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骚杂记
《史记·屈原列传》，正如它其余的部分，未必完全可靠。不拘就思想或文体上观察，《渔父》明明是一篇子虚的文字，而史公却把它当做实事，编入传中。这是可疑的—点。谏怀王入秦的，据《楚世家》说是昭睢，而《列传》则以为屈原，显然的自相矛盾。这是第二点。把这两点综合起来看，则王懋竑王懋竑（1668—1741），字予中，因居白田草堂，所以又被称为白田先生。生于康熙七年，卒于乾隆六年，年七十四。他学术渊源，主要得力于他的叔父“天下人服”的状元王式丹，对以“学术气节显”的姨父乔可聘也略有所承。他一生精力，尽瘁于《朱子年谱》一书。又别为《年谱考异》四卷，并附录《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此外，尚有《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读书论疑》十六卷，尚有《续集》《别集》《朱子集注》《朱子语录注》等多种。说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似乎可信。王氏这一说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正面的理由。不过从反面推测，假定屈原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则谏入秦的，自然与屈原无干，而顷襄王时也不会有屈原再度被放以及和渔父在江滨问答的事了。这样，既可以避免《列传》与《世家》间的冲突，又可以省得教一篇寓言冒充了史迹。这比说屈原死在顷襄王时确乎合理得多。至于二十五篇连真带假的屈赋中，对于怀王被诱入秦那样严重的事，绝没有露一丝口风，也不妨附带的算作屈原，死在顷襄王时的一个反证。
然而王懋竑的话果能成立，其重要之点，还不在缩短了屈原几十年的寿算，订正了一个史实的错误。这件事本身的意义甚小。因这件史实的修正，而我们对于屈原的人格的认识也得加以修正，才是关系重大。怀王丧身辱国，屈原既没有见着，则其自杀的基因确是个人的遭遇不幸所酿成的，说他是受了宗社倾危的刺激而沉江的，便毫无根据了。
历来解释屈原自杀的动机者。可分三说。班固《离骚序》曰：“忿忍不容，沉江而死。”这可称为泄忿说。《渔父》的作者曰：“宁赴常流而葬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可称为沽身说。东汉以来，一般的意见渐渐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面，直到近人王树枬王树枬（1851—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精通经史，富收藏，尤多石刻精拓。其著书共53种685卷。提出尸谏二字，可算这派意见的极峰了。这可称为忧国说。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
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地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诚欺骗了。真正的屈原、汉人还能看得清楚。班固说：
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
这才真是《离骚》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是多么辽远！说屈原是为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
一种价值观念的发生，必有它的背景。是混乱的战国末年的《渔父》的作者才特别看出，屈原的狷洁，是大一统的帝王下的顺民才特别要把屈原拟想成一个忠臣。《庄子·刻意篇》曰：
刻意尚意，离世异佶，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诽）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这大概即指屈原一流的人，所以以洁身来解释屈原的死，是合乎情的。这一方面与他的时代风气正相合。但是，帝王专制时代的忠的观念，绝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的。伍子胥便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为了家仇，伍子胥是如何对待他的国和君，而他正是个楚国人。司马迁曾经“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倒还没有忘掉屈原的时代。
总之，忠臣的屈原是帝王专制时代的产物，若拿这个观念读《离骚》，《离骚》是永远谈不通的。至于王懋竑的话若能成立，则后世所以能把屈原解成一个忠臣，或许还要归咎于史公。《史记·屈原列传》若不教屈原死在顷襄王的时代，则后人便无法从怀王客死于秦和屈原自杀两件事之间看出因果关系来，因而便说屈原是为忧国而死的。
（本篇原载于1935年4月3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
端午节的历史教育
端午那天孩子们问起粽子的起源，我当时虽乘机大讲了一顿屈原，心里却在暗笑，恐怕是帮同古人撒谎罢。不知道是为了谎的教育价值，还是自己图省事和藏拙，反正谎是撒过了，
并且相当成功，因为看来孩子们的好奇心确乎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可是，孩子们好奇心的终点，便是自己好奇心的起点。自从那天起，心里常常转着一个念头：如果不相信谎，真又什么呢？端午真正的起源，究竟有没有法子知道呢？最后我居然得到了线索，就在那谎里。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塞其上，仍以五彩丝约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泪罗之遗风也。
——《续齐谐记》
这传说是如何产生的，下文再谈，总之是不可信。倒是“常所遗（粽子）苦为蛟龙所窃”这句话，对于我的疑窦，不失为一个宝贵的消息。端午节最主要的两个节目，无疑是竞渡和吃粽子。这里你就该注意，竞渡用的龙舟，粽子投到水里常为蛟龙所窃，两个主要节目都与龙有关，假如不是偶合的话，恐怕整个端午节中心的意义，就该向龙的故事去探寻罢。这是第一点。据另一传说，竞渡的风俗起于越王勾践，那也不可靠。不过吴越号称水国；说竞渡本是吴越一带的土风，总该离事实不远。这是第二点。一方面端午的两个主要节目都与龙有关，一方面至少两个节目之一，与吴越的关系特别深，如果我们再能在吴越与龙之间找出联系来，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吴越与龙究竟有没有联系呢？古代吴越人“断发文身”是我们熟知的事实。这习俗的意义，据当时一位越国人自己的解释，是“处海垂之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翦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说苑·奉使篇》记诸发语）所谓“水神”便是蛟龙。原来吴越都曾经自认为蛟龙的儿子（龙子），在那个大前题下，他们想，蛟龙是害人的东西，不错，但绝不会残杀自己的“骨肉”。所以万一出了岔子，责任不该由蛟龙负，因为，他们相信，假若人们样子也长的和蛟龙一样，让蛟龙到眼就认识是自己的族类，那会有岔子出呢？这样盘算的结果，他们便把头发剪短了，浑身刺着花纹，尽量使自己真像一个“龙子”，这一来他们心里便踏实了，觉得安全真有保障。这便是吴越人断发文身的全部理论。这种十足的图腾主义式的心理，我在别处还有更详细的分析与说明。现在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文所希望的吴越与龙的联系，事实上确乎存在。根据这联系推下去，我想谁都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那就不用讲了。总之，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它的起源远在屈原以前——不知多远呢！
