政机关干部高23%，到1996年基本持平，1997年军地干部工资性收入开始出现差距。从近年来调查的军队干部工资对比情况看，虽然军队干部的基本工资比地方干部高，但工资性收入水平反而低了一些。”［参见《军队干部及家庭生活抽样调查情况分析报告》（摘要），2003年2月，第2页。］地方社会学家的另一项调查报告则指出，1998年军官家庭人均收入比同期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低14.71%，而营级职务分居干部家庭人均实际生活费收入只及城镇居民家庭的84.70%。［中国社会学会编：《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No.1（2000·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按照同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97年上海、北京、江苏三省（市）地方政府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比当地驻军人员高出28%、12%、5%。况且地方人员除工资收入外，还有福利性收入、兼职性收入、投资性收入等。所以，从1993年10月工资改革到2006年7月调整工资的这十多年里，与国家公务员相比，军官的相对收入是逐渐下降的。从可支配收入看，以2002年为例，军队营职以下干部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3元，只相当于1999年全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干部家庭人均储蓄量来看，也低于城乡居民平均水平。2002年全国城乡人均储蓄5，674元，同期军队干部人均储蓄3953.4元（含有价证券），比城乡居民人均数额低30.3%，只相当于1998年底的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储蓄水平。［参见《军队干部及家庭生活抽样调查情况分析报告》（摘要），2003年2月，第3页。］虽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相当大的一部分存款来自少数高收入者，但与平均储蓄水平比较，还是能够说明总体收入关系。2006年7月的军队工资调整，使军人工资（军官、文职干部和士官称为工资，士兵称为薪金，以下不再专门说明）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有效缓解了军人工资水平过低、家庭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特别是基层干部家庭生活困难面增大的问题，缩小了军队与地方工资收入差距。2006年11月进行的“军队干部及家庭基本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军队干部的家庭平均储蓄额为6100元，只相当于地方城乡居民人均储蓄的53%，仅相当于1999年的全国城乡人均储蓄水平，与全国城镇居民的储蓄水平比较，差距就更大了。［参见《对2006年11月全军干部及家庭生活抽样调查情况的分析报告》，2007年5月。］分析2006年11月全军干部家庭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2006年7月军队工资大幅度调整后，从全国看，与地方倒挂的问题基本解决，工资关系基本理顺，但军队干部工资平均水平比广州、上海、深圳、北京和一些沿海开放城市略低，离国家确定的军队比地方高20%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事实上，在军队工资调整后不久，许多省市政府调整了公务员工资和补贴标准，军地人员实际收入差距在一度缩小之后，驻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部队干部与同职级地方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又出现了拉大趋势。［本书第三章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分析。］因此，2008年7月，军队工资再次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应该看到，提高军人工资福利待遇的积极效应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利于提供官兵的经济地位，消除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官兵能够全心全意地履行使命、献身国防建设事业，也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国防意识，等等。
第二，从消费结构来看，军队干部家庭消费还处于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过渡的阶段，恩格尔系数相对较高。一是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支出偏低。2002年，干部家庭人均生存性消费支出为每月553.6元，占家庭支出的39.2%，这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年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1.2个百分点。而人均发展性消费支出和享受性支出分别仅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1.5%和24.1%。二是家庭拥有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水平明显偏低。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内涵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变化的，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对一般家庭来讲，主要是彩电、冰箱、洗衣机、淋浴器等，进入21世纪，则主要指小轿车、钢琴等。其拥有水平是反映家庭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资料表明，2001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淋浴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分别为120.5台、81.9台、92.2台和52台。而军队干部家庭2002年每百户拥有的相同类型耐用消费品数量，比城镇居民家庭分别低24.5%、18.2%、31.8%和23.1%。
现在，军队干部家庭的彩电、冰箱、洗衣机、淋浴器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与地方干部差距已明显缩小，计算机、空调、移动电话的拥有量的差距也大幅度缩小。但是，2006年11月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军队干部家庭小轿车的拥有量为4.5%，而《北京晚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民每3家就有2家拥有小轿车，约为66%。我们与地方比较时，都以军队干部中处于工资收入中间位置的营职干部工资水平来比较，可见，军队大多数营以下干部家庭的生活水平要低于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生活水平。1999年社会各阶层个人月收入和家庭月人均消费水平。
第三，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军官收入与国家公务员收入比率，明显偏低。1985年7月，经邓小平提议，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做出了“军队干部工资应高于地方同级（职）干部的20%”的决定。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军地干部实际收入比较数据看，低于这个比例的时间居多。国内有学者从六个方面经过科学研究和计量，提出军队干部工资应比国家机关公务员多32.5%以上。［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编：《2001届优秀硕士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394页。］大多数发达国家军官的实际工资收入比地方政府同级公务员高30%以上。俄罗斯在经济状况不景气的情况下，军官的工资、福利待遇依然高出地方官员80%～100%左右；［《考察俄军情况报告》，1995年9月。］巴基斯坦军官薪金标准虽然与地方官员差不多，但各类津贴、补助加在一起的收入比政府公务员要高出40%以上；德军职业军官的起点工资比国家公务员的起点工资标准高37.1%；法军上校以下军官工资指数比国家同级公务员的工资指数高约25%～30%；芬兰职业军官在社会各行业中居于中等偏上地位，平均收入与社会保障水平也属全国中上水平；［军官服役制度调整改革论证工作办公室编：《外军军官服役制度参考材料》（三），1999年5月，第23页。］［《考察芬兰、德国、法国职业军官工资福利待遇情况报告》，1997年6月。］英军军官基本工资比政府同级公务员高出30%；印军军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比同级国家公务员高出38%，其空军军官收入可高出地方同级官员49%；美军军官的总收入比地方同级官员高出25%～45%。［《外军军官服役制度参考材料》（四）：军官福利待遇，1999年。］可见，外国军官的工资与地方同级官员工资之比普遍高于我国。
