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再度开始有动向。正在这时，马卡斯·西塞罗在发誓不仅参加元老院的不管派，而且要倾其全力为摄政者们效忠之后，获得了摄政者们的同意回到了罗马。在允许他返回的这件事情上，庞培只不过向寡头政府做了一个偶然的让步，一者是为克罗底阿斯找点麻烦；二者是试图把这个能言善道的前执政官变做工具——因为此人在经过足够的打击之后已经惟命是从了。出乎意料的，西塞罗的回京却被共和派当做宣传工具，正如他被放逐的时候一样。由提塔斯·安尼阿斯·米罗的一帮人做保护，抵住克罗卢阿斯一帮人的反对，两个执政官在元老院的紧急命令下向公民提议，要求公民允许西塞罗回京；同时，元老院促使所有支持宪政者参与投票。投票日（公元前57年8月4日），异常多的知名之士——尤其是来自乡镇者——群集罗马。西塞罗由布隆底西安到首都的行程也成为一连串公众情绪表露的时机。如此，元老院和倾向宪政的公民之新联合公布了，这对贵族业已动摇的勇气有相当的振奋作用。
对这种大胆的宣示，庞培束手无策，而他同克罗底阿斯的斗争之近乎荒唐的处境，使他大失信誉，他跟元老院的联盟亦然。因此，他的无能使元老院中拥护摄政者的一派士气大丧，而共和——贵族派则自然占据了元老院的上风。如果共和派勇敢而巧妙，这一局派系的斗争并不就此无望。因为现在它具有一个世纪来所未曾有过的力量：即人民的坚定支持。如果它能信仰人民和其自身，则它就会以最短、最光荣的途径达到目的。为什么不公开果决的攻击摄政者？为什么元老院不出现一个出众的人物攻击摄政者，并以之为首脑，把摄政者的特殊权力取消，以之为不合宪法，并召令意大利的共和派起来反抗暴君？用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再度恢复元老院的统治权。这样做，共和派固然冒险，但也可能这最冒险的决心是最明智的——事情往往如此。
由于这个时期的贵族已经几乎没有能力做这种简单而冒险犯难的事情，他们便找出另一条比较确定，或者说，比较适于这些立宪派的性情的途径：他们挑拨离间两个摄政者，以便最后重新掌握国家的船舵。两个统治者的关系松弛了，改变了，而凯撒的优势力量迫使庞培寻求新的司令权位。如果他能如愿，两人的决裂就可能以某种形态发生，而两人的斗争亦将随之而起。如果庞培无人支持，他的失败殆无可疑，而立宪派将发现他们的统治者由两个变做了一个。但如贵族跟较弱的一个联合，则联合派即可能获胜，因为庞培是个干练的将才，而立宪派的兵源众多。胜利后再处置庞培则容易得多，因为在政治上他并非能手。
因此，随着事态的推移，庞培自然与共和派可以产生谅解。至于这种谅解是否可以真正达成，两个摄政者与贵族之间的混乱关系究竟呈现如何的形式，则要在公元前57年秋季予以讨论，届时庞培要建议元老院将异乎寻常的权力交托于他。他的要求之根据和11年前一样，是首都面包的大幅涨价（这和伽宾尼亚法颁行之前一样）。涨价是否由操纵造成——克罗底阿斯有时即如此指控庞培，有时又如此指控西塞罗，而后二者又转而指控前者——则不得而知。海盗的劫掠，公库的空虚，谷物分配的监督不当，本身即足以造成首都食物的匮乏——这个大城的粮食几乎全靠海外供应。庞培的计划是要取得全帝国粮食的监督权，而为达此目的，则一方面要掌握罗马国库的无限主宰权，另一方面则须掌握陆军与舰队大权，同时要取得各行省的司令权，使其权力高于各行省总督。总之，他想求取的是伽宾尼亚法的改良版。依照此法，埃及战争之处理权亦将附加上去，就如密斯拉达斯战争的处理权自然要附加于海盗围捕权上。
对于新专制者们的反对不论有何等根据，当这个提议在公元前57年提出讨论时。元老院的大多数却仍受着由凯撒所激起的恐惧之约束。在马卡斯·西塞罗的动议下（这是他第一次按照授意表露他从被放逐的经验所习得的奴性），元老院谄媚的接受了这个计划的原则。但在细节的决定上，却跟原先的计划有非常实质的出入。庞培不但未得自由运用国库权，未能掌握海陆军权，甚至连高于各行省总督的权柄亦未取得。元老院只答应交托他一大笔款项，十五名副官，以及此后五年全罗马帝国有关谷物供应的充分总督权。再者，这个命令还必须经过公民认可。
这几乎是对原计划的驳斥，而导致这种改变的有许多原因。在高卢行省，要将与凯撒同等的权威授予凯撒的同事，甚至要比凯撒的权威尤高，这恐怕是连最胆大的人也不敢同意的。克拉苏，这庞培的世袭敌人与不情愿的盟友，也暗地里在反对。元老院的共和派反对任何增加摄政者权威之事，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庞培本人的暖昧态度；这个人即使在不得不行动的时候，仍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动向，必是由朋友出面，自己则以他著名的谦虚表示：即使再低的授权，他也会觉得满意。无怪别人就故意把他的话当真，授予他的少些。