据《风俗通》和《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古代还有以彩丝系臂，名曰“长命缕”的风俗。我们疑心彩丝系臂便是文身的变相。一则《国策》有“祝发文身错臂，瓯越之民也”的话（《赵策》二）。可见文身术应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两臂。二则文身的目的，上文已讲过，是给生命的安全作保障。彩丝系臂，在形式上既与错臂的文身术有类似的效果，而“长命缕”这名称又证明了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彩丝系臂是古代吴越人文身俗的遗留，也是不会有大错的。于是我又恍然大悟，如今小孩们身上挂着五彩丝线缠的，或彩色绸子扎的，或染色麦草编的，种种光怪陆离的小玩意儿，原来也都是文身的替代品。文身是“以像龙子”的。竞渡与吃棕子，上文已说过，都与龙有关，现在我们又发现彩丝系臂的背景也是龙，这不又给端午是龙的节日添了一条证据么？我看为名副其实，这节日干脆叫“龙子节”得了。
我在上文好像揭穿了一个谎。但在那揭谎的工作中，我并不是没有怀着几分惋惜的心情。我早已提到谎有它的教育价值，其实不等到谎被揭穿之后，我还不觉得谎的美丽。如果明年孩子们再谈起粽子的起源，我想，我的话题还是少不了这个谎，不，我将在讲完了真之后，再告诉他们谎中的真。我将这样说：
“吃粽子这风俗真古得很啊！它的起源恐怕至少在四五千年前。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很低。你们课本中有过海南岛黎人的插图吗？他们正是那样，浑身刺绣着花纹，满脸的狞恶像。但在内心里他们实在是可怜的。那时的人在自然势力威胁之下，常疑心某种生物或无生物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他们就认定那东西为他们全族的祖先兼保护神，这便是现代术语所谓‘图腾’。凡属于某一图腾族的分子，必在自己身体上和日常用具上，刻画着该图腾的形状，以图强化自己和图腾间的联系，而便于获得图腾的保护。古代吴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龙子’的身份，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所以有那断发文身的风俗。一年一度，就在今天，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急鼓声中（那时许没有锣）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波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一切，表面上虽很热闹，骨子里却只是在一副战栗的心情下，吁求着生命的保障，所以从冷眼旁观者看来，实在是很悲的。这便是最古端午节的意义。
“一二千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不断的暗中摸索，人们稍稍学会些控制自然的有效方法，自己也渐渐有点自信心，于是对他们的图腾神，态度渐渐由献媚的，拉拢的，变为恫吓的，抗拒的，（人究竟是个狡猾的东西！）最后他居然从幼稚的，草昧的图腾文化挣扎出来了，以至几乎忘掉有过那么回事。好了，他现在立住脚跟了，进步相当的快。人们这时赛龙舟，吃粽子，心情虽还有些紧张，但紧张中却带着点胜利的欢乐意味。他们如今是文明人啊！我们所熟习的春秋时代的吴越，便是在这个文化阶段中。
“但是，莫忙乐观！刚刚对于克服自然有点把握，人又发现第二个仇敌——他自己、以前人的困难是怎样求生，现在生大概不成问题，问题在怎样生得光荣。光荣感是个良心问题，然而要晓得良心是随罪恶而生的。时代一入战国，人们造下的罪孽想是太多了，屈原的良心担负不起，于是不能生得光荣，便毋宁死，于是屈原便投了汨罗！是呀，仅仅求生的时代早过去了，端午这节日也早失去了意义。从越国到今天，应该是怎样求生得光荣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要让这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
“但为这意义着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是谁首先撤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
准备给孩子们讲的话，不妨到此为止。纵然这番意思，孩子还不太懂，但迟早是应当让他们懂得的。是不是？
一九四三年七月
（本篇原载于1943年7月3日昆明《生活导报》第32期。）
人民的诗人
——屈原
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的。我说“曾经”，因为今天过着端午节的中国人民，知道屈原这样一个人的实在太少，而知道《离骚》这篇文章的更有限。但这并不妨碍屈原是一个人民的诗人。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也许正因如此，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呢？
第一，说来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却不是一个贵族。战国是一个封建阶级大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所以，官爵尽管很高，生活尽管和王公们很贴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样，是在王公们脚下被践踏着的一个。这样，首先在身分上，屈原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一篇题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诗》一样的歌舞剧”。虽则它可能是在宫廷中演出的。至于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显，而为历来多数的评论家所公认的。
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最富于正义感的。
但，第四，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楚亡于农民革命，不亡于秦兵，而楚国农民的革命性的优良传统，在此后陈胜吴广对秦政府的那一着上，表现得尤其清楚。）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有人说他的死是“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对极了，匹夫匹妇的作风，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