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浅的“和平之船”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弗兰兹·斐迪南及其夫人，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波刺杀。萨拉热窝事件便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
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这天午夜，炮击贝尔格莱德，开始了军事行动。此后，事态急剧发展，各国纷纷动员、宣战。8月，德国、俄国、法国和英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从1914年7月28日起，历时仅3个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就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以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为一方，俄国、法国、英国、日本、比利时、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为另一方，到1918年，共有31个国家参加了战争。战争范围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这以前，美国一直宣布中立，美国各阶层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情绪占优势。
大战爆发的初期，美国国内爆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保持中立的讨论。1915年5月，英国客船“露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这是世界上名气最大的一艘游船，在此之前，曾经有无数的政界要人、贵族富豪乘坐过它。德国的鱼雷顷刻间摧毁了这艘尊贵的游艇，1198名乘客丧生或失踪，其中有128名美国人。当德国大使忧心忡忡地给首都发电报的时候，美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讨论着是否参加对德国作战的问题。孤立主义是暂时的，对美国有用就坚持，当美国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孤立主义便失去了市场。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大力提倡美国进入战备状态。全美国人民都陷入战争狂热中，但是作为美国的一员，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企业家，亨利是反对战争的，他站在了反战的一方。
就在1914年，发布5美元日薪的那一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亨利·福特就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兴趣转到了政治上来，他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发表他的立场和观点，他的和平思想成为公众辩论的话题之一，他对报界所发表的言论成为报纸上的新闻标题，用加大的字号表现出来。亨利本人则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一种越界发挥才能的偏好。商业记者B.C.福布斯毫不客气地说：“福特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走火入魔，以为自己有了钱，就可以做成任何事。”
的确，T型车和5美元日薪成就了亨利·福特的神话，全国都把他当成一个人物，他觉得人物就应该有个人物的样子，就要在更大的舞台上演出。于是，到1915年前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向公众事务领域进军了——他对一些有争议性的话题指指点点，支持一些政治运动，甚至想谋求公职。当然，他的政治活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1915年初，《纽约时报》刊登了亨利·福特发表的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说，他认为“战争”这个词是用牺牲士兵的鲜血拼成的，只有那些军火商、恶棍、欠债人，以及华尔街那些不劳而获的投机者才想加入战争。
1915年2月，亨利在自己属下的《福特时代》上重印了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其中有一段话是亨利非常推崇的：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这些利益与我们几乎没有关系。欧洲国家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因此，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盛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结成友好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亨利认为，早在100多年前，美国的伟大奠基人华盛顿就为美国人指明了永久的和平之路，作为后来人，没有理由不遵循这条纲领，把美国带到战争的路上去，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他个人和他的家庭都不能接受的。
8月22日，他在底特律的《自由报》发表了长篇声明，再次表达了他的反战观点。他说他将尽一切努力阻止美国参加战争，他反对政府备战，认为战争是一种恐怖、浪费和毫无用处的东西。