（2）政治地位的变迁
研究军事人才这一特殊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时，决不能忽视政治分层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军事人才个体占有或可支配的政治权力资源、组织资源的状况区分开来。［参见张明庆主编，《军事社会学》，第188页。］军队作为国家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机器，其地位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分层的影响。中国政治分层的变迁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后到现在，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中，政治运动不断，全社会处于一种特殊政治氛围中。这一时期，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被看作政治上最可靠的人，政治地位一直很高。第二阶段中，随着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转入正轨，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法制建设也日趋完善，特别是法律赋予人们平等的政治地位后，作为先赋性因素的家庭出身在人们上升流动中的作用明显下降，经济因素的作用迅速上升，军人昔日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不再突出。这不应理解为政治地位下降，而是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体现。同时，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执行党和国家意志的武装集团，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决定了军队在社会上不但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而且是国家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放军代表的人数每届一般都占到了总代表数的9%左右［韩国庆，《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研究》，西安政治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第20页。］，远高于人口平均比例。在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中，军队往往走在全社会的前列。军队政治思想的坚定性、政治生活中的先进性，也为军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赢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
政治地位的测量极为复杂，很难有准确而又全面的判定标准。我国社会学学者根据国情采取用各阶层中党团员比例判断该阶层政治地位的方法，这种方法既简单有效又符合中国实际，我们按此标准把军人与社会各阶层中的党团员比例进行比较，即可方便地评价军人的政治地位情况。军队干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的党团员的比例最高，其政治地位也较高。［韩国庆，《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研究》，西安政治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第21页。］
虽然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军人个体在现实中所拥有的可运用的组织资源却极其有限，可以说除了享有较高社会政治声誉外，普通军人几乎不能支配社会上的任何行政资源，在行政资源占有方面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行政资源往往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决定着军人对其他社会资源的利用状况，制约着军人的社会地位。
（3）受教育程度的变化
在现代工业化社会，教育是社会职业分层的主要机制。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其社会地位的高低。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社会地位的价值评价与受教育程度高低相关。一般来讲，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相应也较高。例如专业技术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经管人员阶层的成员，他们受教育时间相对较长，其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较高，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蓝领工人、农业劳动者等体力劳动者阶层，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可反映出其人力资本含量，反过来会对个人的社会地位有所影响。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组织资源的分配趋于一致，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掌握文化知识的人在社会竞争中占有明显的优势。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文化资源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
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变动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行政身份制”、“单位制”、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共同构成了对人们实现上升流动的严格限制，中国社会分层有明显的先天身份标志，参军提干是人们进入干部阶层的主要渠道之一。改革开放后，战士直接提干的比例迅速减少，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工农子女改变身份地位的最佳选择。
虽然社会对军事人才个体的地位评价，就军官而言，目前主要是以职务和军衔为主，但军官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同样会受到文化水平高低的影响。地方人员受教育程度的统计。我们把军官也纳入表中，就可以看出，一般军官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地方人员。在这一比较中，我们以军队一般营职干部计量军官的受教育年限，因为这部分军官是军队建设的骨干力量，而且在军队的任职时间、经历等方面能够代表军官的普遍情况；职务更高一些的军官，有些由于历史原因可能受正规教育年限短一些，但经过在军队的进修学习，基本上能达到中专以上水平；而职务更低的军官，近年来按军官任用条件的要求，受教育年限一般都在14年以上。所以，笔者认为以营职军官的受教育年限做样本与地方人员比较是科学的。
