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整个说来，在选举与陪审法庭上，摄政者颇不顺利。在这两个地盘，因素难以预测，也因之难以威胁利诱。不错，反对派在选举方面的胜利只有表演价值，因为摄政者拥有取消任何行政官的权力，实际上也作了运用。不过，反对派在刑事犯方面所保留的处决权却剥夺了摄政者一项有力的工具。因之，在选举与陪审法庭上，反对派虽受限制，仍维持了相当的战果。
然而，摄政者还有一个更难摆布的领域，这便是文学。即使法律方面的反对也属于文学性，因为演说词也是当做政治小册子来发行的。诗的箭特别迅速锐利。贵族的青年，尤其是乡镇的中产阶级青年，热烈的发行小册子与警句，非常有效力。这些年轻人之中有乡绅元老之子盖阿斯·李辛尼阿斯·卡尔瓦斯（公元前82—48年），他的演说与小册子令人难当，而诗又写得令人喝彩；有克里蒙纳市民马卡斯·傅利阿斯·毕巴克拉斯（公元前102—约20年）；有隆纳市民昆塔斯·维勒阿斯·卡特拉斯（公元前87—约54年）；他们优美而锐利的警句像箭一样，又快又准，飞遍意大利。
这些年的意大利文学中充满这类反对言论，充满了对“伟大的凯撒”，“举世无双的将军”的愤怒讽刺；讽刺这一对亲爱的岳父与女婿毁灭了整个世界，为的是把从披头散发的塞尔特人掠来的战利品在罗马街头展示，为的是用最西方的小岛上得来的秽物大耍宾客，为的是用大笔的金钱买通年轻人的情妇，取而代之。在卡特拉斯等人的诗中，含有个人对政治的怨恨和绝望，类似于亚理斯多芬和狄莫赞尼斯的著作。
至少那三个摄政者中最明智的一个看得出来，不把这种反对放在眼里固不可能，要用一纸命令把它禁止也同样无效。因此，凯撒尽可能以个人的关系赢取这些作家中最知名的。西塞罗之能够得到相当的礼遇——尤其是得到凯撒的——主要是由于他的文明。即使与卡特拉斯，凯撒也愿缔结特别和约——卡特拉斯的父亲在维隆纳时与凯撒相识，凯撒透过其父亲而与其儿子缔交。这个刚刚对大权在握的将军发过最苛毒的攻击的青年，受到凯撒极尽奉承的待遇。事实上，凯撒的天分足以让他在文学本身的地盘上与文学家相遇（以此挡回许多攻击）；他的高卢记事就以很讲究的单纯与匀称的结构记述了他的军事行动。
然而实在说，只有自由才有诗与创作，只有它，即使是最蹩脚的、奄奄一息的，才能唤起热情。自古至今，一切真正的文学，必然是反专制的。若说凯撒在文学方面敢于进军而竟未失败，则原因仅在于他心中仍旧存着自由共和国的伟大梦想——尽管这个梦想他既无法传达给他的人，也无法传达给他的依附者——实际的政治并未绝对被摄政者所控制，犹如文学并未绝对被共和派所控制。
文学的反对虽然无力，却越来越大胆，越扰人，因此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公元前54年对伽宾尼阿斯的判罪，只是杀鸡儆猴。摄政者又协议推出一个独裁者——虽然是暂时性的——以对选举和陪审法庭采取新的强制措施。负罗马与意大利之主要统治责任的庞培，便接受了这个任务。结果，他性格的颟顸和犹豫，在该下令又有权下令的时候吞吞吐吐，又使事情不能果决完成。
公元前54年年末，元老院接到暗示——但并非由庞培本人——罗马需要一个独裁者。其言明的理由是首都帮派杂乱，贿赂与暴力公行，以致对选举及陪审法庭造成有害的压力，使首都长久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说词使摄政者们在实施非常措施的时候有所借口。但我们也可了解，未来的独裁者所不敢公开要求的东西，元老们却心里明白，因之即使那些最卑躬屈膝的也不敢给予他。为了选举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发生了最见不得人的丑事，造成前所未有的骚动，以致选举搁置了一整年，在虚君了七个月之后，才于公元前53年7月举行；庞培认为这种状态正是他所需要的机会，乃清楚向元老院表示，快刀斩乱麻的惟一方式便是立一个独裁者。不过，即使这一次，他也没有提到“指挥”二字。如果不是事态另有发展，或许这两个字还要继续保留下去。公元前52年的执政官候选人，摄政者一派所推出的是昆塔斯·麦将拉斯·西比奥和普布利阿斯·普劳西阿斯·海普撒斯，而共和派最大胆的份子提塔斯·安尼阿斯·米罗却也加入了竞选行列。
