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下一代有了责任心，这个国家就有希望。而责任心是从小培养的。
我在小学担任过6年班队干部，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人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们的中队委员会共有8名成员。女生5名：顾湲、崔艺新、张燕多、赵小沫和我。男生3名：夏载屏、王冠英和李平。我们这8个人各有所长，分工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配合默契。其中有一条职责是共同的，就是帮助学习差的同学，不让一个同学掉队。
张效梅老师组织了学习小组，8个班委都担任组长，每个小组里都有几个学习吃力的同学。我的学习小组人最多，有5个成员。这些同学中大都学习成绩较差，有的男生还挺淘气。张老师为了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帮助这些同学，亲自带我们去家访。当我看到一个女生家里有8个孩子，屋子里黑漆漆的，才知道，她学习不好是她家庭环境差，家务负担太重，于是我从心里产生同情心和责任心，很愿意去帮助她。
崔爱国的爸爸是个军官，比较粗暴，常常因为崔爱国的成绩不好狠狠地打他。我把学习小组从我家搬到他家，帮他听写生字，和他一起读课文。一次，他爸问起儿子考试成绩，我笑着说：“崔爱国的进步可大了！”其实，他刚刚的考试并没有及格。他爸一听高兴了，说，卢勤是好孩子，儿子肯定能进步。以后，他不再打孩子了。崔爱国真的进步了。他最后考上一个不错的中学，毕业后承担了十分重要的工作。插队回京后，我和崔爱国第一次见面时，他还感谢我呢，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1969年，我离开北京去东北插队。三年后我作为知青赴京汇报团回到北京。一天，我走在路上，一位高个子男子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这不是我的小学同学朱宏俊吗！当时，朱宏俊也是我们学习小组的成员，学习比较吃力，我没少帮他。“我妈请你到我家去一趟。”朱宏俊小声说。他妈是我们学校的温老师，她没教过我，但我认识她。
那天我去了他家。我一进门，只见长方桌上摆了许多大苹果、大香蕉、大鸭梨。
“你吃吧！小时候你尽帮我。”
朱宏俊的一句话让我激动不已。“小时候”都过去20多年了，他还记在心里！那一刻，我又一次感受到助人的快乐！
20多年前，我尽到的是责任；而20多年后，我收获的是快乐和友谊。
听我妈妈说，我去东北插队的那十年，常有我们班的男生来我家帮我妈拉煤、运白菜，他们是谁，我至今都不知道。
北京史家小学70年校庆时，小学同学聚会，阔别50年的尹亚利见了我，搂住我哭了：“卢勤，我终于见到你了！小时候我很笨，你不嫌弃我，老帮助我，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我望着她，她童年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我感到50年过去了，岁月抹去了许多记忆，留下的却是别人对自己的好。
和尹亚利一起来的还有徐耀荣，他一见面就说：“卢勤，你还记得我吗？小时候，你天天送我过马路！”
我想起来了，徐耀荣，这个淘气包！他总疯跑，把肋骨摔断了，穿上铁背心。张老师怕他出事，就让我每天把他送过马路再回家。我觉得，能帮助同学做点事，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于是我光荣地完成了老师交给我的任务。
我发现，人的责任心就是在负责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你把“这是我的责任”这句话放在心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世界有许多要你做的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责任心变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0年前，我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们朗诵着毛主席那段着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打起背包，告别北京，奔赴祖国最贫困的农村，和那里的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园。尽管那里条件艰苦，生活困难，尽管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否返城，但我们心中始终一片光明。我们不畏艰难，朝气蓬勃，尽心尽力地为那里的老百姓办事，因为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人民，懂得了是谁养育了我们。为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我们心中始终怀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年我插队的地方是吉林省镇赉县东屏公社乌木大队巨丰山生产队，我清楚地记得，那里没有电，光有煤油灯。我就去白城市找到原秋书记，请求他批了风雨线，使生产队终于通上了电。
通电的那天晚上，全村老少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兴奋得抱成一团，又笑又跳。村里的孩子放起了鞭炮。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跪在炕上磕头，还念叨着：“真没想到，我活着还能看到共产主义。”我问她：“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她说：“早就听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今儿有了电灯，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
我听后感慨万千，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耕耘，不就盼望过上好日子吗。如今，看到电灯就满足了，而城里人生活富裕了还不满足。回到北京后，每当我看到浪费现象，就常常会想起那位“见到共产主义”的老奶奶，想起巨丰山的乡亲们。
2009年，是我们下乡40周年。我参加“故乡行”活动时，和当年集体户的陈丽珠、贺谊亮、张民生一起回到巨丰山村。看到赵春等十几位70多岁的老队长、老农民还依然住在40年前的土房里，心里十分难过。回来后，我立即给当地的市、县领导打电话，与乡镇书记沟通，我们四人和我的朋友又捐了几万元钱，帮助15位60岁以上的农民改善了住房。
我11岁时，梦想当“知心姐姐”，照了这张“标准像”。
消灭贫穷，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下一代的神圣使命。我们有责任去为共和国尽力，我们更有责任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担负起这份重任。与共和国同龄，就注定要为之负重。
第六大财富：梦想
小学少先队生活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她能让一个普通的孩子萌生梦想，她能让你眼光放远，看到未来。
我从小是看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报——《中国少年报》长大的。我是中队宣传委员，收订和分发《中国少年报》成了我最乐于干的公务。我亲手缝了一只小钱袋，用来盛收来的报款。每一期新出版的《中国少年报》，就是通过我的手，一张一张传递到同学们手中。寒暑假，我按同学们住家远近，组成四个联络网，按时把每期报传送下去。我还是中队、大队的板报员，把队报上的重要内容登在黑板报上，报头的图案大都是照《中国少年报》上的插图画的。每一件具体工作的成功，都让我有一种成就感，对这张报的感情越来越深。
