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有过一个总结，认为批评兴旺之时，恰恰是作品衰落之际。他们提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希腊戏剧衰落的证据。如果不怀疑这种说法，那么当代诗界批评的乱象，倒反证出当代诗歌创作的蓬盛。不是说没有好的有开明作风的批评家，当然有，但他们为数甚少，难以影响整个诗界，这样，我们感到喧嚣的批评之声，多数来自“圈子批评家”。“圈子批评家”并非我们时代的独创，前辈中已有成仿吾等先驱，他们向我们供应着一种意识，即除了他们自己所在的圈子，其他圈子的东西都无足轻重。在圈子批评家看来，对当代诗歌的评价非常容易，它不过是一个权力问题。多年苦心经营得到的权力，马上可以在改变他人的观念上收到效果，使圈子内的诗歌成为命运的宠儿。我曾说过“观念可以改变感觉”，但，是不是观念一变，真的就处处皆诗呢？当然不是，凭借智慧，观念可以让我们放弃本能的排斥感觉，接纳一开始不喜欢的趣味，使我们有机会去接触诗歌的全貌。观念打破的是感觉的排斥。不过感觉并非不会“思考”，感觉对形象、修辞、结构、层次、声音等的敏感，使它会排斥同一趣味里的愚蠢和空洞之作。就是说，感觉依旧会在同一趣味里，捍卫品次高低的分类。彻底依赖观念来拯救劣作，缺乏长久的人性根据，理所当然会最终失败。所以，圈子批评家与中国当代只知道诠释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没有两样，他们提供一系列所谓的依据，本质上是干扰了对诗歌真相的认识，他们以为哑寂的真相抵不过高亢的批评之声。但是且慢，近年因教书，我重读过成仿吾的评论，记得没多久，我就体察到他要拔高同人的心境，接着我看清了他下笔时的隐秘动机，说真的，我对他勇而不智的文章一下失去兴趣。只消几十年，他的破绽就历历在目，对那些落笔于纸上的当代批评家，真是一个不小的前车之鉴。后人一样会运用全部本领，来审视我们的文章，一旦瞥见不洁的动机，一样会毅然弃我们而去。我认为批评的活力不在于文章多寡，无论新添多少文章，都不如诚实更能令批评有效和兴盛。难以估量，机智的撒谎已给诗坛造成多大混乱和伤害。我只期待能出现更多诚实的批评家，靠他们打破诗界人为的精神割据。毕竟，笨拙的诚实与机智的撒谎相比，更能赢得明眼人和后人的尊敬。
“废纸篓诗歌”
本来发表是这样一种文学安排，它既要向水平高的读者证实编辑没有看走眼，也要向水平比作者低的读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摹本。由于这类摹本在回应当下意识方面，比过去的杰作更有新鲜感，它们就成了部分读者眼中文学仲裁的结果——它们的水准最接近过去的杰作。读者藉此可以跟踪进入当代诗人的诗艺世界，诗人最新的探索之作能成为读者欣赏和学习的对象。比如，诗歌仲裁在杂志社进行时，会产生大量的“废纸篓诗歌”。编辑因感到自己处于诗歌史的末端，便会尽力谋杀与杰作水准相去甚远的作品，把它们驱入废纸篓。废纸篓就像诗歌孵化器，作品不去除稚气，读者永远别想见到它们。我因有过在扬子江诗刊做二审的经验，知道“废纸篓诗歌”的数量真是大得惊人。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旦提升自然来稿的用稿率，杂志质量必会下降。我认为“废纸篓诗歌”的厄运，是过去诗坛智慧的一部分。不过近年，情况大变，随着太多的诗歌版面和杂志问世，过去寸步难行的“废纸篓诗歌”，突然间赢得发表的机会，藉着冒出来的众多版面，废纸篓诗歌改变了发表诗歌的性质。当任何水准的写诗者都能发表，说明诗界已经走到了诗歌的反面，导致普通读者值得学习的对象，已经深藏难觅。太多的庸常之作，已把所有诗歌版面覆盖起来，以致需要学诗的读者，已辨不清哪些是高明的诗作。有时，这真是嘲讽，一些诗还没写上路子的人，就侃侃而谈写诗的经验。若在过去，我们只好去杂志社的废纸篓里捡这些人的作品。于是我悟出，发表在当代正在对诗歌施加负面作用，它在普及诗歌的同时，实际在给批评和鉴赏添乱，给批评施加说奉承话的巨大压力。