米罗甚具匹夫之勇，在借债与谋略上亦颇有天赋，最重要的还是他有天生的自信心，又细心的把这信心做过培养，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冒险者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那一行中，他仅排名在克罗底阿斯之后，因此两人自然变成了死敌。由于克罗底阿斯被摄政者收买，在摄政者的允许下扮演超等民主派角色，因此那米罗当然就非贵族莫属了！现在要与肆无忌惮之徒结盟的共和派，已经承认米罗为他们的合法战士，可由之参与一切暴乱。事实上，在这个战场上他们所得到的胜利都是米罗及其训练有素的开创士之功。因此，伽图及其友人也反过来支持米罗竞选执政官。甚至西塞罗也不免推荐这一个他的敌人的敌人，他多年来的保护者；米罗本人则不惜一切，包括金钱与暴力；而选举似乎已成定局。
对摄政者来说，这一项新的失败不仅将难以承受，而且含有真正的危险，因为米罗若当选执政官，不可能像杜米西阿斯等反对派那般言听计从。巧的是有那么一次，米罗与克罗底阿斯在罗马城外不远处的阿庇亚大道上相遇，两者的爪牙发生了冲突，而克罗底阿斯本人肩受剑伤，被迫退入邻屋躲避。这件事并非米罗授意，但事情既已发展到这种地步，米罗便觉得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置克罗底阿斯于死地，比令他受伤，危险性更小。因此他下令手下将躲藏的克罗底阿斯拖出砍死于乱刀之下。
拥护摄政派的街头领袖——护民官提塔斯·孟纳西阿斯·蒲兰卡斯、昆塔斯·庞培阿斯。乐傅斯和盖阿斯·撒勒斯西阿斯·克利斯帕斯——看出这是大好机会以斩断米罗的竞选，并为庞培求取独裁者之名。社会的渣滓，尤其是由奴隶解放的自由人和未解放的奴隶，因克罗底阿斯的死而失去了保护人与未来的解放者，因之很容易被煽动。于是，那血淋淋的尸体在广场的演讲台上展示出来，几个人发表过演说后，暴乱发生了。
那背信弃义的贵族集会之地显然被注定了要做那伟大的解放者之火葬堆，因为暴民把尸体抬到元老院，将元老院纵火烧毁。然后，群众冲向米罗住宅，将其包围，直至米罗手下用弓矢将其逐退。然后，他们又前往庞培住宅及其选定的执政官候选人住宅，齐呼庞培为独裁者，候选人为执政官；再往临时执政官马卡斯·雷庇达斯处，要求其负执政官选举之责，当后者以职责所在，不允暴民所请时，暴民将其住宅围困五日不散。
但这些暴民的煽动者却做得过火了。他们的主子当然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把米罗摆到一边，并获取独裁者之权。但他是想由元老院来赋予他，而非由手执大头棍的暴民。庞培率军将首都的暴乱敉平，因为这暴乱已非任何人所可忍受。同时，他坦白要求了他所要的职权，而元老院则惟有屈从。在伽图与毕布拉斯的提议下庞培除保有各行省之总督职位外，元老院改授他为“无回事之执政官”，而非“独裁者”；但实则一样，而元老院也只不过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庞培在合法的独揽大权之后，开始积极对付共和派——这一派在政治社团与陪审法庭有相当势力。他重申现行选举法，并由另一特别法来加强；另一项规定，追溯至公元前70年，则加强了违法者之惩处。更重要的法规是，总督职只有在执政官和次执政官卸任5年之后始可授予。这样的安排当然必须在4年之后始行有效，而在这4年间，则总督之派任便完全由元老院的指令决定，换言之，也就是由当时主宰元老院的人来决定了。