军队干部（军官）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军队干部的选拔对文化要求较高，干部的培训体系制度也比较完善。一般情况下，干部选拔对象必须要有高中毕业学历，即受12年基础教育，且在被任命为干部前，最短也要经过2年的中专学校学习，进入大专或本科班学习则要再学习3～4年。也就是说任命为干部前至少受过14年正规的全日制院校教育。这之后军队还根据任务的需要，会不断地对干部进行轮训和短期培训。同时，平时军事训练中的业务学习、政治教育等经常性的学习活动，也对提高军官的科学文化水平有所帮助。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军官弄虚作假，通过非正常的方式获取文凭，但这毕竟是极少数。把军官平均受教育最低年限嵌入地方人员统计表中，可以看出，军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地方人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还略高一些。当然，这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发达地区城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受教育程度肯定要高于军队。
就全社会而言，职业分层的基础是教育分层，这与总的社会分层基本一致。军官受教育程度高，必然有助于其社会地位的提升。首先，在武器装备日益现代化的今天，这有利于完成好本职工作，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其次，军官接受较多的教育，有利于职业发展，进而影响在社会上的地位。再次，军官在军队受到的较高程度教育，也有利于提高其在二次就业中的竞争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最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目前，教育回报率为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一生的总收入增长6%～7%，教育经济回报率水平接近欧洲国家7%的水平（美国为12%）。尽管军队的相关政策还不完善，教育经济回报率较低，但总的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军人获得晋升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仍有积极影响。当然，也应看到，军事教育专用性较强，除少数掌握通用技术的专业人员外，多数军事人才的人力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收益，这也成为制约军人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方面。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正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成熟、法制体系进一步完善，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仅从上面的客观指标看，以收入和财富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地位而言，军官在社会分层中处于中间地位；以拥有的组织资源来看，作为个体的军官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较低（把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军官个体的政治地位区分开对我们研究问题是必要的）；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志的文化资源的拥有量而论，军官拥有的知识资本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专用性限制了军官拥有的文化资源对其社会地位提升作用的发挥。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所采用的一些数据，虽然有些是几年前调查采集的，但这些数据仍然具有足够的解释力。这是因为：第一，虽然2006年7月国家对军队工资待遇作了一些调整，而且相对于前几年的几次工资调整，这次的提高幅度比较大，但地方其他人员工资收入也一直在随着经济发展增长。作为军队干部工资参照群体的是国家公务员。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工资调整是和军队同时进行的，有些省市在军队调整之后也作了相应调整。总的来看，军官工资尚未达到与地方公务员基本持平的水平。如果以全部收入来比较，军官还是低于地方同职级人员，军官的经济收入与我们研究问题的参照群体的收入关系总体上说，还没有发生变化。［总政有关部门对2006年工资改革后军地工资关系的调查数据分析证明了这一观点。］第二，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的各种结构中变化比较缓慢的，因此，从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角度来看，在无法得到军地人员经济收入的最新准确数据，而军官工资增加引起的军地收入关系变化又很小的情况下，我们使用工资调整前的数据分析军官经济地位变化，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可信的。事实上，笔者得出的基本结论与2001年张明庆等发表的研究军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地位变化情况的论文中得出的结论，即“在经济方面，军人处于社会中间层次；在政治方面，军人在整个社会中‘权力’地位较低；在社会评价方面，军人在整个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整体上看，军人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张明庆、刘光明，《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是一致的。本书对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研究，一方面，是把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变化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变迁中作更宏观的把握；另一方面是依据2001年后出版和发表的相关社会调查数据和获得的资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世纪新阶段军事人才地位变化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分析军事人才社会地位变化本身，而是在研究这种变化对军事人才建设深刻影响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8年军队工资待遇又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次军队工资调整后不久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影响，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倒闭、社会就业形势严峻。这种形势使军队工资调整的社会效应进一步凸显，促使近几年逐步发展的地方大学生从军热迅速升温。笔者虽未找到这次军队工资调整后军人社会地位变化的社会调查数据，但从各种调研资料和对国家公布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分析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交流中，我们可以做出比较一致的判断，就是军人的社会地位明显上升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我们关于军人经济社会地位变化与军事人才建设呈正相关关系的基本结论。
然而，仅仅依据前述的几个客观因素并不能科学地评价军事人才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学研究表明，转型期社会上往往出现冲突性职业声望评价，因此还需要对客观指标和带有主观性的社会评价进行综合，来确定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进而正确分析其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
2.军事人才社会地位的主观定位