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1915年9月，亨利·福特竟然发出一份倡议，号召全美国的富人们为了和平而慷慨解囊，建立反战基金。而在此之前，我们都知道亨利对各种各样的捐款是多么的深恶痛绝。他还一再地跟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说，如果把用来备战的财力和精力转移到阻止战争上，那么世界将永远和平，人们也就不必为战争流血牺牲了。他还一厢情愿地建议政府引导人们把钱用在生产更多的农用机械上，改进农用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在福特看来，这些才是正事，政府不应该把精力用在“备战”上。
福特的和平主义活动遭到了多年合作伙伴詹姆斯·库兹恩斯的强烈反对，于是，在10月初，库兹恩斯离开了高地园工厂。
亨利依然致力于他的和平事业，他认为他有责任把这项事业进行到底。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工业领袖，亨利·福特的言论通过报纸传遍了全国各地。在此期间，亨利·福特认识了一些他认为是反战的人士，而这些人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名声和金钱。也正是这帮人，把单纯的亨利引向了极为尴尬的地步。
罗西卡·斯威默夫人，一个匈牙利裔的美国人、反战主义者，她1915年来到美国，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反战集会上，号召人们抵抗美国参战。她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到亨利的反战立场，就与他取得了联系。
11月初，他们见了面，进行了交谈。在场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叫路易斯·洛克纳，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且很激进。斯威默夫人认为，为了结束战争，应当组建一个叫“和平事业委员会”的组织。年轻人在一旁立即随声附和，而且当即拿出事先拟好的计划，他们甚至怂恿亨利去与威尔逊总统会面，阐述他的反战思想。亨利立即就被他们打动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还有很多人和他一样，对美国抱有那么强烈的热爱，以至于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落入战争的泥潭。于是，他当着两位客人的面答应找机会去纽约见一见威尔逊总统。
11月23日，威尔逊总统在白宫接见了亨利·福特。本来，威尔逊总统对亨利·福特的政治兴趣就没有多少好感。两人见面后，亨利就一直滔滔不绝地阐明自己的反战立场，并表示愿意对战争的双方进行调停。威尔逊总统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也不作任何评论。
突然，天真的亨利·福特向总统下达了一个“最后通牒”，大概意思是，明天上午10点钟，他会在他下榻的酒店里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他已经租下了一艘游轮，他希望总统带领一帮人乘坐这艘游轮到欧洲去调停。当然，总统日理万机，可能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那么，他将代劳，和美国代表团一起赴欧洲调停，促使战争尽快结束。威尔逊被亨利的这个邀请吓了一跳，随即用模棱两可的话敷衍了一通，便转移了话题。
“这位总统先生不是个干大事的人。”走出白宫时，亨利这样表达对总统的不满。
如果说遭到了总统的冷遇就退却了的话，那么亨利也许还可以避免一次草率的行动给他带来的难堪，遗憾的是亨利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他做事一向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第二天，即11月24日，他就召集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他的声明，“我们将设法在圣诞节前把孩子们从欧洲的战壕中解救出来。我包租了一条轮船，我们中有些人要到欧洲去一趟完成这项任务。”
对于福特即将开始的和平之旅，美国的舆论界褒贬不一。《纽约时报》认为亨利此举“可能没有什么坏处”。
但大多数媒体都站在了反对者一方，对亨利的行动冷嘲热讽，纽约《先驱论坛报》认为亨利制造了“本世纪最残忍的笑话之一”。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出面了。我们知道，在1898年美国军舰“缅因号”爆炸的时候，这位总统还只是个海军代理部长，在没有得到总统授权的情况下，就下令海军进入全面备战，不久，美西战争爆发了。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大获其利，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也是在这位总统任职期间，推出了着名的门罗主义，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预美洲事务。美国独霸美洲的目的显而易见。这一次，亨利竟然以一个工业领袖的身份去做一场战争调停，在这位老牌政客的眼里无疑是可笑的，于是，他代表大多数政界领导发言，“福特先生的拜访，即使不是有害的，起码也是十分可笑的。”更有报纸挖苦亨利，说他凭着自己有钱就想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实在是太幼稚了。
讽刺、嘲笑、挖苦的洪流使亨利·福特很受伤，既然已经参与了政治，他就要努力使自己的表现受到尊重。当然他没有忘记在新闻中为自己争取一些舆论支持，他告诉媒体，也是在向全美国宣布，他的“和平之船”将会在12月4日起航。这样，他只有9天时间组织参加者，并安排这次航行的具体计划。整个11月底，报纸上依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有关亨利的消息，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有媒体的关注，亨利·福特就兴奋。为了进一步吸引外界的注意，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新闻简报，对外公布了100多位进步主义者、和平倡导者与政治领袖等将与“和平之船”一起航行的消息。当时的美国人对这些人都是很熟悉的，比如，威廉·霍华德、威廉·詹宁斯·布莱赖恩等。