虽然如此，庞培还是因为至少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差事而高兴，最主要的是他有了适当的借口可以离开都城。再者，他为都城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粮食——尽管行省为此而感到严重不满。他有权在各省具备地方总督之名——但这却只是空名，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因之，不久他就向元老院提出第二项建议，要元老院责成他协助被逐的埃及王复位，势若必须，可以武力行之。但他越是需要元老院，元老院越不尊重他的愿望。不久，从女预言家的神谕中就发现，派罗马部队入埃及乃是不敬神之举，而虔敬的元老院则几乎一致决定避免军事干预。庞培这般低声下气，以致即使没有军队也愿受此任务。但他的装聋作哑却又已到如此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致只让他的朋友去为他求取，他自己则说当派另一位元老前往。元老院当然拒绝这个提议，因为这等于是让一个重要的人去冒性命之险。经过无休无止的讨论后，决定根本不插手埃及事务。
庞培在元老院所遭受的一连串挫折（更糟的是他都忍气吞声的吞了下去）自然使民众认为是共和派的胜利，是摄政者们的失败。因之，共和潮流越涌越凶。公元前56年的选举就已对摄政王有部分不利，普布利阿斯·瓦亭尼阿斯和盖阿斯·阿尔夫阿斯落选，而已颓的政府之热烈支持者奈阿斯·蓝特拉斯·马西利纳斯与奈阿斯·杜米西阿斯·卡尔维纳斯则各自当选为执政官与次执政官，公元前55年，鲁西阿斯·杜米西阿斯，艾汉诺巴布斯求任执政官，由于他在首都的影响力及其财富，要想阻止他当选甚为困难，而他对民主派的反对则明目张胆。
如此，民众议事集会反对，而元老院则与之鼓合。伊斯特拉坎几个以智能见称的占卜者提供了某种意见，元老院做了严肃考虑。天启显示，由于上层阶级的不和，全国的军力与财力将转入一个独裁的统治者之手，而国家将丧失自由（众神所指的似乎主要是盖阿斯‘麦西阿斯的提议）。共和派不久就从天上落实到地上来。由凯撒以执政官的身份所颁布的法规——如有关卡普亚之的领土等等——被他们宣称无效，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表示了一个意见，就是这些法规务须废除，因为它们不合规定。如此，公元前56年4月6日，执政官西塞罗在元老院满额元老之前提议，坎班尼亚土地分配当于5月15日辩论。
这是正式宣战，而由于宣战者是那些稳操胜券始做表示的人士之一，这项宣战便更为重要。贵族们显然觉得斗争的时间已经到来——不是站在庞培一边跟凯撒斗争，而是反对所有的摄政者。继之而来的行动不难看出。杜米西阿斯并不隐讳他要以执政官之名，建议公民，立即从高卢召回凯撒。贵族复辟正在进行，他们攻击卡普亚殖民地之举，实乃向摄政者甩下手套。
首都的事件凯撒天天都取得详细报告，在军事情况许可时，还从近处观察，只是直至此时未作公开干预。但现在贵族已向他的同事——尤其是他——宣战；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他行动得十分迅速。那时他正巧在邻近，因为贵族们甚至认为不宜在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才宣布破裂。公元前56年4月，克拉苏离开首都，跟这个权力更大的同事商议必要的安排。他在拉文纳找到了凯撒，两人同往鲁卡。庞培也以从萨丁尼亚和埃及取粮为借口，在克拉苏之后不久离开罗马。三人会面。摄政体制最热烈的支持者，有如近西班牙地方总督麦特拉斯·奈波斯和萨丁尼亚地方执政官阿比阿斯·克劳底阿斯等多人跟随。一百二十名侍从及二百名元老参加了这些会议，与共和派的元老院对立的一个君主派元老院于焉形成。
决定权完全操纵在凯撒手里。他用此权重建和巩固现存的联合统治，但其基础则为权力的平均分配。从军事观点言之，除却两个高卢行省的总督职位以外，最重要的便是两个西班牙省和叙利亚省的；西班牙省总督指派庞培充任，叙利亚省的则指派克拉苏。这总督职位系以人民的命令颁予，任期5年（公元前54至50年），各有适当的军事与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凯撒要求延长他的统帅权（原于公元前54年届满）至公元前49年，并将他的兵力扩充至十个军团，由国库支付他自行召募的军队之薪饷。庞培与克拉苏获准于次年（公元前55年）第二度任执政官，而凯撒则保留在公元前48年他的总督任期届满后的最高行政统治权，因为这时已符合同一人任两任执政官之间须隔10年的规定。庞培与克拉苏在首都急需军力支持，凯撒的军队原为做此之用，但由于不能从阿尔卑斯山北撤回，因此，他们需要另征新的军团；名义上这些军团是为派赴西班牙与叙利亚，但他们可以在觉得方便的时候将军队派离意大利。