陪审委员会仍留其存在，但抗辩权则受到限制，尤为重要的是，法庭上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因为证人的数目与演说的时间都规定了最大限，除了事实的证人以外，不许再有性格上的证人以利被告。那曲意奉承的元老院并进一步在庞培的授意下发出谕令：阿庇亚大道上所发生的争执业已危及国家安全，因之，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与之有关的一切罪行，而委员则由庞培直接指定。此外，他并企图重赋监察官以重要地位，以此来清除乱民。
这种种措施都是在刀剑的威迫下实行的。随着元老院宣布国家陷于危机，庞培乃召令全意大利人兵役年限之内者全部武装，并宣誓效忠，以应任何事变。一支可靠的部队暂时驻守在朱比特神殿，反对派的任何骚动，庞培都以武力要挟。在克罗底阿斯被杀案的审讯过程中，史无前例的在法庭派遣了卫护部队。
重振监察官地位的企图失败了，因为不论元老院的大多数何等奴性，却没有一个有勇气有权威能做监察官的候选人。米罗由陪审团定了罪（公元前52年4月8日），而伽图求取次年执政官候选人则遭挫败。文学上的反对遭受一项新法令的打击，此后永未翻身，因为在摄政者们所惧怕的合法政治辩论已遭驱除，因之文学家们感受到君主专制的压力。当然，不论在大多数国人的心里还是在公务生活中，反对并未消失；若要使反对完全消失，则公共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不但需受限制，而且必须全部消灭。实则在这情势的转变期间，庞培的拙笨与偏执对共和派颇有帮助，使他们即使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仍然取得数次胜利，而他则痛感其失败之苦。
当然，统治者们用以强化其权利的种种措施均假借公共秩序与和平之名，以法规颁行之，凡不希望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人也一律被认为即同意这些措施。但这睁眼的瞎话，庞培却做得过火；负责调查最近动乱的特别委员会，庞培不派他的死党充任委员，却选各党各派最受敬重的人士，甚至包括伽图在内。同时，他又在法庭展示他的影响力，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维持秩序，因而使得那种时期法庭中惯有的骚乱不得出现，不但阻遏了反对派代表的发言，也塞住他本派人员的嘴。
摄政者的这种中立立场可以在特别法庭的裁判中看出。陪审团不敢赦免米罗，但属于共和党的大部分与事者都被宽赦，而帮助克罗底阿斯（换言之，即帮助摄政者）的分子则被无情定罪，其中包括凯撒和庞培的几个心腹友人，甚至包括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海普撒斯、护民官蒲兰卡斯与乐傅斯。因为他们为了庞培利益而指使暴乱。
为了装得公平，庞培并未阻止对他们的定罪，这又是他愚蠢的例子之一。另一个例子则是他在不重要的事上，为了有益于自己的朋友而违背他自己的法规。例如，在蒲兰卡斯的审讯上，他出任性格证人，保护几个跟他有密切关系的被告——如麦特拉斯·西比奥——使他们不被判罪。这是他的常态，总是做着自相矛盾的事。一方面想扮做公平无私的摄政王，另一方面又想做党魁，结果是没有一种像样。乐论称他为暴君，他的爪牙则认为他不愿或无能保护他们。
然而，共和派虽然仍时有骚动，甚至有零星的成功（主要是由庞培的错误），摄政者们获取独裁之职权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缰绳越来越紧；共和派遭受压制，新的君主政体得到加强。群众开始接受后者。当庞培病重康复之际，举国欢腾庆祝，表现出君主制度下特有的现象。摄政者们显得满意了。公元前52年8月2日，庞培辞独裁职，而与友人麦特拉斯·西比奥共任执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