常常，有的批评家真那么说了，在容忍肤浅和幼稚方面，有的批评家真是有雅量。这些在诗歌版面安定下来的浅薄之作，许多就成为羡慕发表的读者充作学诗的样本。于是，就出现一个怪象，新加入写诗的人群，很多在学那些速朽的浅薄之作，只因为它们上手快，可以堂而皇之在诗歌版面发表，沽名钓誉。发表竟成了挡住读者视野的高墙，成了把民族的后续智力引向速朽之作的功臣，实在有违杂志或诗歌版面创办者们的初衷。他们有心给现代汉诗一个美好的前景，但忘了一个基本法则：好诗的数量不是无限的。说得确切点儿，每年全国的诗歌版面足够发表二十万首诗，为要填满版面，只好发表大量的平庸之作。这就产生了由数量决定质量的怪象。对于已经写出好诗的诗人，人们只对他能否继续写出令人感兴趣的，继续写出是他作为诗人的唯一证明，哪怕他已力不从心，只是用像诗的东西填满纸页。一旦不再写诗，人们干脆就忘了他，干脆不提他曾有过的美妙之作。继续写的另一层含义是，人们懒得对诗作本身多加注意，只注意一个诗人在各种版面的出镜率。一个诗人维持着声名，不是他每首写得好，而是他写得多，不停写可以使他克服被遗忘的危险。可以相信，一些诗歌版面对诗人的追逐，也导致一些诗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灵感。我认为，在人们对单首诗的关切度越来越低时，在发表已演变成诗人“还活着”的证据时，维持诗坛秩序与道德的批评家们，应当通过批评来使单首好诗的价值获得应有的承认，以此检讨我们对数量的迷恋，同时看到我们当下思维与大跃进思维的隐秘关联。最近我发现，沈苇主编的《西部》已经在矫正这种数量意识，他用“一首诗主义”来抵御灵感受到的数量威胁。所以，在把新诗变成我们新文明的过渡期，我们应该充分估量诗歌普及与诗歌探索的不同需要，诗歌的传播不应以牺牲水准为代价。我们既要懂得传播属诗之必需，也要警惕它会把诗歌的视野弄得很狭窄，因为在缺乏士的环境中，传播倾向于瓦解诗歌与诗艺的关联。明清士人早已寻出一条防范市场力摧毁文化的法则，那就是把品味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假如现状真可以改变，我倒希望出现大量关注品味的普通鉴赏杂志，和为数不多的高水准探索杂志。我们应当放慢“见到杰作”的速度，对杰作的承认越严格，就越能把新诗推向大家期待的方向。
政治思维的痕迹
政治在当代汉诗中的位置，虽然已经被审美取代二十多年，但政治思维的痕迹仍以各种方式，显露在批评家和诗人的作为中。这里我只想阐述两种思维痕迹，一种是“大跃进”思维，一种是“文革”思维。一些人希望快速产出或甄别出当代大诗人，认为靠评奖、投票评选就能选出大诗人，靠基本的路线设计就能造就大诗人，靠多写就能成为大诗人，恕我直言，这是政治思维习惯导致的作为，它下意识源自“大跃进”思维。“大跃进”是用激情、神话、意志淘汰理智、真相、客观的范例。隐在这种思维后面的人，一般会这样构想当代诗坛——当代有产生大量大诗人的无限可能，只要打破某种陈规陋习，当代就能成为史上罕见的伟大时代。这是前个时代遗留给我们的颂扬恶习，是政治思维污染诗坛的结果。既然庞大的诗人群体中隐着不少大诗人，为了及早发现他们，一些人就忙于通过投票、文章来进行遴选、推荐。无知的公众当然也期待能有大量的文化卫星上天。我说这类行为带有政治的性质，是因为任何奖项、评选、推荐都只涉及我们时代的审美，企图只以一个时代的审美，来支配“大诗人”的称谓，无异于夸耀本时代的审美胜过未来的所有时代，这不过是“抑古扬今”政治思维的翻版。其实，给谁戴“大诗人”的帽子，不是单属于一个时代的“小事”，“大诗人”至少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时代的验证，我们应该懂得，最擅长把握此称谓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时代，中国古代史学向来强调“隔代写史”，旨在消除一些歇斯底里的主观气息，能令事实、真相脱羁而出。六朝体认的诸多“大诗人”在后朝消失，即是一例。