在完成向现代社会转型，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期，价值观念体系也比较稳定，对各种职业声望的评价也相当稳定，社会分层呈现为职业分层。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规范，处于不同价值观念体系的人会在职业声望评价上产生对立观点，甚至产生分裂性社会评价。［李强，《转型时期的冲突性职业声望评价》，《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制度变迁和由此引起的观念冲突，决定了处于急剧分化中的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社会心态，并根据自己的处境、感受和利益来评价职业声望。所以，仅仅以经济收入、政治权力这些具有客观度量标准的指标，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判断军人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把主观评价（职业声望+自我评价）考虑进来进行综合定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分层中的职业声望评价就是公众对社会各群体的舆论评价。这种社会声望地位与以财富为核心的经济地位和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地位相抗衡，三者的合力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职业社会声望对金钱和权力评价起着平衡和纠偏作用，这种调节使一些金钱和权力地位不高的群体可以处于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些金钱和权力地位较高的群体却会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因此，职业社会声望评价具有调节公众追求社会目标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大都对以客观标准来判定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关注较多，这当然具有其现实合理性。但研究军人这个特殊社会群体，如果忽略主观评价，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现实社会中，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评价，往往既受不同历史时期主流评价标准的影响，又受评价者自身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区域的社会开放程度和自身所属职业群体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从他人认定（社会声望）和自我评价的角度来深入研究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问题是很有必要的。主观评价中的他人认定（社会声望）是通过对全社会各职业的综合评价比较来定位，其客观性、准确性要比自我评价高一些，而自我评价则受个体差异影响更大一些。因此，下面主要通过分析历次社会调查数据中各职业社会声望的位序变化，研究公众对军人社会地位主观评价的变化（有些调查使用“军人”作为职业声望分类测量，有的分为“士兵”、“初级军官”、“中级军官”、“高级军官”来测量，为叙方便，下面不一一具体区分）。
社会声望是他人的主观评价，要准确测定军人的社会声望，必须以调查方法手段的科学性来保证其可信度，比如，参与调查评价人员对军人各方面的情况要既要了解，又不能与军人同属一个群体或来自相类似的群体。实际上，由于军人职业的封闭性和保密性等特点的限制，军人社会地位的他人认定受前面讲到的外部因素，如国家安全形势、国防建设状况、社会资本状况、社会保障水平、驻地环境条件等的影响比较大。同时，媒体的舆论宣传和重大事件等因素的短期影响也比较大，其不确定性比较明显，难以形成全面的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比较而言，社会声望确认的社会地位包含着评价人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其结果有很大差异性。在我国尚未形成专门的职业声望调查体系，多数人还不习惯职业声望的评价方式的情况下，主观评价标准的把握上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测得的评价声望分值常常不够稳定。
1983年林南和谢文首次在北京对50个职业进行了社会声望调查；1987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北京和沈阳两市对85个职业的声望进行了调查；1993年，“中国居民家起生活调查”课题组对100个职业在全国10个县（市）进行了调查；1997年至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地区对100种职业的声望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此后，1999年许欣欣对全国63个城市的2599名城市居民进行职业声望抽样调查。这些调查反映了民众对各种职业的评价的变化［在这次调查前后还有其他一些职业声望社会调查，但未把军人列入其中。总的看，同类职业在各次同期调查中位序比较接近，这样，我们把此类调查对其他职业的评价与包含军人项目的调查联系起来，也可间接判断军人职业声望。］。
表面上看，这些调查已过了较长时间，实际上从社会学研究角度看，这样的调查结果在较长时间仍具有参考价值。这是因为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许多经典的社会调查结果过了几十年仍有价值，并被借鉴使用，主要是因为大的社会环境条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使再做类似的社会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不会变，只是调查数据的波动。从空间上看，职业声望具有相对稳定性，美国社会学家特雷曼对60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声望进行了比较后发现，由于社会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必要性和组织必要性所致，各国/地区对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其相关系数约达0.80（Treiman，1997）。从时间上看，情况也是如此。1999年我国学者许欣欣进行的调查与1983年林南与谢文的调查相关系数为0.89，与1987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调查的相关系数为0.88，与1993年“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查”的相关系数为0.91。这说明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总体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人们对有些职业的评价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军人、警察、党政干部、税务人员等职业的声望位序变化比较大，折射出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李培林、李强、孙立平，《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为便于与社会其他职业进行全方位比照分析，全面了解和把握军人职业声望在社会中的总体情况，我们将调查的结果在这里全部列出。同时，也把美国职业声望等级分布及我国不同时期社会职业声望调查的数据进行比较，这样既可以看出我国军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轨迹，也可对我国军人社会地位与美军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国际比较。