如此，主要问题解决了，次要的问题——对付首都中反对派的策略，此后候选人的规划等等——已不致长期留住他们。这位协调大师以其惯有的从容协调了各个人的不同，使最为针锋相对的份子一致行动。在庞培与克拉苏之间至少获得了表面的了解。甚至普布利阿斯·克罗底阿斯也在劝诱之下保持安静了，不再进一步跟庞培为难——这确实是凯撒这位魔术大师的惊人成就之一。
综合种种情况可以看出，这次的协调并不是各个独立而互相敌对的摄政者们以平等的立足点而达成的，而是出自凯撒的善意。庞培到达鲁卡时是个无权无力的难民，来祈求他的对手的帮助。凯撒可以把他挥开，宣布联合统治解散，也可以接受他，让联合统治再继续下去；然而不论哪一种途径，庞培的政治前途都已结束。如果他此时不与凯撒决裂，则他就变成了凯撒的依附者。如果同凯撒绝裂——这实则不大可能——而同贵族缔结新的联合统治，则这种临危的结盟对凯撒不会有多大压力，他可以不予理睬。至于克拉苏，他跟凯撒的严重对立根本不可能。
很难说是什么动机使凯撒放下他超越的地位，自动把第二执政官与军事指挥官的职位让予他的对手——即使在公元前60年，联合统治达于巅峰的时候，他都曾拒绝这种让步。而庞培此后（显然是意在武装以对抗凯撒）也曾不用凯撒的帮助，甚至违背凯撒的意思自行求取这种权位而归徒然。不错，被置于军事力量之首的不仅是庞培，也还有庞培的宿敌与凯撒的长期盟友；而克拉苏之所以获得这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仅为平衡庞培的新权力。然而，当庞培从一个无权无力的人变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官时，凯撒确实还是有重大损失。
可能凯撒觉得自己对部队还没有足够的掌握力，还不足以率领他们发动一场敌对政府的战争，因此担忧会因从高庐被召回而引起内战。但在这个时期，内战是否来临，主要是依首都的贵族而定，而非依庞培。由于这个原因，凯撒可能不愿与庞培公开决裂，以免贵族们的反对会因之受到鼓励，但这个原因却不可能使凯撒做出他所做的那种让步。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个人的原因。可能凯撒回想到他也曾处在庞培如今的地位，而只因庞培退一步（不错，是优柔寡断的，而非大度的）才使他免于毁灭。也可能凯撒不忍令他的爱女心碎——他这爱女诚诚恳恳地爱着她的丈夫——因为凯撒的心胸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容得下很多其他事物的余地。
但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高卢。凯撒认为征服高卢（这一点是跟他的传记作家们的观点不同的）并不是附带性的事业以作为他攀登宝座之用，而是为了他国家的外在安全与内在的重组，总之，是为了未来。为了他能够完成对高卢的征服，为了不致在这段时期缠身于意大利内部的事，他果决地放弃了他独特的优越地位，给予庞培充足的兵权，使他能够与元老院及其附和者周旋。
如果凯撒除了尽快成为罗马之王以外没有其它目标，则这样做显然是重大的政治错误。但这个稀有的人的雄心决不止于称王。他有那种胆量同时要完成两桩艰巨的大业——整顿意大利内部，又为意大利文明赢取新土地。这两种任务当然有互相干扰之处，而他高卢的征服之举与其说有助于他取得王位不如说是有所阻碍。他本可在公元前58年发动意大利革命，却将之延至公元前48年，这让他经历了甚多的苦痛。但既为政治家又为将军的凯撒却是这般大胆的玩家，既对自己充满信心又不把他的对手放在眼里，因而总是出步奇伟，有时甚至显得异常。
现在，轮到贵族们尽情大胆的宣战了。但最可悲的事却莫过于懦夫不幸有了机会让他作大胆的决定。他们根本看不到远处。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想到过凯撒会站稳脚步，甚至也未料到庞培与克拉苏会跟他有再次紧密结合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不可置信，但当我们看一看元老院的立宪派领袖群时，却又觉得情况可解。伽图仍然缺席，因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便是马卡斯·毕布拉斯了，此人乃是消极抵抗的英雄，是所有的曾任执政官的人中最顽固最愚蠢的。贵族拿起武器，只为了当敌人手搭刀鞘时再立即放下。
仅仅是鲁卡会议的举行就足以压制一切真正的反对念头，让那些怯懦的一堆——也就是元老院的绝大多数——乖乖回他们的臣属地位上去，这个地位，在一个不巧的时刻他们曾将之抛却。朱利安法规的有效性，再也没有人要做有计划的讨论了。凯撒自行征募的军队由元老院谕令由国库支俸。要把凯撒执政官统属下的高卢行省从他手上取下的召令，也于公元前56年5月末被元老院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