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日：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日同人。同人日：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日：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同人卦乾上离下，乾为天，为火；离为明，为火。火性炎上，与天亲和，所以象传说是“天与火，同人”。上乾之日，明照白昼；而下离之火，烛照于天，则补天日之不足，使黑夜有白昼之明。
野：离国很远的地方。亨：大家都欢乐。
本卦说明为了共同的目标，志同道合的人应走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学会异中求同方能合作成就大业。爻辞新解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日：出门同人，又谁咎也。“初九”是“同人”开始的一爻，与“九四”同性相斥，不相应。但也象征中间没有私情存在，与人交往的公正与广阔；超越在一门之内的狭隘的近亲关系。像这样交往广阔，当然不会有过失。
这一爻，说明和同首先应打破门户的成见。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日：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是宗族。“六二”中正，与“九五”阴阳相应，通常是吉的象征；但这一卦，是在阐扬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相应反而成为不利的关系，因而不相宜。用只在宗族中交往的现象来比拟，这种宗族和同的态度，虽然不能说错，但也不值得赞扬。这一爻，说明应进一步打破宗族观念。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日：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戎”是军队。“莽”是草丛。这一卦，只有一个阴爻，其他的阳爻，都要与他和同；因而，“九三”也不例外。但“九三”阳爻阳位，不在中位，性情暴躁，过于刚强，与“上九”又同性相斥，就想与下方接近的“六二”交往。可是，“六二”与“九五”关系密切，“九五”必定加以干涉，而“九五”强大，于是，在草丛中设置伏兵，并登高观察形势。但这样畏首畏尾，恐怕三年也不能出兵，最后只有不了了之。
这一爻，说明和同是道义的结合，足以使不义畏惧。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日：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四”性刚，想与惟一的阴爻“六二”亲近和同，却被“九三”像一堵城墙似的隔开，不能与“六二”相近。“九四”于是“乘其墉”，登墙攻击，想以武力争取“六二”。“九四”此举，当然也是违背“同人”之道的。“九四”质刚故能攻，居阴位则又能用柔，在攻而不胜，陷于困境之时，能够反躬自省，知道自己的行为于义不正，因此困而知返，退而不攻，回到“同人”之道的准则上来，结果仍然是吉祥的。
这一爻指出，与人同应以道义为原则。
九五：同人先号眺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日：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阳刚中正，与“六二”是同心相应的天然同盟者；但由于“九三”、“九四”横梗其问，割断其联系，使得“九五”不能与相应者相遇，所以为之痛哭。但是“九五”毕竟是刚健有力的，尽管“九三”伏兵于林莽，“九四”登上城墙进攻，“九五”仍然决心为正义一战。由于“九五”以中正之道作为行事原则，顺利地克服了一切阻碍，终于得以与同盟者“六二”相遇。这又使得“九五”破涕为笑。
这一爻是说，“同人”之道重在求心之同。心同意同，不用强求而自同。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日：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在这一卦的最外面，里面没有呼应，无人与他和同，所以说在郊外。像这样孤独，应当不吉祥；然而，“上九”远离人群，是因为不愿同流合污，早已觉悟，所以不会懊悔。
“象传”说：这是不得志。像这种孤独清高的人物，自己也许不懊悔，但在别人看来，并不能说是真正得志。
这一爻，说明和同应本积极的态度，但也不能同流合污。
周人卦点悟基于正道的积极合作
同人卦，阐释和同的原则，否极终于泰来。然而，安和乐利的大同世界，并不会凭空到来，仍然需要积极追求。首先应当破除一家、一族的私见，重视大同，不计较小异，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以道义为基础，于异中求同，积极地广泛与人和同，才能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正义必然使邪恶屈服，但障碍必须果敢地排除。牺牲小我，然后才能完成大我，先苦而后始能甘。不过，与人和同，应当积极，不可逃避，固然不能同流合污，但自命清高的孤僻态度，也不值得赞扬。周人卦例解“好人”更应当和同共济所谓“好人”，是指心性正直，不走歪门邪道的人。他们为所做的正当之事寻求合作，才称得上是“同人”而不是小人，污行沆瀣一气。当然，“好人”由于各自心性耿直，有时也难免各执一端，以致心难相通，因而导致不能和同共济，使他们的力量不能往一处使，这往往是令人很遗憾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就让人感慨颇多。
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1019年与1021年相继出生，年轻时，都曾在同一机构担任完全一样的职务。两人互相倾慕，司马光仰慕王安石绝世的文才，王安石尊重司马光谦虚的人品，在同僚们中间，他们俩的友谊简直成了某种典范。
后来，因王安石主张变法，施行新政，而司马光表示反对，不久，这对本来相互唱和、互相赞美的两位老朋友竞好像有了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两位智者名人，成了两只好斗的公鸡。有一回，洛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包拯邀集全体僚属饮酒赏花。席中包拯敬酒，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酒量极差，待酒杯举到司马光面前时，司马光眉头一皱，仰着脖子把酒喝了，轮到王安石，王执意不喝，全场哗然，酒兴顿扫。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喋喋不休地骂起王安石来。王安石以牙还牙，也痛骂司马光。自此两人结怨更深，王安石得了一个“拗相公”的称号，而司马光也没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忠厚宽容的形象大打折扣，以至于苏轼都骂他，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司马牛”。
“拗相公”的拗性和“司马牛”的牛脾气更激化了他们的冲突。王安石太自信了，这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派领袖根本不把司马光放在眼里，就像一位斗牛士，看见凶猛的蛮牛冲过来了，还嫌不够刺激，挥动手里的红布，要让牛变得更加愤怒。司马光也不是好惹的，他又是上书，又是面陈，告了“拗相公”的御状。罪状之一是“不晓事，又执拗”；罪状之二是拉帮结派，利用皇帝给的特殊权力，拉拢了一大帮江西等地冥顽不化的蛮子。结论是：此人不是良臣，而是贼民。一直把王安石搞下了台，司马光才罢休。他们早年抱定拯救国家和百姓的理想，终于成为一个泡影。
到了晚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早年的行为都有所悔悟，大概是人到老年，与世无争，心境平和，消除了一切拗性与牛脾气。王安石曾对侄子说，以前交的许多朋友，都得罪了，其实司马光这个人是个忠厚长者。司马光也称赞王安石，夸他文章好，品德高，功劳大于过错。
虽然王安石、司马光二人晚年又重修旧好，但毕竟能够做事的人生黄金时光已悄然而逝，在那时他们没有团结合作，协心同力地为国为民出力谋划，违背了“同人”的精神，自然会在他们心中留下遗憾，也令后人为之叹惋。
天底下有能耐的好人本来就不多，应该想着同心协力为社会多做贡献。不能因为各自的思想方法不同，性格上的差异，甚至微不足道的小过节而互相诋毁，互相仇视，互相看不起。古人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不合作的态度和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万事不顺或增加了成功的难度。从理智上来说，的确是不足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