别林斯基做批评之前的俄国，也弥散着“大师”林立的亢奋，他做批评的结果是，前朝在他眼里只剩下普希金、果戈理……由于“大诗人”是一个复杂而丰沛的历史概念，我们不必用自己时代的软肋去触碰它。值得我们留意的不是给谁什么称谓，而是当现代汉诗正在发展时，尽量不去做不可原谅之事，即眼看着少数好诗被大量垃圾湮没。弥尔顿当年呼吁建立观点的公开市场，他认为真理最终会在自由竞争的观点市场获胜。同样，我们应当建立诗歌选本的公开“市场”，让各种选本在后人那里自由竞争，把我们力不从心地找“大诗人”的事，丢给后人去烦心。尽量按照个人真实的审美感受去编辑诗歌选本，才是值得我们时代颂扬的诗歌善事。后人将会根据这些诗歌“文献”，甄别出真正的大诗人。当代诗坛另外还深深浸染着“文革”的“斗争”思维。它表现为党同伐异、相互攻讦、辱骂、置对方于死地等等“文革”积习。斗争思维的本质，是对现代性明显的不适应。斗争是逼迫对方认同“唯一真理”的手段，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一元思想，即认为只有一种思想能揭示真理，除此，真理再也无法在别的思想中显形。一元思想来自专制的农耕社会，它企图创造稳定社会的威力，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远离现代社会的思想。而把对峙变为多元并存，恰恰是现代性的本质和兴趣所在。即认为最好的东西不在“唯一”那里，“最好”恰恰隐身在各种可能性里，它导致出现自由竞争的观点“市场”。现代性其实指出了如何消除“文革”积习的方法，即对当代任何一方的“定论”可以置之不理，只去关注诗坛最鲜活的部分——诗歌文本。诗人或批评家的美德，在于不要抛开自己的审美真实来谈诗，哪怕它只是错觉或错误。在一个由诗歌选本构成的公开“市场”里，担负起矫正“错误”职责的，不只有别的诗人或批评家，还有作为明眼人的读者和后人。
口碑的原生态
口碑一般潜伏在人群里，它不企图统御或消灭不同的评价，而是所有不同评价竞争的结果。它对文本虔诚之极，一般劣诗很难获得它的青睐，它一时也难以影响当代诗歌史。它就像古代的隐士有着可敬的品质，带着客观冷静的眼光，在当代诗歌史外的人群里过着隐匿的游荡生活。当某诗歌奖选中的作品名不副实，当三流诗人获得一流地位，当刊物刊出的作品质量低劣，当写文章的人受控于撒谎的意志等等，它就会在人群中传播一种轻视。实际上，它着迷的是作品与作品的比较。口碑是作品在阅读流传中形成的品级金字塔，只不过它是即时的，会因为有更好的作品添加进来，而随时重排品级的次序。它的性质非常类似每周的歌曲排行榜，当然它不会敏感到能觉察这周和上周的差别。它敏感的时间尺度并不确定，也许是两首好诗出现的间隔，也许是两个好诗人出现的间隔，也许是两个好选本出现的间隔……它基本体现了坚守真相的精神，是阅读感受最真实的流露，自然规避着地位、官阶、奖项、评选、文章等造成的盲目热情，它是一个时代企图靠自身力量恢复真相的努力，企图接近更久远的后世评价。当然，与后世评价相比，它也有自己不利的一面——时代的整体审美倾向会影响它，它摆脱不掉的时代趣味，有时会使它偏离后世评价。比如，王维在唐人选本中，之所以比李白、杜甫明显占优势，我认为与唐人推崇出世精神有关，与王维相比，李白、杜甫当然显得过于入世。所以，口碑还要经受从一个时代移到另一个时代的考验，直到不同的时代达成一致为止，那时它才能触及更恒久的评价。由于口碑不会站在当代阵营的任何一方，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是阅读感受，所以，我把它视为最适合当代汉诗生长的绿洲，或说批评的原生态。当然，不诚实的奖项、党同伐异、利益批评等都在向它进攻，企图把这块绿洲或批评的原生态变成可以操纵的沙漠。我想说，这些人当然注意到了大众的无知或盲目，知道大众需要有人为其心灵指路，但他们也高估了自己能蒙骗口碑的能力，忘了口碑是当代明眼人的一种意志——追随和实现评价真相的意志。它就像是从远山传来的晚祷钟声，声音虽然轻微但始终充满感染力，一些真正珍惜当代汉诗发展的人，才会驻足认真聆听……
