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先秦史官多为世袭，这种情况到汉代尚未改变，司马谈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便是明证。这和我们的“巫史”文化是分不开的。作为“巫”，必须要求掌握比较全面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由于当时社会尚不发达，“巫史”文化往往通过“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而其传承当然往往是通过在父子兄弟间的传授来实现的。这就使得“巫史”在统治集团中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又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当时统治者普遍具有的重视史鉴的意识，这就使得史官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极大尊重。再加上其几乎无法替代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往往不能被随意罢免。即使被罢免，其继任者往往也都是在“巫史”官员内部系统甚至是其家族内部选拔。种种这些，都使得他们往往敢于不畏强暴，敢于秉笔直书。
（第四节）史体
中国史籍，浩如烟海，渊如深洋，高过泰岳；体裁繁多，举世无双。《隋书·经籍志》，除《春秋》等列于经部外，将专属史部定为十五类。近代，学者们根据各自不同标准，分类又颇多。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张舜徽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将我国历史典籍分为古史、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实录、制度史、学术史、传记、地理方志、杂史、史评史论、史考、金石甲骨考证、历史研究法、笔记、类书丛书、文编、书目、表谱、索引辞典等二十类，颇有代表性。
现选取其中常见的一些体例略作讲解。
一般来说，根据编排的线索，可以将史书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根据编排的年代跨度长短的情况，又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也有以国家为单位来分别记叙历史的，称国别体。下面对史书的有关体例作简要说明。
（一）编年体
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著名的有《春秋》《左传》和《资治通鉴》。《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北宋司马光（1019—1086）主编，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编年体虽便于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事重复。但它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因此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
（二）纪传体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比如《史记》《汉书》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史书之后，我国古代的“二十四史”都是这种体例。
（三）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纪事本末体裁，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间先后加以集中叙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于记事，方便阅读。纪事本末类史书，以事为题，事与事之间缺乏联系，读者无法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其缺点。
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合称为古代三大史体，是我国古代史体的“三大支柱”。
（四）国别体
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记，又称国记，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它最初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国语》的记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的刘向校理群书，加以整理，去其重复，得33篇，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晋陈寿《三国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的历史。
（五）通史
通史主要特点是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资治通鉴》。
（六）断代史
断代史主要特点是只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如《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分为12篇纪、8篇表、10篇志、70篇传，共100篇，80来万字。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4年，共229年历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以外，均为断代史。
此外，典制体、史注体和史评等也应当了解。
（七）典制体
典制体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也不可能完备。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又有宋郑樵作的《通志》与清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它们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深受后人欢迎。
（八）史注体
注体是中国古籍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注体应运而生。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主要集中于经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家借鉴经学家注经的方法注解史书，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这一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所作的注数量众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时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时刘昭《后汉书》注及《续汉书》注等。而《史记》“三家注”（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当数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杰作。
（九）史评
史评即史学评论、史学批评。我国的史评，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不过，那时的史评，是对历史的评论，而非后来对历史著作的评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史评，始于司马迁。他认为《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肯定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堪称史评专篇的是班彪的《前史略论》，他在文中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制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各类之序介绍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对过往史籍的全面史学总结。唐代最重要的史评著作是刘知几的《史通》。宋人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实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明末清初，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论古代各种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批评，提出了独到的史学见解。
（十）史考
考证，又称考据，是整理古籍和史料的一种方法，一般是通过本书的前后比较（本校），以彼书来校正此书（他校），以一种史料和他种史料对校（互校），来发现矛盾，分析归纳，得出结论。我国史长籍富，或因传抄翻刻，或因有意作伪，使不少古籍残缺讹传，考据就是适应整理校勘、注释考订古籍而产生的治学方法。
我国考据，早已有之，而真正的鼎盛，乃清乾嘉时期。其时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文人为躲避灾祸，纷纷躲进故纸堆，读经校书，不理世事。因此，考据空前兴盛。乾嘉史家，大多以考证的方法从事史学研究，或对旧史校勘注释，或对史籍甄别辨伪，或辑佚失传的史籍，成绩斐然。乾嘉考史著作甚丰，而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为有名，代表了乾嘉考史的最高成就。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史考的最高水平，《札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却不及钱赵两家。
（第五节）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由清代乾隆皇帝钦定，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是中华民族祖先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二十四史》是一部以中国古代治乱兴亡为背景，追求“历史与人性”的著作。包括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艺术、外交等多方面内容，是涵盖最广、记载最全、史料最详的一部鸿篇巨著。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1921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赵尔巽等编撰）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但由于《新元史》观念过于陈旧，材料皆未做出处，其成就始终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同样，由于《清史稿》一味颂扬清“德”，敌视晚清革命，疏略亦多，其地位一直也未得到承认。
《二十四史》含书如下表所示。
在此，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仅简要介绍“四史”、《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
（第六节）史书举要
（一）《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简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寡不敌众，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130篇，52万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