总的看，中国军人职业声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1990年蒋来文等对北京、广州两城市80种职业的声望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军人这一职业也进行了调查测评，军人被排在第32位。［蒋来文等，《北京、广州两市职业声望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第4期。］1992年全国首次《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与现状调查报告》中表明，社会好评最高的是教师（85.1%），其次是军人（83.5%）。绝大多数民众对军人有很强的归属感和信任感。［朱光磊等著，《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页。］1993年“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的职业声望调查中军人排在第19位。［许欣欣，《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201页。］李强教授1997年至1998年的调研中，高级军官排在第13位、中级军官排在第30位、士兵排在第53位。［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147页。］1999年仇立平在上海进行的社会调查数据中，职业军人排在第35位，位居家电维修工、中小学教师、厨师、出租车司机之后。［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从这些调查表中的职业位序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期的职业声望评价具有冲突性的特点。一是在经济收入、权力地位评价上有冲突，这是由评价人本身价值标准的矛盾决定的。二是相对而言，在职业声望评价中，人们对技术标准与教育标准的看法相对比较一致，这是由其本身的客观性决定的。三是在对社会的贡献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一种类型是对贡献大而收入低的职业评价最高，而不是贡献大收入也高的评价最高。另一种类型是收入越高评价越高，贡献大而收入低则被此类评价者看不起。四是许多人的评价标准里包含了个人的伦理道德标准。总的看，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类职业的声望较高，评价的分歧较少；对高收入、高权力类职业评价分歧最大；对警察、军人等公共服务类职业，不同职业群体的评价差异也比较大。职业声望评价的冲突反映出了不同社会阶层人群价值观念的分化。
从根本上说，我国军事人才的社会地位是由党和国家赋予军队的职能使命决定的，社会声望作为一种社会学评价方法，实质上只是对军事人才地位从社会心理角度所做的一种局部性判断。这种评价既受评定者价值取向的影响，又与不同时期军队担负的任务有关，还与军事人才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互相影响。总的看，战争年代、和平时期某些需要军队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的阶段，军事人才的社会声望高。和平时期的多数阶段，军事人才的作用不易被民众直接感知，因而社会声望相对较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取向多元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对军事职业的认识存在片面性。社会声望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一起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进而影响社会成员的职业选择和价值追求。
四、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地位的总体评价
要正确地评价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影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评价。总体来说，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不论是客观认定还是主观认定，各种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军人（主要的军队干部为对象而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中间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必须与整个国家社会阶层结构的现实状况联系起来看，虽然军事人才在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社会地位处于中间层稍偏下，但并不意味着军事人才比大多数社会成员社会地位低。因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属于“金字塔”型，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下层和底层〔1999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为：产业工人占22.6%（其中农民工7.8%），农业劳动者占44.0%（其中外来农民0.1%）、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3.1%，总计约70%［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2006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为：产业工人占14.7%，农业劳动者占40.3%，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5.9%，总计约6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页。］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社会这个庞大的底层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从中国社会阶层的现实状况来看，军事人才要比多数社会成员的地位高。
第三节 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提出的新挑战
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三个大的时代背景：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它使发达国家军事与工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军队战斗力和社会劳动力系统也发生深刻变化，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指挥体制和作战训练方式上的差距，以及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的差距，使发达国家军队向信息化转型潮流对尚未完全实现机械化的我军形成巨大冲击，使我军与现代战争要求不相适应。二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许多领域资源配置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系列落后的军官培养、兵役制度、后勤保障、战争动员、福利待遇等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功能弱化或部分失灵。三是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半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转型，引起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机制变化。我国目前主要针对“行政制”、“单位制”和“身份制”等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使社会流动空间增大，社会组织形式、深层文化结构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地位观、职业声望评价标准、择业取向等发生深刻变化。上述因素交互作用于人这个核心，对军事人才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
鉴于此，下面分析军事人才建设面临的挑战时，以分析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影响为主，但又不局限于这个范畴，还会把目光投向引起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宏观背景，即把问题放到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这个更宏观的背景中来分析。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历史已经证明，传统的社会结构内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现代化军事系统。因此，不能把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对军事人才建设的挑战，简单地理解为不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