1960年，《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一个专栏人物“知心姐姐”。她梳着两根小辫子，戴着红领巾，脸上挂着亲切的、从不收起的微笑。她总是耐心地回答着少先队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一下子爱上了“知心姐姐”，每期报纸来，都先找“知心姐姐”。
在北京女一中上初二时，我有点像“知心姐姐”了。
有一天，我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见许多学校少先队活动见了报，我们中队的活动也搞得很好，怎样才能见报呢？”“知心姐姐”很快给我回了信，而且在信中称我为“卢勤小友”。第一次给《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写信就收到了回信，而且被称为“小友”，我心里美滋滋、甜蜜蜜，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走起路来脖子都挺得直直的。不久，我按“知心姐姐”说的办法，以“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五三中队”名义投了稿，我们中队的活动果然上了《中国少年报》。小小的成功，让我产生了大大的梦想。从此，我便成了“知心姐姐”的追星族。11岁时，我立下人生第一个志向，长大到《中国少年报》当记者，当“知心姐姐”。
为了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我开始向着“知心姐姐”的目标迈进。
小时候，我一直梳短发，为了像报花上的“知心姐姐”，悄悄留起长发，也梳起了两条小辫子，又特意去北京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取照片那天一看，哪里像“知心姐姐”，倒像一个光秃秃的小和尚。我很不满意，问照相馆的人怎么照得这么难看，照相馆的人说了句“名言”：“长什么样，照什么样！”我第一次照标准像，就受到打击，心中有点不快，但又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回家照镜子看，发现“知心姐姐”头发多，自己头发太少。于是，就把头上方的短发梳了两个小辫儿，下面再梳两根长辫儿，有点像了。但端详着照片，总觉得还少点什么？仔细看，才发现自己缺少“知心姐姐”那可信可亲的微笑。于是，我见人就笑，还热心帮助同学解除烦恼；时间长了，就有了“亲和力”，微笑也成了我与人交往的“见面礼”。记得六年级快毕业时，《北京日报》着名记者司马小萌来校采访我，还拍了照片。不久，报上登出了我戴着红领巾画黑板报的照片，文章题目是《全面发展的卢勤》，第一句写的是：“卢勤总是笑眯眯的……”从那时起，我学会用“太好了”的眼光看世界，笑容就没离开过我的脸，直到62岁。前不久，医生还说我是个不把病放在脸上的人。
15岁那年，我成了北京女一中初二年级第一批共青团员，当了三年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会委员。下午放学经常到故宫后海边与同学谈心，你说我听，我听你说，我再一次体会到“知心”的感觉真好！初三毕业时，我做出慎重的选择：高中毕业考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去《中国少年报》当记者，当“知心姐姐”。
我清楚地记得，中考作文题目是《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看到这个题目，我心里热热的，举笔有无数话要说，眼含热泪一直写到收卷。判卷老师正巧是我的班主任，后来对我说：“虽然卷子是密封的，我也知道是卢勤写的，那字里行间洋溢着你对祖国的热爱，对少先队的热爱，看得我热泪盈眶。”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不仅有阳光，还会遇到风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高三毕业时，大学的校门都关闭了，《中国少年报》也停刊了，大学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1969年，我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我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成了农村青年的“知心姐姐”。下乡3年没回家，带领青年组成剧团，春节期间去各村演出，深受欢迎。我领导的知青集体户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户，我还参加了赴京汇报团。4年后我调到白城知青办工作，并担任了地区知青办副主任，又成了知青的“知心姐姐”。我关心着他们的住房、吃饭，婚姻、恋爱、就业，为他们办起《知青通讯》。197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白城团地委委员。
1978年11月的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少先队恢复、《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报社写信，表达我童年的心愿。1979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踏入了朝思暮想的中国少年报社。那一天，我流泪了。我没有想到一个孩子的梦想，一个知青的理想，真的能实现。我下决心要为孩子工作一辈子。那时我30岁。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70年校庆时，我和恩师张效梅老师在一起。
我开始重新学习。我一边工作，一边上了中国新闻学院、中央党校、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用8年的工作之余时间，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我的收获不仅仅是拿到研究生的文凭，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了“韬奋精神”，并且把“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让孩子说话”作为为孩子办报的宗旨。我当了二十几年的“知心姐姐”。我认为这是一项天底下最有魅力的事业。1996年我担任了中国少年报社副总编。2000年，中国少年报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强强联合，组建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我先后担任了副总编、总编辑。
2000年9月12日，就在我度过52岁生日那一天，我又一次从广播里听到一个好消息：我荣获了第四届中国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韬奋新闻奖”。激动的泪水再一次流淌下来。
我从事儿童新闻工作30年了，韬奋先生信奉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直激励着我，尽心尽力为孩子们服务。我觉得人生追求的不仅是成功，而是幸福和快乐。我对幸福的理解是：“干我所爱，爱我所干。”正因为我干了我最爱干的事业，所以我一生是幸福的。
梦想是心灵的阳光，目标是人生的动力，眼光决定未来。童年，是梦的故乡，信念是人生的火把，它能最大限度地点燃一个人的潜能，引导他飞向梦想的天空。
我感谢少先队，感谢小学生活。正是因为少先队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我放飞了梦想；我感谢《中国少年报》，正是这个小窗口，打开了我的大世界，让我找到一生奋斗的目标。这梦想，这目标，犹如在心中播种了一个太阳，一个给人希望、给人力量的太阳，它会把你带进光明的世界，让你每天乐此不疲，其乐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