1915年12月4日，“和平之船”奥斯卡二号起航了。亨利·福特邀请的那些政界要人和商界巨子没有一个人前来登船，就连亨利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托马斯·爱迪生和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也没给他面子。不过，爱迪生夫妇还是赶来为他们的好朋友送行了。据说，在开船的最后一刻，亨利悄悄地把爱迪生叫到一边，以100万美元做许诺，请求这位大发明家陪他一起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不过，爱迪生因为耳聋根本没有听清亨利说了什么，所以也谈不上对亨利策划的这场行动是支持还是反对了。
“和平之船”轰轰烈烈地准备了好几天，终于在这一天开始了它未知的旅程。亨利的妻子克拉拉站在人群中伤心地哭泣，她担心丈夫乘坐的船会被德国的水雷炸毁或被交战方的潜艇击沉，她一遍遍地劝说丈夫放弃这个不讨好的计划，但亨利的决心已不可动摇。他告诉妻子，他已经立下遗嘱：万一他有什么不测，所有的财产都归他们唯一的儿子爱德塞尔所有。他还建议克拉拉和他一起去，克拉拉拒绝了，她说，一旦亨利不幸丢掉性命，必须有人留下来照顾他们的儿子。
也许是女人天生的直觉更灵敏，克拉拉似乎意识到了那些怂恿亨利进行这场“和平之旅”的人不怀好意，于是说服亨利将福特社会工作部的马奎斯牧师带在身边，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能对她的丈夫有所帮助。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奎斯牧师的随行是必要的。
“和平之船”上共有120名乘客，其中一半以上是新闻记者，剩下的有普通的牧师、大学教师、慈善家，还有形形色色的怪人，有这么一个富得流油的大财主资助他们去欧洲大陆旅行，他们当然是很乐意的，记者们则敬业得多，他们的任务是跟踪报道这场“和平之旅”
的实时新闻。
“和平之船”驶向一片汪洋，船上的人们好像早已忘记他们的使命。刚踏上旅途不久，“和平使者”们就分成了两派，有亲德国的，也有亲盟军的。两派先是侮辱谩骂，接着又在船上大打出手。更糟糕的是，这艘船出发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威尔逊总统对众议院发表了演说，呼吁加紧备战。这个消息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斯威默夫人坚决反对总统的做法，马奎斯牧师则站在总统一边，也等于是站在了亨利的对立面。亨利眼神忧郁地看着这一切，担心两派的冲突会导致翻船。“和平之船”上每天都在上演一出又一出的闹剧。50多名记者更是百无聊赖，只好以狂喝暴饮来打发时间，其他的两派随时都在攻击对方。亨利不得不每天召开两场记者招待会，传达自己的“乐观”情绪，并且调节两派之间的争吵。
远离美国的亨利·福特很无奈，在13天的旅程中，他好像又回到了做工程师的时代，经常一个人躲到船舱里，查看轮船的发动机，也借以躲开那些没完没了的争论。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和平之船”不幸的旅程中，一场流感不期而至，船员和旅客都染上了流感，许多人卧床不起，致使一位主要组织者因流感转成肺炎而死去。亨利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和平使者”们的内讧仍未停止，尖锐的争吵声不时地传来。竟然还有记者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亨利的房间来看看他是不是死了，以免错过报道头条新闻的机会。船经过北海时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检查，态度并不友好。此时的亨利会是怎样的心情，也就不用我们在这儿描述了。
12月18日凌晨，“和平之船”终于在挪威的奥斯陆码头靠岸。
此时的亨利·福特面色苍白、身体消瘦，他一下船就躲进奥斯陆大饭店，一躲就是4天，丝毫不理会等在饭店门口的各界人物和新闻记者。直到12月22日晚上，他才在媒体前匆匆露了一面。但他看上去心不在焉，很少谈到他的“使命”，却奇怪地表示希望军火商考虑生产一种农用拖拉机，他认为这样可以得到比生产军火更高的利润。
一切都该过去了，这不过是一场闹剧，亨利·福特不仅没有进行一场调停活动，甚至还差点把命搭在茫茫大洋里。而“和平主义者”
们甚至还想让这位单纯的工业家跟他们一起留在欧洲，不只是为了调停战争，更主要的是这位工业家腰包里的钱能让他们过得更舒服。23日晚上，亨利·福特在马奎斯牧师和保镖戴林格的陪同下，悄悄离开饭店，在卑尔根上船，开始了返回纽约的旅程。克拉拉看到她的丈夫平安回到了家，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福特工厂的工人们也为他们老板的归来而欣喜。
回到纽约后，亨利·福特依然躲不开那些记者的围追堵截，好面子的他坚持说，他已经完成了当初的目标，唤醒了人们的反战意识，他告诉人们和平讨论已经代替了战争宣传，这是任何广告都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亨利·福特还发表了一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言论，他说，通过这次远征，他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是银行家、好战主义者和军火商推动了战争的爆发，但普通民众也是有责任的。不过，亨利对这场和平主义的宣传到底有多大的诚心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据说，他曾经拿着“和平之船”的旅行账单，酸溜溜地说：“我们花了50万美元，做了价值100万美元的广告，如果我们要硬闯入欧洲市场，至少需要1000万美元。”“和平之船”使亨利·福特的名字在欧洲传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